米塞斯经济政策第六讲：政治与观念

文：路德维希·范·米塞斯

翻译：风灵

在启蒙时代，在北美独立的那些年，以及数年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之时，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情绪是乐观的。当时，所有的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完全相信，我们将开始一个繁荣、进步和自由的新时代。那时候，人们期待新的政治制度——已在欧美的自由国度建立起来的代议制宪政政府——会以非常好的方式运作，而且经济自由能够持续地改善人类的物质条件。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其中的某些期待是过于乐观了。无疑，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经历了经济状况前所未有的进步，多得多的人由此能以高得多的生活水平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18世纪哲学家们的许多愿望被彻底打碎了。他们希望不再有战争，不再需要革命。这些愿望未曾实现。

在19世纪，曾有一段时间，战争的数量下降，也不再那么残酷。但是进入20世纪，好战精神再次兴起，而我们完全可以说，磨难尚未结束，然而人类不得不继续。

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宪政制度令人类失望了。研究过宪政问题的大多数人（也几乎是所有的作者）都似乎认为，这一问题的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没有关联。因此，他们多是详尽研究代议制政体（人民代表组成的政府）的衰落，好像这一现象完全独立于经济形势，独立于决定人们行为的经济观念。

但这种独立性并不存在。人类并不是这样一种生物，有一面是经济的，有另一面是政治的，两面毫不相干。事实上，所谓自由的衰落，所谓宪政政府和代议制度的衰落，就是经济和政治的观念剧变的结果。这些政治事件是经济政策变化之必然后果。

18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法学家奠定了新型政治制度的基础。他们的指导思想假定，一国之内所有诚实的国民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一终极目标就是整个国家的福祉，以及其他国家的福祉，所有正直之人都应献身于此。这些道德领袖和政治领袖完全相信，一个自由的国家无意于征服。他们设想的党派斗争都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就如何最好地处理国家事务而言，存在歧见是非常正常的。

在某个问题上持相似观点的人互相合作，而这种合作就称为党派。但某个党派的结构不是永久的。党派的结构并不取决于个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如果人们了解到他们原有的立场是基于错误的假定，基于错误的观念，就有可能改换党派。就此而言，许多人认为选战中的讨论，以及嗣后立法议会的讨论都是重要的政治因素。立法机构成员的发言不是仅被认为在向世界宣告某个政党的需求。这些发言被认为是试图让对立的团体相信，该演讲人的主张比起他们以前听到过的说法更为正确，更有利于公共利益。

政治演讲，报纸的社论，小册子和书籍都是为了说服而写作的。如果某人的观点合理，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不能说服大多数人他自己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出于这种观点，19世纪早期的立法机构才制定了宪法规则。

但是这意味着政府不干预市场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全体公民只有一个政治目标：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福祉。然而，恰恰是干预主义代替了这种社会和经济哲学。干预主义孵化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哲学。

在干预主义者的观念之下，政府有责任支持、补贴特殊集团，赋予其以特权。18世纪的政治家的观念是立法者对公益有独到见解。但是在当今的政治生活现实中，我们所具有的，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没有任何例外，全世界所有非共产主义专政的国家都不再有传统的古典意义下真正的政党了，只有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

压力集团是牺牲其他国民的利益而为他们自己谋求利益的一群人。这种特权可能是就具有竞争力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可能是补贴，可能是禁止他人与压力集团成员相竞争的法律。无论如何都是给予压力集团的成员以特殊地位。按照该压力集团的观念，给予他们的东西是其他团体所不能享有，或不应享有的。

在美国，从前的两党制度似乎仍然得以保留。但这只是真实情况的伪装。实际上，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由压力集团的斗争和愿望决定的。在美国，仍然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但是在两党中都有压力集团的代表。这些压力集团的代表更感兴趣的是与对方党派中同一压力集团的代表合作，而不是与他们自己党派的同仁们一起努力。

给你们举个例子，如果你与美国真正了解议会事务的人交谈，他们会告诉你：“此人是代表白银业集团利益的议员。”或者他们会告诉你另一个人代表的是小麦种植者。

当然，每个单独的压力集团肯定是少数。基于劳动分工体系，每一个致力于特权的特殊团体都必然是少数。而少数团体如果不与其他类似的少数团体、类似的压力集团合作，他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取得成功。在立法议会中，他们试图实现不同压力集团之间的联合，由此他们可能成为多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这种联合可能会瓦解，因为在有些问题上这些压力集团不可能达成一致，然后又形成了新的压力集团联合。

这就是1871年发生在法国的事，历史学家称之为“第三共和国的衰亡”（the decay of the Third Republic）。这不是第三共和国的衰亡，而只是压力集团这种制度不能成功地运用于大国政府的例证。

在立法机构中，有小麦业的代表，有肉业的代表，有白银业的代表，有石油业的代表，但最重要的是各种工会的代表。只有一件东西在立法机构中不被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人支持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而所有问题，甚至外交政策，都是从特殊压力集团的角度来看待的。

在美国，一些人口稀少的州对银价感兴趣，但并不是这些州的每个人都感兴趣。然而，数十年来，美国花费了纳税人大量金钱，用来在市场价格之上购买白银。还有个例子，在美国，只有少数人口从事农业，其他的人都是农产品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然而，美国的政策却是用几十亿几十亿的美元来维持农产品的价格高于潜在的市场价格。

不能说这项政策有利于占人口少数的农民，因为与农业相关的利益并不统一。奶农不喜欢谷物价高；相反更喜欢谷物价廉。鸡农希望鸡饲料的价格低廉。农业集团中有许多不能相容的特殊利益。然而，议会政治中的精明手腕使得人数很少的利益集团能够牺牲多数人以获得特权。

在美国有种情况特别有意思，关于食糖。或许500个美国人之中只有1人希望糖价高昂，而很可能499人都希望糖价低廉。然而，美国的政策是借助关税和其他特殊手段来尽力提高食糖价格。这项政策不仅损害了那499人作为食糖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与其他所有美洲国家合作，而其中一些国家希望能向美国销售食糖。他们希望能销售更多的食糖。压力集团的利益甚至会决定一国的外交政策，这个例子表明了这是怎么回事。

多年来，全世界的人一直在论述民主制度——关于主流的代议制政府。他们抱怨其不足之处，但是他们所批评的民主制度只是干预主义成为了治国之策的民主制度。

如今可能会听见人们说：“在19世纪早期，在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立法机构里的演讲与人类的重大问题相关。人们反抗暴政、为自由、为与其他所有自由国家的合作而奋斗。但是现在的立法机构里，我们更加务实了。”

当然我们更加务实了。现在的人不谈自由：他们谈的是要求花生涨价。如果这是务实，那么立法机构当然变化显著，然而并没有进步。

这些由干预主义带来的政治变化已经明显地削弱了国民和代表们的力量，用以抵抗独裁者野心和暴君行径的力量。立法机构的代表们唯一关心的是满足投票者的愿望，比如，要求食糖、牛奶和黄油价高，小麦价廉（由政府补贴）。这些代表很难代表人民，他们根本代表不了全部选民。

赞成这些特权的选民没有意识到，还有需求相反的对手会阻止他们的代表取得完全的成功。

一方面，这种制度也导致了公共开支持续增加，另一方面，让征税更为困难。这些压力集团的代表想为他们的压力集团争取特权，却不想让支持者承受太重的税收负担。

立法者不代表整个国家，而只应代表选举他的地区的特殊利益，这不是18世纪现代宪政政府奠基者的观念，这是干预主义的后果之一。最初的观念是立法机构的每个成员都应代表整个国家。他由某一特定地区推选，只是因为在那里他为人所知，对他有信心的人选了他。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进入政府是为了为其选民谋求特殊利益，不意味着他会要求建新学校，或新医院，或新精神病院，这会导致他所在地区的政府开支明显增加。压力集团政治解释了为何所有的政府几乎都不可能停止通货膨胀。一旦当选官员试图限制花销，限制开支，支持特殊利益的那些人，从预算的特别项目中获利的那些人，就会宣称不能从事这个项目，或必须实行那个项目。

当然独裁绝不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独裁不是自由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一个独裁者起初或许会做出各种承诺，但作为独裁者，他不会遵守诺言。相反，他立刻会压制自由言论，于是，几天，几个月或几年以后，报纸和立法机关的演讲者就无法指出，他在独裁开始时所说的与他后来所做的不一致。

我们看到今天在许多国家中自由的衰落，想到的是德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不久的过去所经历的可怕独裁。结果是，现在人们在谈论自由的衰亡和我们文明的衰落。

人们说，一切文明最终必然毁灭崩溃。这种看法有些著名的支持者。其中之一是德国教师斯宾格勒（Spengler），而另一位还更为有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文明现已衰老。斯宾格勒将文明比作不断生长的植物，但其生命最终会走到尽头。他说，文明也是如此。但是，将文明喻为植物完全是想当然。

首先，在人类的历史中，非常难以区分不同的独立文明。文明不是独立的，而是共生的，相互之间不断影响。因此，人们不能像谈论某株特定植物的死亡那样谈论某个特定的文明的衰落。

但是，即使你驳斥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学说，仍然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对比：衰亡文明之间的对比。无疑，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培育了一种非常繁荣的文明，在其统治的欧亚非疆域中，有非常发达的文明。也有水平很高的经济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之上。虽然与我们今天的状况相比，它看起来相当原始，但它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其劳动分工程度达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之前的最高水平。同样无疑的是，罗马文明崩溃了，特别是到了3世纪时。罗马帝国内部的这种崩溃，使其不能抵抗外部的侵略。虽然比起罗马在之前各个世纪反复抵挡过的侵略，这次的侵略也并不更严重，但罗马帝国内部出了事，他们再也无力抵抗。

出了什么事？有什么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一个帝国的崩溃，而这个帝国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18世纪之前的最高文明程度？真相是，摧毁这个古代文明的东西与威胁到我们今天文明的危险很相似，几乎一模一样：一是干预主义，一是通货膨胀。罗马帝国存在干预主义的事实是罗马帝国沿袭之前希腊的政策，没有放弃价格管制。这种价格管制是温和的，实际上没有产生任何后果，因为几百年来它都没有试图把价格压到市场水平之下。

但是，当3世纪时开始通货膨胀时，可怜的罗马人还未拥有我们实施通货膨胀的技术手段。他们不能印钱，只好降低硬币的成色，这比起现代的通货膨胀制度而言逊色多了。现在的制度凭借现代化的印钞机，就能轻而易举地毁灭货币的价值。但那在当时也够用了，它产生了与价格管制相同的效果，因为官方所能接受的价格现在已经低于各种商品因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可能价格了。

当然，其结果是城市里的食品供应减少。城里人被迫回到乡下重新务农。罗马人从未认识到事情的原委。他们不能理解。他们尚未发展出思维工具来解释劳动分工的问题，解释通货膨胀对市场价格带来的后果。当然，他们清楚地知道，通货膨胀、通货贬值是坏事。

于是，皇帝以立法来制止这一趋势。法律阻止城市移居乡下，但这种法律没有效果。由于城里的人没有东西吃，他们快饿死了，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他们离开城市去务农。城市居民不能再作为工匠从事城里的加工业。而且，随着城市里的市场消失，人们也买不到任何东西了。

于是我们发现，从3世纪起，罗马帝国的城市逐渐衰落，劳动分工也不像从前那么密集了。最后，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家庭体系出现了，后世法律称之为“庄园”（villa）。

因此，如果人们将我们今天的状况与罗马帝国相比，认为“我们将重蹈覆辙”，他们这样说是有些道理的。他们能够发现某些类似的事实。但差异巨大。差异不在于3世纪下半叶主导性的政治结构。当时，平均每三年就有一个皇帝被暗杀，而杀害他的人或致死他的人成为其继任者。平均三年后，新皇帝又会出同样的事。公元284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成为皇帝，他一度试图阻止衰败，但未成功。

今天的状况与罗马当时主流状况的巨大差异在于导致罗马崩溃的措施并非是有预谋的。我要说，它们不是那些应被谴责的正规学说的后果。

然而，相反，现代干预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观念，通货膨胀的观念，由学者和教授编造成正式学说，在学院和大学里讲授。你可能会说：“那今天的情况更糟糕。”我会回答：“不，并不更糟。”就我看来，情况更好些，因为观念可以被别的观念所击败。在罗马皇帝的时代，没人怀疑政府有权决定最高限价是个好政策。没人对此有争议。

但是由于我们有学校、教授和书籍推荐这种政策，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有争议的问题。所有让我们现在受害的糟糕观念，使得我们的政策如此有害的观念，都是由学术理论家们发展而成。

一位著名的西班牙学者谈到“群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我们使用这一术语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这种反叛不是由群众造成的：是知识分子造成的。而发展出这些学说的所有知识分子都不是来自群众中的人。马克思主义学说伪装成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好的观念，而只有无产阶级的头脑才创造出了社会主义，但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者，毫无例外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说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卡尔·马克思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他是律师的儿子。他不必打工就上了大学。他就象今天的富家子弟一样在大学里学习。后来，终其一生，他都由其朋友弗里德里奇·恩格斯资助。恩格斯是工厂主，照社会主义的观念，是最坏的一种“资产阶级”类型。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他是个剥削者。

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一切事情都是观念的结果，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需要与坏观念作斗争。我们必须与公共生活中所有我们厌恶的东西作斗争，以好观念取代错误观念。我们必须驳斥主张工会暴力的学说，反对没收财产、管制价格、通货膨胀，以及让我们受害的所有邪恶之事。

观念，只有观念，能够照亮黑暗。这些观念必须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介绍给大众。我们必须让他们相信，这些是正确而非错误的观念。19世纪的伟大时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古典经济学家观念之产物，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巴斯夏和其他人观念之产物。

我们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以更好的观念来取代坏的观念。我希望而且相信，年轻一代会做到这点。我们的文明并非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所说的那样注定灭亡，我们的文明不会被莫斯科的精神所征服，我们的文明会而且必须生存下来。比统治现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观念更好的观念，会让我们的文明生存下来，而年轻一代会发展这些更好的观念。

五十年前，世界上几乎没人有勇气开口支持自由经济，但现在，至少在世界上的某些先进国家，我们有一些机构，成了宣传自由经济的中心，比如，贵国的“经济自由传播中心”，它邀请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个伟大的城市说上几句。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迹象。

关于这些重要的问题，我不能详谈。六次讲座对听众来说或许很多了，但尚不足以建立自由经济制度的完整学说，而且当然不足以驳斥过去五十年间就我们所讨论的经济学问题写作的所有谬论。

我非常感谢经济自由传播中心，让我有机会对如此优秀的观众演讲，我希望未来几年，贵国，以及其他国家，支持自由观念的人数会有显著增加。我自己对自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未来都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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