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国家：从敌到友
01
稀缺原理与圣诞老人原理
经济学家和国家（state）是天然的敌人。
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改善人类福祉的手段——经济学家称之为“财货”——是自然稀缺之物，在它们可用于满足人的愿望时必须先被生产出来。
稀缺原理还意味着，一旦生产出来，财货被赋予某人之后，就必然剥夺他人对此物的利用。
换句话说，不存在免费的午餐。
国家及其朋友拒绝稀缺原理，而是坚持其绝对对立面——“圣诞老人原理”。[译注：寓意是“政府能够提供（不取之于他人的）免费福利”，就好像无偿普降礼物的圣诞老人一样]
米塞斯将该原理界定为：
“政府或国家是一种外在于和高于社会生产过程的实体，它拥有某些不是源自于向其臣民征税的东西，它能够为明确的目的花费这种神秘的东西。”
在米塞斯写下这些观点之前100年，法国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巴斯夏阐述了这种潜藏在所有支持政府干预经济的论点背后的圣诞老人鬼话，同时重点肯定了稀缺原理。有必要充分引用巴斯夏的论点：
“在这里，一边是公众，另一边是国家，它们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后者意在向前者倾降甘霖……是人类幸福的真正花洒……
事实是，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有一只手。
它有两只手，一只取，一只予……严格地说，国家可以取而不予……（因为）它的双手……总是会将过手的东西留下一部分，有时是全部。
但是，从未见过，且永远见不到，甚至无法想象的是，国家对公众能够予多于取……
对国家来说，给予构成社会的某些个体一些特别的利益，而不给整个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基于这种推理，巴斯夏公正地阐述了他对国家的著名定义：
“国家是庞大的虚假实体，每个人都通过国家来寻求以牺牲一切他人之利益而生活。”
巴斯夏还预见到，一旦关于国家的“圣诞老人观”被公众广泛拥抱，国家将能够无限发展。
根据巴斯夏的说法，理由是，
“国家是由内阁成员、官僚，以及简言之，像所有人一样，心有欲火，总是热情择机扩大其财富与影响力的人构成的。
那么，国家很快就能理解，它可以利用公众授予它的角色。
它将成为一切命运的主宰。
它将大肆攫取并中饱私囊。
它会增加其代理人之数量；会扩大其特权之范围；
最终，天地万物将几乎尽归其手。”
二战前，经济学家们被各路国家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神政主义者，民主派——憎恨和斥责，因为前者揭露了圣诞老人神话，从而揭露了国家的实际面目：
它是一个掠食组织，它的一切行动都是通过伤害那些自愿生产和交易财货谋生的人，来让自己及同党受益。
1949年，米塞斯强调了经济学家与国家之间的历史性敌对：
“如果人们没有注意到如下事实：经济学家本身是对那些当权者之骗局的挑战，那就不可能理解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家永远不可能被独裁者和煽动者们的喜爱。
经济学家总是给后者添乱，后者越是打心里深信经济学家的反对意见有根有据，就越是痛恨经济学家。”
02
经济学的错误转向
不幸的是，在米塞斯写下这些观点的时代，经济学家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剧烈的转变。
这种变化在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驰名教科书《经济学：分析导论（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第一版的出版中有最清楚的表现。
在这本书中，萨缪尔森炮制的东西，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综合体系（neoclassical synthesis）”，一种将稀缺原理与圣诞老人原理调和起来的徒劳尝试。
将圣诞老人原理并入经济学的运动，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尤其是1930年代理论发展的推动。
一方面，莱昂纳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受奥地利学派影响的经济学方法论专著《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让大多数英美经济学家印象深刻：稀缺性而非物质财富才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论题。
另一方面，大约同时间，经济学其他领域的数项发展说服盎格鲁-美利坚经济学家们相信，市场是“不完美的”，常常无法以最低成本、恰当组合和与符合资源充分利用的水准来交付财货。
我们简要地探讨一下这些“市场失败”理论。
始于1933年的垄断竞争革命，促成了这种观点：经济中，绝大部分市场都是垄断的。
品牌、区位差异、商标和产品成分与包装的变化误导消费者对相同的产品作出区分。
这让几乎每家厂商都能占据一种垄断生态位，并赋予将其价格提高到完美竞争价格之上的市场力量。
完美竞争价格存在于世外桃源（a never-never land），在那里，所有买家和卖家都拥有完美的知识，所有厂商都无限小，每个市场中的商品都完全一样。
所谓的垄断竞争造成了厂商低效限制商品生产，以获得更高的价格，同时推高了生产成本和创造了过剩的产能。
1930年代还能看到福利经济学的持续发展，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A.C. Pigou,）的《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之出版，使它成为正式的经济学分支。
庇古强调的东西，我们今天称为外部效益（external benefits）和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
这些概念在福利经济学中仍然扮演着核心角色，它们指的是这种事实：个人并非总是能收获其市场活动的所有利益，或承担其市场活动的所有成本。
在外部效益的情形中，据说它导致了在教育、灯塔和基础科学研究这些财货方面的市场失败，其表现形式是投资不足，因为这些财货的社会效益超过了为这些财货付钱的人们所获得的私人效益。
一个接受了教育的选民和一座灯塔，给没有为选民的教育或灯塔之生产付钱的第三方带来了效益。
因此，这些财货之生产，少于这些财货的生产者及其付款消费者获得该财货之全部效益的情形，也少于在某种程度上强迫这些财货之全部受益者付款的情形。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他1936年出版的《通论》中提出了这种市场失败论，对巩固现代经济学中的圣诞老人神话影响最大。
在书中，凯恩斯论证道，市场经济普遍未能产生最够的总支出（或“总需求”），以购买劳动力充分就业时经济体潜在地能够生产的全部产出。
这意味着，总体上，资源是超级丰裕的，稀缺仅存在于凯恩斯所称的“特殊情形”中，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和企业家凑巧花了足够的钱购买充分就业水平的产出。
如果资源的超级丰裕是普遍情形，那么圣诞老人原理就会在经济学中占据C位。
货币创造资助的政府支出不会剥夺任何人的部分真实收入，而是奇迹般地变出了额外的，可予以某些人而无须取自其他人的好处。
03
后凯恩斯主义越错越深
随着凯恩斯革命开始在盎格鲁-美利坚经济学行业中扎根，阿巴·勒纳（Abba Lerner）这位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和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之父，极力给圣诞老人原则披上科学术语的外衣。
他称适用于资源过剩世界的经济学理论为“翻转”经济学（“topsyturvy” economics），并拿它与基于稀缺原理的“普通（ordinary）”经济学作对比。
他没有完全拒绝“普通”经济学，而是认为：
“一个受困于失业的经济体，是一种颠倒的经济体（upside-down economy），对它而言，只有一种翻转经济学理论是有用的。
普通经济学或正向的经济学（right-side-up economics）与资源的经济利用有关。
资源是稀缺的……节约——利用更少的任何资源区完成任何任务——很重要……
但是，当存在失业时，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
如果存在可用的失业工人，那么成功地以更少的劳动力完成某些任务……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让工人解放出来只会增加失业。”
因此，对勒纳来说，在凯恩斯的颠倒经济体中，提高经济效率只会增加失业，让事情变得更糟。
同样的，勒纳承认，在普通经济体中，节俭是“一种美德和幸事”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条件”。
“但是，”他警告道，“在我们这种受困于失业的颠倒经济体中，节俭只会减少对产品的需求，而本来可以用于制造产品的资源纯粹未被利用而浪费了。”
根据勒纳的意见，“同样的考虑反过来也适用。正如高效和节俭导致痛苦和贫困，低效和浪费也会带来救济和富裕。”
因此，他认为，在颠倒经济体中，任何造成低效和浪费的事情——垄断限制、工会工作规则、关税——都会提高就业和收入。
为了强调他的观点，勒纳讽刺性地赞美了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揭批经济学谬误的杰作《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
勒纳写道：
“对翻转经济学最精致的攻击来自亨利·黑兹利特的《一课经济学》。
黑兹利特先生能够将本章阐述的大量命题撕成碎片，是因为他的所有论证都基于充分就业假设（大部分时候是无意识的），在这种状态中，翻转经济学完全不存在。
也许某一天他会考虑受困于失业的经济可能性，并写下第二课。”
04
对颠倒经济学的无情驳斥
伟大的黑兹利特从未采纳勒纳的建议，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在真实世界中，经济是正向的，资源总是稀缺的，而国家绝非神秘的圣诞老人之化身，而是传奇的——且非常真实的——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之后裔。【译注：匈奴王阿提拉（约406年—453年），古代亚欧大陆匈人的领袖和帝王，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在西方被视为残暴和劫掠的象征。】
同样地，勒纳将他的书献给“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 Laski）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热爱自由，且沉迷于叨咬‘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诱饵的人们。”
英国社会主义者拉斯基和自由放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唯一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相信稀缺和拒绝翻转经济学。
当然，像拉斯基这样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相信圣诞老人神话的变种：稀缺性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实现，稀缺就会消失。
相较于勒纳，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在修辞上温和得多。
然而，他们的理论立场本质上与勒纳并无不同。
尽管他们口头上承认稀缺，但仍然顽固地坚持翻转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国家能够无中生有。
所有当代经济学教科书都教导道，国家以恰当的政策治愈了市场失败，从而增加了食物供给，改善了人类的福祉。
国家在所有水平上的教育供给，确保了受教育的公民达到最优数量；
反托拉斯法律和“公共事业”法规压制了对关键财货的垄断限制；
而货币和财政政策抵消了经常存在的总需求不足和失业的趋势。
认为国家经济政策可以产生私人市场无法产生的丰富资源，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谬论（gross fallacy）。
国家掌握的唯一资源，是市场上已经生产出来的，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从生产者那里强制虹吸而来的资源。
这种盗窃减少了生产性工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福利，而有利于寄生虫政客、官僚、政府承包商和金融精英，以及国家偏爱的“受害”群体。
除了被税收和通货膨胀直接攫取收入之外，生产性的纳税人的财富和福利遭受了进一步的掠夺，这种掠夺来自于国家对经济的许多额外干预，例如监管、关税、反托拉斯法、价格控制和国家授权的垄断特权。
因此，市场失败理论是一种修辞手段，它被用来掩盖如下事实：
现代福利经济学完全建立在圣诞老人原理之上，即，国家是一个存在于社会之外的实体，拥有发掘资源之泉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免费地挥洒给被选出的个人和群体，而不会对其他个人和群体强加剥夺。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尤其是米塞斯和穆瑞·罗斯巴德，已经驳倒了所有关于市场失败的论证及其支持福利国家的理由。
他们已经证明了，
不受阻碍的市场中不可能产生对生产的垄断限制；
外部效益大体上是社会的福音，没有造成关键财货之生产不足；
货币供给足以促进一个经济体所生产财货全部产出之交易；
以及所有找工作的人总是能给按自由市场工资率找到工作。
一旦人们确定，经济学完全且仅仅是关于普遍而持久稀缺之世界中人的行动的科学，就会如水晶般清晰地认识到，福利经济学、翻转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同类根本不是经济学家。
他们是反经济学的一群人，他们未能领会到，资本财货——文明的人类存在之不可或缺的基石——是稀缺的，宝贵的，必须持续地节约、维持、替代和积累，以维持和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征没性的税收、周期性的通胀和他们倡导的其他许多干预打击了储蓄，造成了资本消耗，降低了生活水平并加速了反文明化进程。
将圣诞老人神话引入经济学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破坏。
05
经济学家堕落为国家的御用工具
现在，既然所有人都清楚，人的劳动和自然资源是极有有限的，坚持圣诞老人原理的经济学家们就声称，有第三大类生产性资源——资本财货——是超级丰裕的。
这种假设要归因于如下事实：现代经济学家仍然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资本理论。
米塞斯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将福利原理的支持者所犯下的多种错误归因于他们没有理解资本的性质和功能。
米塞斯说：
“福利学派的圣诞老人鬼话的特征是他们完全没有理解资本问题。
正是这一缺陷，使拒绝他们使用福利经济学这一名称来描述他们的学说变得极为必要。
没有考虑可用资本财货之稀缺性的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寓言家。
他不探讨现实，而是探讨一个丰裕的寓言世界。
所有当代福利学派的滔滔不绝，都是基于——隐含的假设：存在着充裕的资本财货供给。”
总结一下，在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翻转经济学的掩护下，人们将圣诞老人原理这一私货夹带进经济学，使经济学家与国家的关系从死敌变成了最好的朋友。
自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一直是一种巨大的互惠关系。
国家收到了对其一切可想象的干预的科学认可，而经济学专业收到了奢华的政府研究津贴和在联邦官僚体制内的高薪职位，以便研究和管理这些耗尽资本的破坏性干预主义方案。
正如米塞斯在二战后不久敏锐指出的那样：
“经济学家的职业发展是干预主义的一个分支。
职业经济学家是在设计各种政府干预实业之措施的工具性专家。
他是经济立法领域的专家，今天，这些立法始终旨在妨碍未受阻碍的市场经济之运作……
这些专家常常被召去指导大银行和大企业的事务，被选入立法机构和被任命为内阁成员。
他们与法律专业人士竞争对政治事务的最高指导权。
他们扮演着突出的角色，这是我们这个干预主义时代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自从1949年米塞斯写下这些话以来，经济学家们从国家的朋友和战时军师，转变成国家机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臃肿的联邦官僚体制中，经济学家几乎出没于每一个部门和机构，从美联储到财政部，到国土安全部和中情局。
经济学家也担任国会议员的全职顾问和个别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副手。
根据布鲁克林研究所的资料，联邦政府雇佣了2200位有博士头衔的经济学家。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在立法机构获得了民选职位。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让一位经济学家入主白宫。
其原因可以用一个老笑话来总结：经济学家是没有人格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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