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来自于哪？从洪灾、火灾、山体崩塌说起

放一个个人微信号，愿意加的朋友可以加我，只是人太多，就不用打招呼了，客套话就不必了，因为好友太多，我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坊间称为我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理念差太远就不必加了。

加了以后，无需客套，人太多，我也挺忙，有事可以直说。

你明白路边摊的逻辑了。那好，我们再走远一步。

为什么路边摊的老板明知卫生条件不可能达到五星级酒店的标准，却依然选择出摊？因为他不蠢。

他清楚自己的资本规模、目标顾客的支付能力，以及这根烤肠一旦定价超过五块钱，对面那个刚下班的外卖骑手就会扭头走向另一家摊子。他是在用有限的资本，优先满足“基本功能”：让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一口热的、咸的、能顶住晚高峰前那一阵饥饿的东西。

尘土附着？他看见了。但他没有多余的钱去装一台带HEPA滤网的“街头烹饪洁净罩”，那东西的造价，比他整个摊车还贵三倍。

你如果下一道行政命令，说“路边摊必须安装流动油烟净化与防尘隔离装置，否则罚款五万”，那么第二天，这座城市三分之二的烟火气就会消失。不是老板们不想遵命，而是他们没有这笔“合规预算”。

他们只能选择：要么借钱装设备，然后因为还债压力把烤肠卖到十块钱，结果顾客全跑光，摊子倒闭；要么拒不执行，被罚到破产，摊子还是倒闭。

无论哪条路，结果都一样，消费者失去了最廉价的热食来源，底层劳动者失去了一份营生，而那个颁布命令的官员，拍拍手，在报告里写上一句“食品安全治理取得新成效”。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命题：管制本身就是一种税收，而税收永远是对资本的征用。 

你征走的每一分钱，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利润池里舀走的一勺水，你征走的是原本可能用来加固厂房电路、更换老化皮带、给机器加装防护罩的那笔钱。

国家的一切干预，本质上都是对私人财产的隐性剥夺，它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从直接面对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家手中，强行转移到不对任何亏损负责的官僚手中。

假设一家小型五金加工厂，年营业收入五百万，净利润五十万。工厂的电气线路已经用了八年，老化严重，短路起火的风险按精算师的模型是每年百分之二。

要彻底改造线路、安装温感报警和自动灭火系统，需要一次性投入二十万。企业主是理性的，他在心里盘算：这二十万如果投下去，今年的利润就剩三十万；如果不投，他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概率平安无事，省下的二十万可以用于购买一台新的数控机床，这台机床能让他明年接更多高精度订单，利润有望增长到七十万。

他选择不投。这不是道德败坏，这是数学。

这是时间偏好为正的世界里，任何活着的企业都必须做出的排序，先活过今年，再谈明年会不会被烧光。 只要火灾概率不是百分之百，只要资本积累还有更紧迫的去处，这种排序就永远成立。

因为企业存在的第一性目的，从来不是“零风险”，而是“在风险中持续生存并创造利润”。零风险的企业只存在于两种地方：停产的车间，和官僚的汇报PPT里。

现在，政府出手了。

一纸《中小企业电气安全强制升级条例》下达，限期三个月完成整改，否则关停。工厂主只能从那五十万里掏出二十万去做改造。然后呢？他没有余钱买新机床了。

明年，同行有了高精度设备，抢走了他的大客户，他的利润从五十万跌到二十万。后年，他连基本的设备维护费都凑不齐，只能裁员。再后年，他的工厂注销了。

你看，政府确实消除了一起小概率火灾事故的风险，因为工厂已经不存在了。这就像为了不让小孩在家里绊倒，就干脆把房子拆了。你再也碰不上圆角家具，因为你连屋顶都没了。

这是管制最隐蔽、最讽刺的后果，它以“预防灾难”为名，亲手制造了更大规模的、确定性的经济灾难。

火灾每年可能发生一次，但企业倒闭每天都在发生；火灾只烧毁一个车间，但管制烧毁的是整条产业链上无数人的饭碗。

更恶劣的是，高税收与高管制从来是一对孪生兄弟。

税收先抽走企业的一层皮，让它本就不宽裕的资本账户更加干瘪；管制再扑上来，规定你“必须用XX材料”“必须达到XX标准”“必须聘请XX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支出。

这两者叠加的结果是什么？是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被强行压低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

而资本积累，恰恰是安全投入的唯一真实来源。

市场的本质是一个消费者民主的过程。企业家之所以能积累资本，是因为他成功地预测并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他手中的每一块钱，都是消费者用选票（钞票）投出来的信任。这份信任聚合起来，形成资本，再由企业家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做出配置决策，其中一部分用于扩大产能，一部分用于研发新产品，还有一部分，被他心甘情愿地投入了安全。

为什么心甘情愿？因为他自己的资产在厂房里，他的品牌声誉在市场上，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他损失的不只是机器，还有消费者未来若干年的信任折现。

这种自我负责的机制，比任何外在监管都更直接、更猛烈、更具约束力。

但政府不在乎这个。政府的税收来自强制，不来自消费者自愿的交换。

一个税务局的科长不会因为本地企业减少而扣自己的工资，一个制定安全标准的专家组成员不会因为路边摊倒闭而少吃一顿晚饭。

他们决策的收益是自己的（政绩、升迁、处罚权力的快感），而成本却是分散的、无形的、延迟的，分散在每一个被罚到倾家荡产的小店主身上，无形在每一个再也吃不到五块钱炒饭的打工人的晚餐账本里，延迟在三年后那个本该诞生却未能诞生的新品牌上。

政府若强行规定，所有住宅，无论面积，必须安装价值十万的全屋防撞圆角系统、三层夹胶防爆玻璃、全屋漏电保护与自动灭火喷淋。

那么，那些原本凑够首付、只买得起一套毛坯房的年轻人怎么办？他们要么借高利贷去安装这套安全系统，然后月供断供、房子被法拍；要么永远买不起房，挤在群租房里，连圆角的边都摸不到。

最终，这个城市里拥有安全住宅的人反而更少了，因为供应消失了。管制消灭了不完美但可负担的选择，只留下完美但不存在的幻影。

管制把一个连续的经济谱系，强行切割成合规与不合规两个离散的集合，无视了资本从低到高、安全从少到多的渐进演化过程。 

所有伟大的企业家，都是从路边摊式的简陋起步的。

亨利福特的早期车间连基本的通风都没有，山姆的第一家杂货店连收银机都是二手的，今天你看到的那些拥有顶级实验室和百万级洁净车间的企业，它们三十年前可能只是一间漏雨的厂房。

正是利润，而不是法规驱动着它们一步步把赚来的钱重新投入设备、工艺和安全。

这条成长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风险，每一步都是企业家用自己积累的资本去“购买”更多确定性。

但如果政府在每个阶段都设下过高的合规门槛，就等于在整个阶梯的最下面几级泼上了油，无人能攀爬，也无人能登顶。

所以，当我们说高税收与高管制危害社会时，我们不是在为富人的游艇辩护，我们是在为那个卖烤肠的阿姨辩护，为那个开五金厂的老板辩护，为那个在出租屋里盘算着攒钱买房、装一套普通防撞条的年轻人辩护。

我们是在说，请把安全的决定权，还给那些真正承担后果的人。 

企业家会犯错，会有疏忽，会遇见黑天鹅，但市场自有无情的纠错机制，亏损会惩罚他，破产会淘汰他，消费者会用脚投票离开他。

而政府犯的错呢？谁来惩罚一个关停了一百家路边摊却喂饱了一百家检查站的事业单位？谁来淘汰一个制定了二十条安全标准却让二十万小商户消失的部门？

没有。这才是最不安全的事。

干预主义者永远无法理解生产与掠夺之间的界限。他们以为自己在画一条更美的跑道，实际上他们在画地为牢，把每一个起跑者牢牢钉死在原地。资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每一分都是从满足他人需求的艰苦劳作中凝结出来的。

当你用税收拿走它，用管制消耗它，你实际上是在剥夺未来那个更安全的工厂、更可口的饭菜、更坚固的房屋出生的权利。

我们不是反对安全。我们是反对用别人的钱去定义什么是足够安全。

我们不是鼓吹冒险。我们是承认，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唯一真正有效的避险方式，是让每一个能积累资本的人，自由地、自愿地、在亏损的压力下、在风险的自我感知下，去决定他自己那根烤肠应该放在什么样的炉子上烤。

对于具体的某一件事件，我无法得出评论，说某一个天灾背后就一定是某一种制度的错，我只能说，如果自由增加，那么，人们的资本就会更地投入安全，减少事故的概率。

因为，只有自由才能积累资本，只有资本才能买得起圆角。

只有自由可以增加选择，可以轻易低成本搬迁到平原、台地，那么人们的运用资本建立的房子的安全系统，就会更高。

而不断升级的管制与税收，只会让整个世界变成一间没有家具、没有玻璃、甚至没有墙壁的空房，这里，干净，空旷，无可碰撞，也无可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