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我对共和制和君主制进行了经济学理论上分析，那这一节，我们先来看一些具体的史实。十九世纪中叶，所有西欧国家中只有英国征收所得税（从 1843 年起）。法国 于 1873 年首次实行某种形式的所得税，意大利是1877 年，挪威是 1892 年，荷兰是 1894 年，奥地利是 1898 年，瑞典是 1903 年，美国是 1913 年，瑞士是 1916 年，丹麦和芬兰是 1917 年， 爱尔兰和比利时是 1922 年，德国是 1924 年。然而即使在一战爆发时，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通常不会超过10%，而且只有很少的情况下，会像德国那样超过 1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在二十世纪 20 年代和30 年代，政府总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通常上升到 20%至 30%，到 70 年代中期一般达到 50%。毫无疑问，君主制时代对民间社会征税额有所增加。然而，整个君主制时期，政府收入所占的份额仍然非常低和非常稳定。说一千道一万，我们都必须承认，从十一世纪开始，整个欧洲君主抽取的税收大概是国民收入的5-8%左右，而现代欧洲则增长了十倍。毫无疑问，君主制时代中，政府岗位的总数增加了。但是，直到十九世纪末，欧洲政府岗位也很少超过总劳动力的 3%。王室大臣和议员通常都不支领公共薪金，而是被认为应该以其私人收入养活自己。.即使是英国王室，他的收入也是来源于他的私人领地温莎城堡，英王室并没有向所有国民收取税收供养自己的权力。
相反，随着民主共和进程的发展，他们成为有薪官员，从那时起，政府岗位就持续上升。例如，在奥地利，政府岗位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就从 1900 年的不到3%上升到 1920 年代的超过8%，到 1970 年代中期则是差不多 15%。在法国，从 1900 年的 3%上升到 1920 年的 4%，到 1970年代中期则是大约 15%。在德国，它从 1900 年的 5%增长到 1920 年代中期的近 10%，到 1970年代中期则是接近 15%。在英国，从 1900 年的不到 3%上升到 1920 年代的超过 6%，到 1970年代又接近 15%。在意大利以及差不多任何地方，情况都相似，在 1970 年代中期，只有小小的瑞士，其政府岗位仍然不到劳动力的10%。而作为大国的美国，根据2018年3月发布的相关资料，美国地方政府共有全职公务员1475万人，兼职485万人，一共1960万人。加上联邦公务员的数量，一共高达24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数量的8%左右。你都无法想象 ，在建国之初的美国，他们的议会都差一点发不了工资，因为没有足够的税收，养活不了这么多人。更夸张的是负债，在整个君主制时代，政府负债基本上是战争负债。因此，尽管总负债随着时间推移而趋于增加， 但至少在和平时期，君主们的典型表现还是减少负债。英国的例子就相当有代表性。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中，政府的负债增加了。西班牙战争后的 1748 年是7600 万英镑，七年战争后的 1763年是 1 亿 2700 万，美国独立战争后的 1783 年是 2 亿 3200 万，拿破仑战争后的 1815 年是 9 亿。然而，在每一个和平期——1727-1739 年、1748-1756 年、1762-1775 年，负债总额实际上降低了。从 1815 年直到 1914 年，英国国家负债总额从 9 亿英镑降到了7 亿英镑以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民主共和时代一开启，英国的负债就只是在增加，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1920 年负债 79 亿英镑，1938 年是 83 亿，1945 年是 224 亿，1970 年是 340 亿，并且，自打 1970 年起，负债就火箭升空般地猛蹿至 1987 年的超过1900 亿英镑。而2021年的英国政府，负债是多少呢？2万亿英磅。再来看美国政府。一战后的 1919 年，联邦政府负债是大约250 亿美元，1940 年是 430 亿，而在二战后的 1946 年，它站上了约 2700 亿的高位。到了 1970 年它已经上升到 3700 亿，而自从 1971 年开始，在纯粹法币制度下，它出现了真正的爆炸式增长。1979 年大约 8400 亿，1985 年超过 1.8 万亿。1988 年达到了约 2.5 万亿，1992 年超过了 3 万亿美元，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当前美国政府的负债是28万亿美元。除了时间偏好的因素外，还一个原因就是不会有人对某一种政府决策负责，你可以说是当时的元首在执行了这个政策，但这个政策可能是国会议员投票的结果。今天美国政府已经扩大债务上限48次，你能说清是谁干的吗？没有人能说明这一事实，因为民众选举是匿名的，议员投票也是匿名的，这是一套最后不会有人负责的机制。我们批评美联储，并不是因为他是发钞、恶性通膨最严重的政府，津巴布韦比他严重多了，但是，他是破坏全球经济最大的罪魁祸首，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那又是谁让美元脱离金本位，成为彻底的无本位纸钞呢？在一战中，共和制化的交战国政府已经脱离了金本位，结果是纸币供给出现噩梦般的剧增。这就是历史以来，君主制国家未能完成的事情。通过击败德国、奥地利，尤其是苏俄，战争结束后，恶性通货膨胀接踵而至。然而，与早期战争不同，一战结束后并没有恢复金本位。相反，从 1920 年代中直到 1971 年，在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的干扰下，一种伪金本位——黄金兑换本位制开始实施。基本上，只有美国会以黄金赎回美元（从 1933 年起，在放弃国内金本位后，美国也只向外国央行赎回美元）。英国会以美元赎回英镑（或者比较鲜见的，用金条而非金币赎回英镑），欧洲其他国家以英镑赎回他们自己的货币。随后，作为一战结束就已经形成的国际列强等级秩序之反映，美国现在黄金基础上增发美元，英国在膨胀了的美元基础上增发英镑，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在膨胀了的美元或英镑（1945年以后只有美元）基础上增发他们自己的纸币。最终，随着欧洲各央行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美元储备，欧洲“挤兑”美国黄金储备的危险迫近，甚至金本位的最后一点残余痕迹也被废除。从那时起，历史上首次出现全世界都采用政府纸币自由浮动的纯粹法币体系。因此，从民主共和时代开启以来，最初是在伪金本位制下发生，然后自 1971 年起在政府纸币本位制下加速，一个看似永恒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长期趋势已经存在。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欧洲国家普遍快速共和制后，不超过一百年就完成了历史上数千年来君主都试图通过货币规模剥夺臣民的财富的目标。今天美国国会中拜登严词批判反对党不让他提升美元债务上限，你能说，这只是拜登一人之错吗？国会那些投票支持的人没有错吗？那些选民没有错吗？那些支持美国政府发钱抗疫的美国普通人，他们没有参与这一壮举吗？参与的人足够多，于是，没有谁是责任人，没有人需要对这一事件负责。社会时间偏好最直接的指标是利率。利率是当前财货价值与未来财货价值的比率。更具体地说，它表示以当前货币交易未来货币的溢价。高利率意味着更多的“当下取向”而低利率意味着更多的“未来取向”。简单的说，利率越低，代表着社会的资本积蓄能力越强，社会越发达。从人类历史来说，利率下降的趋势是人类发展的超长趋势特征。利率越低，代表着未来实际收入会更高，代表着投资会不断地增加。利率越高，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在退步，因为预期的未来投资会减少，所有人倾向吃光用光，而不是储蓄下来，成为未来的资本，代表着人们不看好未来。在古代欧洲，公元前六世纪希腊金融历史初期利率最低约为 16%，希腊化时期降到约6%。在罗马，最低利率从共和初期的超过 8%降到帝国的第一个百年中的4%。在十三世纪的欧洲，“安全”贷款的最低利率是 8%。十四世纪降到约5%。在十五世纪，降到了 4%。在十七世纪降到了 3%。在十九世纪末最低率进一步降到不足2.5%。 这一趋势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常被利率上升期打断，有时甚至长达数百年。然而，这些时期与重大战争或革命有关，例如，十四世纪的百年战争、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宗教战争、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以及拿破战争，以及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说，最低利率居高或上升或上升表明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或降低，而低位利率和利率降低的压倒性相反趋势，反映了人类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进步。具体说来，低利率趋势反映了西方世界的崛起、其人民日益富裕、富有远见、智慧和道德力量以及十九世纪欧洲文明的空前高度。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根据经济理论，可以预计二十世纪的利率会比十九世纪的利率还低。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那就只存在两种可能解释。第一种可能性是，二十世纪的收入没有超过，甚至还低于十九世纪的收入。如果实际收入更高但是利率没有更低，那就说明，人们的性格必定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的平均道德与智慧力量必定有所减损，并且变得更加注重当下。也就是说，资本的储蓄率在下降，人们更加短视，倾向于更多的短期行为，而不是长期投资，人们比十九世纪更不看好未来，对未来更加悲观。1815 年起，整个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最低利率，稳步下降到本世纪之初远低于平均 3%的历史低点。随着民主共和时代开启，这种早期趋势停止，且似乎改变了方向并揭示出二十世纪的欧美文明正在走向衰落。例如，一项对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瑞士、瑞典和美国十年平均最低利率的调查显示，在整个后一战时期，欧洲的利率从未低到或低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水平。只有美国在 1950 年代战后经济大繁荣期，利率曾经降到十九世纪末的水平以下。然而，这只是一个短期现象，甚至美国的利率也不曾对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水平。相反，二十世纪的利率普遍远远高于十九世纪，如果说他们表现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们呈现出了上升趋势。即使考虑纳入系统性通胀溢价的现代利率，在调整近期名义利率后（为了挤出通胀因素，估算实际利率），当代的利率看上去仍然远远高于一百年前。平均而言，欧洲和美国今天的最低长期利率似乎远高于 4%，甚至可能高于5%，这高于欧洲十七世纪利率，也高至乃至高过十五世纪利率。同样，当前美国储蓄率约占可支配收入的 5%，它也不比三百年多前，也就是十七世纪贫穷得多的英格兰高。利率上升，就代表着个人行为短视，那有什么指标可以观察到人类社会的短视行为增加呢？有。那看看美国监狱里有多少人，就可以判断美国是比一百年前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一个犯罪率越高的地方，就代表着当地的资本储蓄率不高，人们更注重当下的消费，而不看重长远。当然，高时间偏好也可能表现为诸如冲动、不可靠、无礼、懒惰、愚蠢或享乐主义等完全合法的形式。但高时间偏好与犯罪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系统性的关系，因为为了赚取市场收入，必须有最低限度的计划、耐心，牺牲是必须的。一个人必须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得到报酬。相比之下，最严重的犯罪活动，如谋杀、袭击、强奸、抢劫、盗窃和入室行窃，则不需要这样的自律。因此，如果社会时间偏好程度增加，可以预计，上述形式的侵犯性行为的频率尤其会增加。从经济理论方面来说，一战的结束就是政府归私制彻底被政府归公制取代的时间节点。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社会时间偏好度和政府扩张度上升的趋势，以及伴之而来的反文明进程应该已经启动。整个二十世纪，全面开始倒退，是西方历史宏大的深层次的主题。自从 1918年以来，所有显示时间偏好率偏高或上升的指标，都已经呈现出系统性的向上趋势，只要是与政府有关的，由民主共和主义产生的指标，如苏联（及其公共奴役制和甚至和平时期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屠杀）、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最后及最长久的社会民主派。强制兵役几乎普及了，内外战争的频率和残酷性增加了，一战中一个索姆河战争就伤亡130万人，而二战的规模更加庞大，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战争。不可否认，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是人类历史上，是政府杀人最多的时期。在国内，民主共和已经导致了永久性地税收、负债和政府岗位持续增加。他们导致了金本位被破坏，空前的纸币通胀，保护主义和移民控制不断加强。同时，关于民间社会，婚姻和家庭制度已经遭到不断地削弱，子女数量减少了，离婚率、非婚生子女率、单亲家庭率、单身率和堕胎率增加了。随着收入的增加，储蓄率原地踏步甚至下降，而不是上升。与十九世纪相比，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认知能力，以及公共教育的质量下降了。而犯罪率、结构性失业、福利依赖、寄生、失职、冲动、粗鄙、精神病和享乐主义也增加了。从基本经济理论角度出发，那么根据历史证据，就会导致一种修正主义的现代史观。根据辉格党人的历史理论，人类不断向前进步，水准越来越高，这种理论是不正确的。从那些偏爱剥削更少的人和更重视远见及个人责任，而非短视和不负责任的人来说，从君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变代表的不是进步而是文明的衰落。 归根到底，历史的进程是由观念决定的，不管 这些观念是对还是错。正如除非公众舆论之多数接受国王的统治并认为它是合法的，否则国王不可能实施统治一样，民主统治者离开了公共舆论的意识形态支持也无法维系统治。 同样的， 从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转变，只能从根本上解释为公共舆论的改变。事实上，直到一战结束，欧洲绝大多数公众都承认君主统治是合法的。而在今天，几乎没有人会这样认为。相反，现在君主政府的观念被认为是可笑的。因此，恢复旧制度必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君主统治的合法性看似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君主制的剥夺与寄生性是众所周知且显而易见的，去除了君权神授的迷信后，没人有会重返君主制，君主制同样从事征税剥夺，并也会和民主共和一样在战争的威胁下不惜一切代价压榨民众。所以，我们应该将两种制度同等视之，并清晰地认知到，民主共和制度的剥夺程度甚至远超君主制，这是一个从理论上到实证上都成立的结论。注：此章内容主要来自于经济学家霍普《民主：失败的上帝》一书。
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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