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赔偿和经济增长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近日加入日益高涨的声浪，呼吁对前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实施赔偿。支持者认为，经济补偿能为这些国家提供亟需的发展动力，帮助其摆脱低增长困境。

然而，这种观点存在根本性缺陷。如同外国援助，赔偿金很难真正催化经济发展。数十年证据表明，外国援助未能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而赔偿在本质上与援助并无二致。事实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与促进技术应用的人力资本投资，才是经济转型的更有效途径。

援助依赖的困境

大量研究凸显了外国援助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低效性。查拉·阿巴特在《过多外国援助对发展中国家是福是祸？》中揭示了"援助依赖悖论"：持续的资金流入削弱了许多受援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动力。这种依赖抑制了制度发展，助长腐败，并阻碍私营部门壮大。

阿巴特强调，制度质量与经济自由才是决定援助成败的关键因素。当资金流入治理薄弱的国家时，非但无法促进长期进步，反而会加剧低效运作。向管理不善的国家注资，既损害受援国民众利益，也浪费发达国家纳税人的钱。

埃琳娜·格罗斯与费利西塔斯·诺瓦克-莱曼·丹齐格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援助资金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与贷款不同，赠款往往流向未经充分审查的低效项目。贷款支持的工程因需考虑违约风险，反而能激励责任意识与审慎运营。赠款缺乏严格约束条件的特点，削弱了提升生产率的动力。因此，向低生产率国家提供赠款只会放大经济问题。

人力资本的枢纽作用

丁山苏与阮财福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在协调外国援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至关重要。当人力资本雄厚时，外来资金更有可能被高效利用，从而促进技术应用与创新。

但在缺乏熟练劳动力和制度能力的国家，援助往往难以转化为切实进步。此外，当官僚体系无力管理复杂项目时，援助计划注定失败。本质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人力资本匮乏，根本无法有效利用援助资源。

以非洲为例，托马斯·阿约德利等学者在《非洲视角看援助：外援不会使非洲摆脱贫困》中给出了严厉评估：1960至1997年间，非洲接收的援助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相当于四个马歇尔计划的规模），但这些资金并未培育出自立型经济增长，反而催生了经济依赖与停滞。1975至200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GDP以年均0.59%的速度下滑，从1995年不变价国际美元1770元降至1479元。援助不仅未能帮助非洲脱贫，反而延续了错误政策与臃肿官僚体系。

失败案例的警示

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实验堪称典型案例。西方捐助者（尤其是北欧国家）曾热情支持该计划，二十年累计投入约100亿美元。然而至1988年，该国经济年均萎缩0.5%，人均消费暴跌43%。外国援助非但未能带来繁荣，反而固化经济管理不善，加深了坦桑尼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

乍得-喀麦隆输油管道项目则暴露出援助在腐败与治理失败面前的脆弱性。尽管项目初期设立透明机制——要求85%石油收入投入减贫领域，但管理失控迅速显现：2000年（油田开采次年），乍得政府就将首笔2500万美元石油红利中的450万转用于军费。2006年修订收入管理计划后，军费开支达到医疗、教育与社会项目总支出的4.5倍。猖獗的腐败最终迫使世界银行于2008年退出该项目。

海地案例进一步证明援助无法替代制度建设。特里·巴斯的研究显示，1957-2015年间数十亿美元援助非但未能稳定海地，反而加剧政治动荡与腐败。2010年地震后，大量援助因政府低效被错误配置，国际非政府组织架空本土机构，进一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事实上，在地震前数十年间，薄弱制度就注定援助资金难以产生积极效果。

改革的成功范式

牙买加的转型经验极具启示。尽管1975年以来从欧盟获得超15亿欧元援助，该国长期受困于经济停滞。直到实施市场驱动改革——削减贸易壁垒、强化财政纪律、放宽商业管制——才实现显著经济增长。

卢旺达的崛起更清晰展现了改革优于援助的逻辑。总统卡加梅通过教育改革、创业扶持、基础设施投资等政策推动经济复兴。政府精简官僚流程、强化产权保护、放开咖啡贸易管制的举措，创造了外国援助永远无法实现的增长动能。

这些案例印证了斯坦利·埃米菲·纳瓦尼的结论：人力资本发展（而非外部援助）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结论

赔偿诉求建立在一个错误假设上：资金转移能改善前殖民地的经济前景。但数十年的援助实践表明，此类资金往往导致依赖、管理失当与停滞。

正如牙买加与卢旺达所示，经济自由化、人力资本投资与创业精神才是发展的真正引擎。前殖民地决策者应聚焦市场改革，赋能民众自主创造财富。

历史反复证明：繁荣源自经济自由与自力更生，而非前殖民势力的永久性资金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