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沙白女士远赴瑞士选择安乐死，身后居然还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我前几天转发了一篇介绍她的文章，我的看法很简单，她活得很精彩，走得也很潇洒、很从容。在我这里，既没有觉得她这是在美化和宣扬自杀，也没有觉得她有多么高尚，她只是没有被束缚在别人的框框里。关于她的自杀有很多争议，涉及很多方面，今天开车听了一下老古的文章，这里也简单说下我的看法。关于权利的来源问题，这个争论由来已久，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自然法还是实在法，各种争论一直都有。这种抽象化的权利来源问题，以前就这个问题写过文章，这里暂且不再讨论。这里有必要讨论的是，我们具体怎么对待别人的权利问题。当然，从严格行动学意义上讲，代表公权机构行使权力的其实也是个人，但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就这样对两个主体做个简单区分。而这两个机构又涉及到对待他人权利的两个立场：承认有权、认为无权。两个主体、两种态度，我们每个人同时也都是一般个人，所以就可以用下面的表格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个体对个体权利的否定，一种是我不认可你，我拒绝同你往来，远离你。还有一种是，一个人故意杀害别人在先，那杀人犯的生命权在他侵犯别人权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失去了。所以其他人，尤其是受害人家属，有找他复仇的权利，而复仇就是在否定他的权利。这很好理解，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偷盗抢劫是重罪，这是自古以来朴素的正义观，今天人类社会的文明也是建立在这种朴素的正义观之上。到这里我猜大家都没有什么分歧，也许在细节上有分歧，但正义的大方向是尊重且不能无故他人权利，这是有基本共识的。但是，事情转到公权机构性质就不一样了，分歧也就在此开始出现。不过分歧之前，公权机构对一般个体的权利承认，仍然也是有一定共识的，那就是我们熟悉的“法无禁止即可为”。真正的分歧出现在，公权机构的公权力对一般个体某些权利的否定上。今天在法律执行层面，公权力对故意杀人、偷盗抢劫的打击，也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基本操守。这点在“一般个体对待他人”的权利立场上，也是一致的。最核心的分歧在于，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人具有某些权利，而另一部分人同时不认可他人具有某些权利的时候，该怎么办？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双方都是一般个体，否认他人的权利，拒绝往来，发起杯葛抵制，这都没问题，这实际上是在自己权利范围内可以做的事情。同态复仇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觉得，一个人不认可他人的权利，他就有权去报复他。因为很简单，在我们最朴素的认知里，你不是受害者，所以你没有权利去“报复”。甚至很多事情，你是完全找不到受害者的，比如这次沙白女士的安乐死事件中，谁是真正的受害者？再比如某些妇女从事的风俗行业，在她们的交易中，谁是权利意义上的受害者？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允许一个不是受害者的人，单纯因为不同意别人的一项权利，就去实施所谓的“报复”行动，那么早晚我们有一天会成为那个被报复的对象。很多人觉得她的行为不爽，对她各种指责谩骂，我认为这种谩骂指责也都是谩骂者的权利。但是不要忘了，我在上面表中，还列出了第二种情况，那就是公权机构的公权力不认可一个个体的权利时，它会怎么做？前面我们说了，行动学的分析，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公权力的执行，必然也是具体的人的执行。但是这跟第一种情况的核心区别在于，它是有暴力执法权的，背后是有强大的暴力背景的。这种情况下，公权力带来的影响，就远远不是第一种情况，个体对个体能够相比的了。公权力每否定一项个人权利，个人的自由空间就会缩小一点，而且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罪行法定原则，它要求所有的刑事犯罪和刑罚都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一原则的核心思想是，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在法律明确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时，才能被视为犯罪。罪刑法定原则展开的话就是这么几项：1、法律明确性；2、禁止事后法；3、禁止类推解释；4、刑罚的法定性；5、无罪推定。这些已经是我们刑法的基本共识，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不认可别人具有某项权利的时候，总希望引入公权力来禁止他人行使自己的权利。具体到自杀或者安乐死的问题上，如果你作为个体，你不认同一个人有自杀的权利，只能抵制杯葛，你也不能去“报复”他。现在，自杀还不是一项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那么如果你想否定一个人的自杀权利，就只能借助公权力来推动。问题来了，拥有暴力执法权的公权力，又该如何否定这个权利呢？其次，如果不用死刑，而改用比如有期徒刑，或者其他相对较轻的刑罚来惩罚他，迫使他放弃行使自己的权利，从直观朴素的感受上来说，这岂不是太不人道了？任何能够察觉到这种不对劲的人，那是因为在你的朴素的正义观里，你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个人，也把对方当作一个个人的，而且他企图自杀的行为，找不到受害者。你作为个体，也许能引经据典，找出很多理由来否定他的这种权利，但实际上到最后却发现，找不到任何可以执行的实际路径，去否定他人的这种权利。所以，当一个人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无奈之下，只能去借助公权力，呼吁公权机构出手管一管。把否定别人权利的理由，说得天花乱坠，而具体怎么执行，那就交给国家权力吧，那是他们的事，不管我的事。当然，任何真正的有识之士，都必然会对公权机构如何否定他人的个人权利做进一步的追问。比如过程的正义性，以及结果的正义性，都要追问。如果只是像阿宝那种呼吁公权机构出手管管，那恐怕既是思维上的懒惰，也是正义上的不负责任，以为让公权机构管起来、禁止起来就万事大吉了。前面说过，再说一遍，公权力每否定一项个人权利，个人的自由空间就会缩小一点，而且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点对每个人都一样，如果你不信，相信你听说了，阿富汗塔利班要求全国的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穿戴覆盖全身的黑袍，说这是对传统的尊重，避免受到诱惑。并且女性的声音也被视为私密，在公共场合不得发出声音，对教育、工作、出行、医疗都有严格限制。简单来说，就是塔利班在否定妇女原来那些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而这些妇女的这些权利，你实际上找不到受害者，但就是被塔利班的公权力给否定了。所以说，任何对没有受害者的指控，我们都应该提高警惕。延伸阅读：人赋权利与天赋权利的差距，就是文明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