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翻棋盘，而不是更换棋子
文丨张是之
各位周末快乐，早上发现了这个有意思的话题，有了一些构思，陪了一天孩子之后，晚上终于有时间来整理成文了。
先说点题外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有了AI基本上已经很少用搜索引擎了，大部分时候除了需要搜图片，基本上都是“万事不决问AI”。
不过有一点还是要承认，国产AI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我经常是DeepSeek、ChatGPT和Gemini一起用，同样的问题，DeepSeek要么是拒绝回答，让我换个问题，要么很多时候回答真的很一般，就是查询一些我有点印象的观点，他的深度检索能力明显不如另外两个。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同感，有同感的不妨预约一下周一的直播，一起聊一聊。
好，我们进入正题，先来聊一聊给我带来灵感的这篇“八股文”。
1、新华社的“八股文”
前几天新华社发了一篇时评，题目是《遏止“数据出官”，造假造不出发展的快车道》。
文章痛陈统计造假之害：在数据中“掺水分”，把统计工作当“数字游戏”，会给地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文章的观点也很鲜明：必须“严肃处理，露头就打”，“党纪国法不容”。
其开出的药方是“两手抓”：一手是“从严整治、利剑高悬”，另一手是“扭转观念、正向引导”。
文章的结论掷地有声：“泡沫注不出发展的硬实力，造假造不出发展的快车道。领导干部要抓好经济，不能摆弄数据。”
当然，文章对仗也很工整，一看就有那个味儿。文章用心良苦，道理也都对。
但恕我直言，这些“正确的废话”流于表面，真正的当事人看了一般也都是“知道了，下次照旧”。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数据出官”屡禁不止？为什么“利剑高悬”也还是斩不断造假的手？
因为它没有触及底层的逻辑问题，官员们为什么要造假？
答案当然也很简单，因为数据被赋予了它本不该承担的意义。
在现行体制下，数据不仅是经济的“温度计”，更是官员的“成绩单”。
当数据与权力、资源和乌纱帽紧密挂钩时，数据就变成了权力本身。
当一份数据可以决定一个项目的审批、一笔拨款的流向、一个干部的任免时，这份数据就成了各方角力的战场。
造假，就是必然的选择，这是权力的游戏中最廉价、最高效，甚至是最安全的手段。
因此，新华社开出的“思想教育”和“严刑峻法”的药方，根本无法根除病灶。
只要“数据即权力”的这个前提不变，造假的诱惑就永远存在。
所以，防止数据造假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是釜底抽薪——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数据。
这不是我乱说的，也暂且不需要奥派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我们来看一段真实的历史——香港的“财神爷”郭伯伟爵士的“无数据奇迹”。
2、郭伯伟的成绩单
郭伯伟在1961年至1971年担任香港财政司，这十年，可以说是香港经济腾飞的黄金十年。
我们先来看下他给香港带来的成绩单吧，我从经济、政策和制度三个方面简单概括一下。
第一，经济上，爆炸性增长。
在他任职的10年间，香港的实质GDP平均每年增长超过10%，有时甚至达到13-14%，人均GDP在他的任期内增长了超过50%（也有说接近翻倍）。
当时香港抓住内地移民带来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红利，从转口贸易转向制造业。1971年制造业占GDP比重达31%，为“亚洲四小龙”地位奠定基础。
他通过低税率和自由汇率、取消贸易壁垒等政策，吸引全球资本涌入。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迅速转型为全球领先的轻工业制造中心。
第二，政策上，积极不干预。
郭伯伟是著名的“守财奴”，他严格控制政府开支，坚持“量入为出”的审慎理财原则。到他1971年卸任时，他给香港政府留下了巨额的财政储备。
他明确拒绝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主张“市场能解决的，政府绝不插手”。
例如，拒绝建立全面经济统计体系，认为数据会诱发干预；反对收集失业率、产业产值等数据，避免政府以此“创造就业”或“扶持产业”。
这一理念被继任者夏鼎基总结为“积极不干预主义”，成为香港经济政策的核心。
第三，制度上，维护自由市场。
一方面他拒绝产业政策，面对英国政府要求“扶持重点产业”的压力，他坚持“政府无法判断优劣行业”，任由市场自发选择。
另一方面，他限制政府开支，任内政府开支占GDP比重长期低于15%，仅用于基建、廉租房等基础领域，避免财政干预市场。
即便是1965年香港银行危机中，他拒绝动用外汇储备救市，仅通过汇丰银行市场化并购稳定金融体系，事后证明未引发系统性风险。
他给香港留下了三大制度遗产：企业税个税全球最低之一的简单低税税制、无关税、资金自由流动自由港地位，以及法治保障的市场秩序。
这些制度优势使香港长时间保持着领先地位，在1960-70年代全球凯恩斯主义盛行、政府干预成主流的背景下，简直是一股清流。
当时弗里德曼都视他为偶像，张五常把他看作是“香港经济奇迹的最大功臣”。
他的理念不仅塑造了香港，更在理论层面回应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当政府放弃对数据的“掌控欲”，市场反而能释放更大活力。
3、经济数据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据张五常回忆，郭伯伟与弗里德曼曾“不约而同”提出相似看法：“如果政府完全不公布任何经济数字，对社会可能较好！”
郭伯伟任内拒绝建立全面经济统计体系，坚决反对编制和公布GDP、失业率等宏观经济统计数据。
这种做法与香港“积极不干预”政策直接相关，港府只需要通过低税率、自由市场规则维持秩序，而不需要依赖数据来调控。
看不懂的人，可能觉得这是“反智”，但只有真正懂的人才知道，这正是香港当年成功的秘诀。
张五常曾经回忆，他当年问过郭伯伟：“你为什么不搜集失业率的数据？”
郭伯伟的回答是，“我如果搜集了，你们（指学者、议员、评论家）就会吵着要我解决失业问题了。”
张五常的评论一针见血：郭伯伟不是不知道，他是故意不想知道。
郭伯伟深知，一旦政府开始系统地统计这些数据，数据本身就会成为政治压力的来源。
如果GDP增长放缓，政客就会要求政府“做点什么”来刺激经济；如果失业率上升，工会就会逼迫政府“创造就业”。
而这些基于抽象宏观数据的“好心干预”，在他看来，恰恰是破坏市场自我调节、导致经济僵化的万恶之源。
于是，郭伯伟选择了一种制度性的“自缚手脚”——我没有数据，我也不做判断，所以我也不能轻举妄动，我只需要坚持我制定的原则：低税、自由和法治。
通过“不统计”这一行为，他从根本上剥夺了自己和他的继任者干预市场的权力和借口。
这也是我的观点：数据即权力，防止数据造假最好办法是不要数据。
当郭伯伟手上没有那份“成绩单”时，他就不需要对那个数字负责，也就没有必要去造假。
更重要的是，当一份数据根本不存在时，不需要上报时，你如何去“造假”呢？
所以，郭伯伟很聪明也很清醒，他从源头上根除了“数据出官”的动机和土壤。
而新华社这边呢，他们试图解决的是“数字游戏”中的“作弊”问题，而郭伯伟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在于“数字游戏”本身。
与其“利剑高悬”去逼迫官员交出一份“漂亮”的真数据，不如彻底解除数据与权力之间的捆绑。
所以新华社的评论是在说棋子坏了，就该换棋子。
但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压根就不应该有这“一盘大棋”，更不应该有“一盘大棋”的思维方式。
各位说是不是？觉得有道理的话来个一键三连呗。
2025年11月15日于家中，上午构思晚上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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