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产权可能也是副产品

周其仁人文经济学堂

产权可能也是副产品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十六

周其仁
2001年11月19日

没有料到，为了将农民收入问题理出一个大概，写了十数篇文章还没有结尾。好在读者可以看得明白，我就是再写多少篇，主线也只有两个字：产权。的确，产权是问题的重心，所以我只用产权状况来解释农民的收入。本文的问题是，产权呀产权的，得到清楚界定的产权本身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

“起源”皆难题

在科学上，凡“起源”问题，都不容易。生命的起源、物种的起源、天体的起源……皆“大问题”无疑。从制度方面来看，凡事要问起源，就不容易回答。哈耶克晚年引用考古学、人类学等最新成果，言明“市场”——人们积聚在一起有买有卖——甚至比农业出现得还早，并且远比“国家”还要古老。

要是哈氏之论对头，“市场”究竟是怎么起源的呢？看那成百上千的“正常人”，不畏车马劳顿，非要熙熙攘攘地挤到一起成“市”，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当今的那些超级大市场，如义乌小商品、亳州中草药、虎门服装等，偏偏就在那个地方成气，莫非真有“风水”不成？

如此有趣的起源问题，随处可遇。英国人的拍卖，从低价位向上开叫，但是荷兰式拍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高价向低叫，它们各有什么来历？中国历来多有名酒，而古代并没有现时这套烦不胜烦的评审制度，那么“名”又是怎样形成的？美国人讲民主，上至总统、下至数十户人家的小镇镇长，都要竞选、换届、限制连任，但是他们的大法官——司法体系的最高仲裁者和法律解释人——却是终身制，这样奇怪的“制度组合”，到底源自何时，又源出何处？

对我来说，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在普遍的公有制经济里，私有产权是怎样起源的？我在别处提过，私产条件下出现局部的公产，不但不是什么难题，而且还很正常。李嘉诚向北京大学捐了一座图书楼，私产不就立刻转为公产了吗？就是不捐赠，数个人愿意将各自的私产合并到一起，要“共产”一下过过瘾，也是可以的。

无论他们要搞“公社制”、要吃大锅饭，甚至要评工记分——只要不强制别人一定加入，没有什么不妥当。在自愿的条件下，“私产变公产”原本与私产原则毫不冲突。但是反过来，在一个曾经严丝合缝的公有制经济里——在那里人们没有选择产权与合约形式的自由——要“长出”局部的私产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了。

经验里面有名堂

对上述“私产如何在公产制里起源”感兴趣的人，要是有幸能够观察中国的改革开放，实在生逢其时。我们想不起来，还有谁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亲眼目睹如下历史的发生：个体户和私人经济从躲在“法外世界”里勉强图存，到合法地成为“补充”，再到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通过宪法登堂入室！

是的，经验里面大有名堂。大约1993—1994年之际，为了完成在UCLA的学位论文，我在华北几个村子里“蹲”过半年左右收集资料，又到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村走马观花。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地勾起了对20世纪80年代在杜老帐下从事农村调查的回忆。回到洛杉矶，我试了几次也不能把心思集中在学位论文上，知道不可再勉强自己。干脆把“正事”撂下，一头扎进农村产权改革的题目，写个不停。

半个月后，终得“大作”一篇——印出来有四万多字，实在过长了。文章有没有意思，要由他人评说。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那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从有效的产权离不开国家保护这一点出发，文章发问：国家可以保护产权，也可以侵犯产权，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曾经深深地侵入农民私产的国家，转向默许、承认农民私产，并进而提供合法保护呢？

悖论是怎样解开的？

这可是一大难题。老话所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是一个难题。但是这里遇到的，远不是一位普通的先生，而是诺斯说过的“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国家！看看几十年来的农民产权史吧。

发动土改的，是国家；土改之后，把农民私产三下五除二“合并”成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也是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同意把“公田”——人民公社之田——长期承包给农民私人耕作的，还是同一个国家。各位读者，国家对待产权的态度如此截然不同，值得好奇吧？

我的探察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开始。那是一场国家侵入农民私产达到顶点造成的——刘少奇当年说得对——“人祸”，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目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记录。从来说“民以食为天”，那真正的意思是一旦民不得食，“天”——秩序和稳定——就要塌下来！我以为，大饥荒遏制了国家政权继续入侵农民产权，转而在一大二公的体制里出现了农民的自留地和自留经济。那是一个不容小视的“创新”：一小部分公地的使用权清楚地界定到农户手中。

出乎意料的是，公地经济在自留地出现后反而更加“拢不住”农民了。为什么？因为从此农民可以从激励不足的公地里“节约”他们的努力，而用于自留经济。这就是说，在公地里开了一小块自留地，农民的努力就有了“出口”。结果，农民改革人民公社产权制度的“谈判筹码”增加了，因为他们可以依托自留地“自由配置”劳动和努力。

当然，其他条件也都是重要的。局部的、屡禁屡起的包产到户，即便仅仅存在于“法外世界”，也还是为产权变革准备了“经验条件”；恶劣的天气包含着可置信的饥荒威胁，很容易暴露“只论方向，不讲产量”的荒唐；若干地方政府率先宣布保护改革，帮助包产到户迈上“地方合法化”的台阶；最后，党和中央政府的经济指导思想，从“凡是”转向“实事求是”，扫清了农民重建私产的思想障碍。

总之，在这些条件的配合下，农民私人的土地使用权就在公社经济里完成了“起源”——产权不过是农民、社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互相作用过程的“副产品”。

根据上述经验，我当时的推测很“乐观”：同样的经济逻辑将推动农民的产权改革继续向前。是的，那些推动土地使用权“到户”的力量，为什么不同样可以推动土地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到户”呢？

我当时看漏了一点。由于私人的土地使用权普遍得到承认和保护，当年始终伴随人民公社体制的饥荒和农产品不足的威胁，从整体上消失了——那其实是推动产权改革的原发性力量。所以也难怪，从此土地产权改革就止步不前，“冬眠”一场至少10年。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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