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再分配的后果

节选自[美]罗伯特·希格斯 《反利维坦 政府权力与自由社会》

收入再分配被忽视的后果

1. 以再分配为目的而缴税会让纳税者逃避应课税的收入，或是不愿意通过投资来得到应缴税的产业，人们会采取行动来应对收入上遭受的损失。因此，他们会生产更少的商品和服务，积累比正常情况更少的财富，从此以后社会就会更加贫穷。

2. 政府的转移支付使福利获得者目前不再努力挣钱，也不会为未来进行投资。他们会变得更懒散，一旦他们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就宁可闲着也不去挣钱。一旦他们得知未来也可轻松获得援助，他们就不会投资于提高其能力的项目，如教育、培训、工作经验、个人健康、移民和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等。因此，社会由此更贫穷，原因仅仅是税收限制了纳税人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

3. 福利接受者会变得更依赖政府资助，而不自力更生。当人们发现不用劳心费力地挣钱就能得到援助时，他们的能力就会逐渐退化。他们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知道如何自助，最终一些人只能接受其无能的现状。毫不意外的是，物质匮乏和精神懒散会让人们习惯于接受各种救助，譬如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该计划 1996 年后改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TANF）。

4. 政府转移支付的接受者给他人树立一个坏榜样，包括他们的孩子，其他的亲戚和朋友。这些人目睹了可以不劳而获地得到政府提供的商品、服务或金钱后，他们也会认为自己也有权利获得类似福利。于是他们不再努力工作，不再自力更生。因此，当社区中的许多人都依赖政府援助以得到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福利接受者衣食无忧时，人们对政府的依赖会愈演愈烈。

5. 由于政府的一些计划比其他的更加慷慨，某些福利接受者对这种分配“不公”愤愤不平，政治冲突由此显现。不满者的代表将计划的资助数量政治化，并不断致力于增加某些项目而不惜牺牲他人利益。注意，例如，作为华盛顿最强大的游说团体，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在不断地活动来增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则在不懈地增加黑人利益。这种政治操控产生或加剧了有资格得到福利的人们之间的冲突：老人与青年、黑人与白人、农村与城市、女性与男性、北方与南方、有房者与房屋租赁者等等。就这样，社会变得越来越争执不休。

6. 纳税人之间与福利接受者之间一样相互攻击，他们厌恶承担福利开支的重担。例如，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社会保障税收会直接进入那些比自己还富有的退休者的口袋，他们同样也明白与目前的老年人立刻就能得到高回报不同的是，他们也许永远无法收回自己所付出的。（当前，已婚夫妇只需 4 年便可连本带利收回投资）至于黑人社保纳税者则知道，由于其较低的预期寿命他们不可能像白人那样获得退休金。认为自己负担的税赋不合理的纳税人开始对福利制度怨恨起来，因此他们会更多地支持承诺替他们捂紧口袋的政客，他们也会尽力逃避税收。

7. 由于前文两个后果，整个社会变得日益分裂且争斗不断。社会越来越难以构建真正的社区。相反，它分裂成彼此视对方为压迫者的若干个小团体。人们对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大众政治共同体逐渐失去了归属感，他们反而彼此仇视，对完全依靠福利制度的人充满敌意，例如，当购物者在收银台前等候以现金付款时，如果他们看到有人在使用食品券，这种敌意是显而易见的。

8. 随着福利接受者的增多，自助团体日益萎缩。在过去，对于家庭以外的不幸者的照料主要是朋友和邻居，辅之以教会、旅馆、工会、俱乐部和其他志愿者协会。然而，当个人可以直接从政府获得援助时，私人协会开始缩小直至消亡，至少是互助的功能开始消失。这些协会消失后，需要帮助的人只有求助于政府。可是在许多方面，政府的功能与私人协会的作用相去甚远。从长远来看，在受助者何时恢复能力并能自理的问题上，私人协会显然要比政府有效率得多。

我们注意到，几年前发生的洛杉矶大地震所带来的后果是，“成千上万孤苦伶仃的人只能等待中央化的救世主，即联邦政府。美国已经被一种强制的同情心削弱，该体系排除了真正社区的作用，至于无私的利他主义则取决于专家。”

9. 与自助机构在贫穷者中逐渐萎缩一样，慈善机构在富有者中也开始减少。当政府机构随时准备参与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时，原本在情感上怜悯弱者的人便失去了动力。他们很容易说：“我纳了税，还不少，就让政府来解决问题吧。”如果人们向慈善捐款，那就像是为了同一目的而支付了两次费用。因此，政府主导的收入转移排除了私人协会，以税收体系为形式的压制取代了自愿的援助，私人慈善机构便日益萎缩。

10. 由于民众退出慈善和互助团体，让政府来接管一切，他们的自我指导能力开始降低，反而更多地依赖各种形式的政府行为。因此当有人主张政府来承担以前本应由私人完成的功能时，人们并不吃惊，他们甚至毫不怀疑政府完成这些任务的能力。毕竟如今的政府的作用已事无巨细，从照料学龄前儿童到提供食物给穷人再到为老年人支付医疗开支等。那么，如果政府再承担另外的职责又该如何？我们曾经对政府不断扩大的担忧已经被削弱，甚至对此坦然接受。

在 19 世纪，反对政府推出新计划的人会这样抗议：“那与政府无关。”现在我们很少听到以此理由来反对政府推出的措施。以前人们认为有些私人领域是政府不能干涉的，而现在这种声音几乎消失不见，政府借此将庞大的计划、活动和规定扩展至包括私人生活在内的社会各个角落。

11. 因此当政府推出新计划时，人们不再组织起来进行反对，那些政府计划的支持者则由此以胜利者自居。由于仅受预算开支的约束，不必担心社会舆论的反对，政府新计划的数量也就愈来愈多。最近的《华尔街日报》民意测验表明，“当美国人被问及是否愿意放弃部分权利以减少赤字时，61%的人表示同意；而当他们被问及是否应当削减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农作物补贴时，66%的人反对。”大部分人显然对为这些项目埋单感到不满，但他们却不反对项目本身。

12. 再分配过程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支付者 T 和接受者 R，他们之间还有 B，即官僚阶层，他们决定援助对象，开立支票，保留记录，有时还会干涉受助对象的私人生活。这些官僚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资源，占整个系统总开支的很大部分。如果政府要把 1 美元转至 R，这不仅仅是从 T 手中拿走 1 美元那么简单，我们还要支付给 B 一笔可观的“佣金”。从社会角度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官僚阶层耗费的劳动力和资金不能用于生产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社会也就会变得愈加贫困。

13. 一旦设立某个行政部门，其雇员就会结成顽强的利益集团，竭力维护自身的预算并为其职能的扩大寻找理由。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计划制定者知之甚少，对增加预算的紧急程度的了解就更少了。与此同时，官僚阶层紧紧掌握相关数据，装出一副对问题了如指掌的模样，因此他们在极力为自己增加资源的时候，就显得稳操胜券。而一些所谓的专家则会证明外行人“根本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在权力的“铁三角”中，一方为某一部门，另一方为有组织的代理人团体，第三方是拥有立法权或监督权的国会委员会。一旦该部门与政治关联，它就会不受限制地使社会愈加贫困。

14. 纳税人并不情愿缴纳用于资助他人的税收，他们会尽己所能地减少应缴税额，甚至为此偷税漏税，他们购买专业书籍和电脑，雇佣金融顾问、律师和会计师等。他们组织运动为类似于加利福尼亚州 1978 年通过的州宪法第 13 号修正案的提案声援造势，该修正案旨在减少税收。这些抵抗税收的行为根本不能生产出消费者所需的产品和服务，长此以往社会就会越来越贫困。(然而，如果抵抗税收行动成功，从长远来看会促进财富创造的积极性。)

15. 许多市民最终都必须纳税以资助他人，即使没有人抵制税收或是隐瞒收入以逃税，那么如果政府从纳税人身上拿走一美元，纳税人则要付出更多，因为还要把守法成本计算在内。纳税人需要记录和研究法律，填写表格等等，这些工作都要抽出时间完成。

因此许多照章纳税的人仍然要雇佣财会专业人士和报税人员，税收政策的复杂性一般人难以想象，所以为纳税而消耗的资源式的社会更加贫困。

一项由詹姆斯·L·佩恩所作的调查表明，联邦政府每 10 亿美元的开支中就有 2.7 亿用于个人纳税开支和美国国税局的执法开支。

16. 正如纳税人不会被动纳税，福利接受者们也不会坐等其成，他们也会开展政治斗争，如组织团体，召开会议，雇佣说客以及发起运动支持站在自己一边的政治候选人。这些寻求资助的行为根本不能生产出消费者所需的产品和服务，长此以往社会就会越来越贫困。

17. 正如纳税人要付出照章纳税的成本，福利接受者也会动用资源来确立和维持自己有享受福利的资格。例如，失业保险受益者要亲自前往州就业保障部门，并排长队证明自己的确失业，有时他们会装模作样地到处去求职，目的是证明他们正在“寻求工作”。至于残疾保险的受益者还需要定期见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用以证明他们的确残疾。每种情况都说明资源被浪费，社会变得更穷。

18. 由于这些收入再分配项目，政府会变得更加强大和具有侵略性。因为政府本身就是社会中最有威胁性的利益集团，它的扩张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200 年前指出，“立法干涉只是重复性链条中的第一环，其后各种干涉就会随之而来。”例如，政府于 1965 年出台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这开启了一系列连锁事件，最终导致急剧攀升的医疗保健开支。为了应对这一人为的危机，国会通过类似 1996 年的《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等，打造了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政府。

19. 一个强大且富有侵略性的政府意味着民众自由的缺失，他们从前享有的权利被搁置。长期以来，美国民众消极被动地享受广泛的权利——政府和其他人不具有的权利，所有人都能同时享有这些权利。然而随着以收人转移为特征的社会的出现，美国民众对权利的享受逐渐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如福利权利，这实际上是从他人手中获取资源。某个人的福利权利的实现是以另一人相应的义务为代价，随着负担的加重，消极自由的权利便会消失。

顶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成熟的以收人转移为特征的社会体系中，政府忙于通过各种项目和计划来重新分配收人，但却很少有人因此变得富有。也许有些人得到些许利益，但他们不得不为此缴纳更多税收。并且，由于政府收入再分配后果的共同性是使社会更穷，即使那些收大于支的人也会朝不保夕。只有统治阶层——政府的组建者——才能从官员职位和官僚预算的增加中获利。

在这样的社会中，大众不仅更穷而且心中会更不满，更缺乏自治意识，对社会也更充满敌意，政治化倾向更明显。他们不再参与社区志愿活动，而是不断地在政治上相互攻讦。在这种再分配政策引发的有害环境中，真正的社区也就不复存在了。最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纵容政府大范围地进行收入再分配，其代价便是牺牲宝贵的自由。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有些人认为以收入转移为特征的社会对弱者充满同情，但它实际上是在扼杀真正的美德。以政府威压来进行收人再分配无异于盗窃，其支持者以民主程序合法为名试图掩盖其实质，但这显然是冠冕堂皇之辞，盗窃就是盗窃，不论一人行为还是数以亿计的人共同参与，在这种有组织的盗窃之下，很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