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停滞30年的教训：不要阻碍市场出清，萧条才是繁荣的开始！

2024年的春天，许家印位于香港山顶的豪宅被挂牌出售。这座曾经象征着财富与权势的别墅，如今蒙尘待售，仿佛一个时代的缩影。

与此同时，碧桂园的杨氏千金变卖私人飞机，融创的孙宏斌为债务四处奔波，房地产江湖的昔日巨头们正逐一褪去光环。

这是一场迟来的市场出清，是经济规律的无情审判，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必然过程。

破产、重组、资产变卖——这些词汇听起来刺耳，却是经济体恢复健康时不可或缺的新陈代谢。正如森林中的老树倒下，才能为新芽腾出空间，市场出清是经济复苏的起点，而非终点。

然而，在这场出清的风暴中，人们的目光往往聚焦于民营房企的倒下，却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玩家”——地方政府，这个隐藏在幕后的“超级开发商”，才是这场泡沫中最难解的结。

它的体量之大、影响之深，使其无法像恒大或碧桂园那样轻易被市场清算。

那么，如何理解市场出清的必要性？政府干预为何弊大于利？又该如何面对地方政府这一特殊主体的出清难题？

一、市场出清的必要性：奥地利经济学的启示

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其对市场机制的深刻洞察而著称，尤其是在商业周期理论中，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关键框架。

他们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源于信贷的非理性扩张。当银行在低利率或政府担保的刺激下过度放贷，资源被错误地配置到不可持续的项目中时，泡沫便悄然形成。

然而，这种繁荣只是表象，一旦信贷扩张难以为继，泡沫破裂，市场必须通过“出清”来纠正过去的错误。

所谓市场出清，是指让那些在泡沫中因错误投资而膨胀的企业或项目，通过破产、重组或资产变卖退出市场，从而释放被占用的资源，使其流向更有效率的领域。这一过程虽然痛苦，却是经济恢复健康的唯一途径。

哈耶克曾指出，政府试图通过干预“软化”这一过程，只会延长萧条期，因为资源无法及时从低效部门中解放出来，经济无法真正“轻装上阵”。

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房地产热潮正是信贷扩张的产物。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依托银行的廉价信贷，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房地产-基建经济体系。

然而，这种模式并非市场需求的自然结果，而是价格信号被扭曲后的产物。土地价格被人为推高，资源大量涌入房地产和基建，导致“错误投资”遍地开花。

当“房住不炒”政策和疫情冲击打破这一循环时，市场出清的钟声敲响。恒大、碧桂园等房企的困境，正是市场在剔除泡沫中的“坏死组织”。

若不出清这些“僵尸企业”，资源将被持续锁死，经济复苏无从谈起。

二、政府干预的后果：饮鸩止渴的“救市”

尽管市场出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政府却往往因短期稳定而选择干预。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爆发后，“救市”措施层出不穷：中央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以“借新还旧”，银行被要求继续为资不抵债的地方融资平台输血。

这些措施看似避免了硬着陆，但从奥地利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短期效应：掩盖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救市”的直接结果是将市场出清推迟。那些本应破产的融资平台得以苟延残喘，银行的坏账被暂时掩盖。然而，这种“稳定”只是假象。地方政府债务并未减少，反而通过新债滚动延续，利息负担日益加重。

以2023年为例，部分省份的地方债利息支出已接近全年财政收入的50%，财政空间被严重挤压。这种“输血式”救助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长期危害：资源错配与经济停滞

奥地利学派警告，政府干预的最大危害在于扭曲市场信号，导致资源持续错配。以日本90年代房产泡沫破裂为例，政府为避免企业倒闭，强行注入资金，甚至让央行成为大企业股东，结果是“僵尸企业”遍布，资源无法流动，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中国若重蹈覆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僵尸”将长期占据信贷资源，民营经济将被挤出，创新与活力无从谈起。

更危险的是，“救市”强化了“大而不能倒”的信念。企业与金融机构可能因此忽视风险，依赖政府隐性担保，导致道德风险激增。

恒大的供应商因商票违约而破产，这是市场出清的正常现象；但地方政府的供应商却往往能获得偿付，这种差异待遇扭曲了市场竞争，最终损害经济效率。

三、地方政府的特殊性：最大的“开发商”为何难出清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不仅是规则制定者，更是最大的参与者。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中找到生路，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开发商”。

它们通过征地、高价出让、抵押融资和大搞基建，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自我强化体系。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身兼三职：土地供应商、基建发包方和融资主体，其规模与影响力远超任何民营房企。

然而，这一角色的特殊性使其难以像普通企业那样出清。理论上，一个资不抵债的企业应进入破产程序，拍卖资产以偿还债务。

但地方政府“大到不能倒”：其债务牵涉银行系统稳定、财政运转和社会就业，破产将引发系统性风险。

以“地方建设集团”这一虚拟实体为例，其资产负债表若公开清算，可能导致数十万亿债务违约，银行倒闭潮和社会动荡接踵而至。因此，中央倾向于“救市”而非放手。

此外，地方政府的债务多为隐性债务，隐藏在融资平台中，透明度低，难以准确评估和清算。

其资产多为非经营性，如广场、博物馆等，变现能力有限。这些因素叠加，使地方政府的出清成为一道无解难题。

四、出清的路径：刮骨疗毒的自救之路

尽管困难重重，市场出清仍是唯一出路。地方政府必须从“投资型”角色退回“服务型”，通过自救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具体路径包括：

资产变卖：盘点所有可变现资产，如政府大楼、高速公路收费权、地方国企股权等，通过公开拍卖或资产证券化偿还债务。例如，柳州市曾计划将污水处理和自来水公司股权转让给北部湾水务集团，虽规模有限，但方向正确。

财政改革：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优化支出结构，裁减冗员，压缩非必要基建项目，回归公共服务本位。

债务透明化：公开地方债务数据，让市场评估风险，推动债权人与债务人合理分担损失。

这些措施将带来阵痛：政府需“过紧日子”，部分资产贱卖可能引发民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将空前。但正如米塞斯所言，逃避市场出清只会让痛苦更持久。

柳州出售水务资产的案例虽小，其方向却值得肯定。真正的挑战在于决心与勇气——触动既得利益需要壮士断腕的魄力。当清算的火焰燃及自身，地方政府必须像接受荣耀那样接受惩罚。

五、案例启示：日本的教训与美国的经验

日本90年代的失败证明，阻碍市场出清只会导致长期停滞。反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中，尽管政府救助了部分银行，却允许大量房企和金融机构破产，市场迅速出清，经济在数年内恢复活力。

这表明，短期痛苦换来的长期健康远胜于“温水煮青蛙”式的慢性衰退。

六、结论：让市场做主

中国经济正站在十字路口。地方政府作为最大的“开发商”，其债务问题不仅是经济挑战，更是体制与抉择的试金石。

继续“救市”或将重演日本悲剧，而拥抱市场出清则需莫大勇气。

奥地利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政府应减少干预，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完成其使命。

请不要阻碍市场出清。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穿越风雨，迎来真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