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危险的大革命家？

原创王陶陶王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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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终被残酷历史筛选出来的，从来不是争取到软弱大众支持的舆论强者，而是组织斗争的强者——即那些能够成功争取到最具组织斗争潜能人群支持的势力。从这一点，你即可窥伺一个国家、一个阶级和一个意识形态的走向。

1923年，三十三岁的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成为德国最危险的革命领袖，尽管他的年龄并不大，但他却将自己的招揽目标敏锐果断地锁定在德国一战退伍军人身上，这是当时德国最强大、最具组织、最有军事能力的群体，也是最有实力、最优秀的群体，这个群体必然会诞生征服欧洲大陆的历史豪杰，就在该年，希特勒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啤酒馆政变

从策动新军造反的辛亥革命领袖，到撼动昭和日本的北一辉浪潮，从横扫俄罗斯大地的布尔什维克，再到毁灭世界的德国、意大利法西斯运动领袖，这些二十世纪最强悍革命领袖的共同点是什么？

怎样的革命家才会具有最危险的品相？怎样的所谓革命家本质上只是温顺的绵羊？这便是本篇文章所要探讨的道理。

什么是最危险的革命家？

我常常阅览近代以来的古今中外大革命历史，最为感叹的就是，那些最成功或者说最危险的革命家，必然是抓住最具组织斗争潜能人群的革命家，而非赢得大众舆论认可的舆论家。

一方面，所有成功的大革命家，都有一个而且必有一个唯一的特点，那就是抓住了他所在社会除了政府以外最有组织斗争潜能的人群。

1911年辛亥革命的真正推动者，从来不是远在海外、衣冠楚楚的留学生，而是散播在新军士兵和黑社会中披着革命团体外衣的江湖帮会，孙中山鼓吹十六年不能半点成功的革命，最终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帮派大义策动下成功了。原因很简单，参加新军的士兵很多都是江湖帮会成员，而这两个社团在这些帮会中渗透甚深，最终控制了新军。辛亥革命真正成功的关键转折点，是将革命的策动目标从舆论争取软弱无能的普通大众，转向了强悍有力的江湖帮会和基层军人。

1917年俄国红色革命的成功同样如此，二月革命后，面对动荡的局势，伟大的列宁在他返回俄国之前，曾经致信布尔什维克中央，他这样写道，“当前目标，以争取最强组织之工人阶级的支持和最强武装的士兵群体认可，其他都不重要”，正是借助这样的策略，列宁及其追随者很快控制了当时俄国最强有力的人群——到了1917年9月，七成左右的工人阶级、五成以上以上的士兵群体选择支持布尔什维克，尽管这些人不足俄国总人口的14%，但却足以碾碎一切，相比之下，社会革命党的支持者则覆盖了广大软弱普通人。

1925年，痛定思痛的日本大革命家北一辉将他的主要争取目标锁定在日本的基层军人群体中，作为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浪潮的大革命家，北一辉深深地知道，数量庞大的软弱普通人在激烈残酷的斗争中毫无价值，唯有争取最具组织斗争能力的人群，才能缔造真正强有力的革命浪潮。他的这一策略，使得北一辉及其追随者成为日本现代历史上最具威胁的革命浪潮。

1936年226之北一辉革命

1922年的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革命和1930年希特勒的德国纳粹革命同样如此，这两位敏锐的革命领袖之所以能够在如此诸多的革命团体中脱颖而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残酷大胆，更是因为他们争取的对象乃是当时意大利和德国最具组织能量的人群——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这些退伍军人远比其他任何社会阶层更有组织潜力，并形成碾压驯服其他阶层的政治能量。

所以，一个革命家是否具有危险性，从来不是他的声望，也不是他的财富，更不是他的地位，而是他所领导的政治群体是否这个社会最具组织斗争能量的人群。只要他所统帅的政治人群乃是最具组织斗争潜力的人群，那么他就必然是天生的统帅。

譬如，在清末，中国最具组织斗争潜能的社会人群是黑帮，如袍哥会等，很多革命领袖本质上是黑帮大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最具组织斗争潜能的人群无疑是一战退伍军人；在伊斯兰世界，最具组织斗争潜力的人群无疑是伊斯兰教——这些人群的领袖都是命中注定的征服者和历史的主人。

什么是最徒具虚名的所谓革命家？

与大多数人认知的相反，甚至不同于革命继承者的记录，辛亥革命的领袖们、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1930年的纳粹党在当时的各自社会中都是舆论斗争的失败者，由于这些最具威胁的革命党吸引的都是最具组织和武装潜力的边缘人群，以至于其不仅严重缺乏宣传才智，而且更让社会大众深感不安。

很少有人知道，辛亥革命的领袖们最擅长之作为，便是暴乱和暗杀，在当时的清末舆论中，他们的名声与恐怖分子差距不大，形象根本不能与体面的立宪党士绅相比；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1月全国性选举中遭到民众的抛弃，遭遇了惨败，真正受欢迎的是社会革命党，社革党人才是当时老百姓心目中的好人；而1930年的纳粹党始终都是社会少数，公众更喜欢社会民主党，原因很简单，当时纳粹党最擅长的，就是组织数量庞大、残酷凶狠、野蛮粗暴的退伍军人围攻政府，恫吓反对者。

相比之下，1911年的清末立宪党人才是真正受到公众认可的人群，他们在舆论斗争中百战百胜，乃是名望和道德的宠儿；1918年的社会革命党人则拥有广大民众的支持，他们获得的选票数量远远超过布尔什维克；1930年的纳粹党无论在各个方面，都不能与社会民主党相提并论，后者乃是德国舆论的英雄。

但是，最终被残酷历史筛选出来的，从来不是争取到软弱大众支持的舆论强者，而是组织斗争的强者——即那些能够成功争取到最具组织斗争潜能人群支持的势力。

原因很简单，权力是由刀剑决定，而不是口舌裁决的。而这，就是那些立宪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在斗争中不堪一击、徒有虚名的根本原因。毕竟，一百名组织严密的武士能够轻易碾碎一百万只会点赞的市民大众，这是千年不变的真理。

权力的竞争本质：斗争组织的竞争

同理，一个政权什么时候会崩溃？那就是这个政权的组织斗争能力逐渐退化到不如该社会最具组织斗争能力人群的时候。

这其中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乃是这个政权组织能力的退化，尤以腐败为甚。

腐败对一个政权最大的危害，不是其物质损失，而是极大摧残了一个政权的组织能力，腐败鼓励政权内部成员的个人主义、物质享乐和小集团利益，抬高了政权群体的组织成本，磨灭了政权成员的斗争的锐气，打击了政权自身的协调和组织潜能，并可能使政权的组织能力最终退化到不堪的地步。这种情况在王朝末期屡见不鲜，这就是政府最终衰退的根本原因，腐败使其丧失战斗力。

第二个，乃是社会内部催生强大的组织斗争人群，其最终压垮了政府。

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内部出现的庞大退伍军人协会，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组织，盖过了德国政府自身的组织能力。再譬如，汉末的太平道宗教，清末的拜上帝教，都是民间产生的对政权构成极大危险的组织人群。

汉末太平道起义

说起来，当年蒙古大汗成吉思汗革命世界，仰仗的并不是庞大的无效人口，而是当时地球上最具组织战斗力的少数人群，而此实际上也是恰恰是权力转移的规律所在。

这一点，历史从未变过。从中你即可窥伺一个国家、一个阶级和一个意识形态的最终走向。

持剑者才是历史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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