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定性俄乌战争？
我在昨天的文章中说过，以共和制的观念来看，俄乌战争是两个国家关于国家主权争夺的总体战。
《解构俄乌战争》
但是，尽管我尽可能地中立地谈共和制观念的由来，还是加入了我个人的观点，比如，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批评。
我这批评就意味着，我对这种共和观念是否定的，他不是事实，只是一种观念，甚至整个共和制观念，是建立在想象之中的。
因此，用共和制观念来评判俄乌战争，那只是一个假相。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必须先对俄乌两国这个概念进行拆解。
俄乌两国，绝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主体，因为国不是人，仅仅谈俄乌两国那往往会犯集体主义错误。
这里面也有一些常见的默认定义的问题，比如一般说俄乌两国，是指两国政府，而不是指俄乌两国的所有人。
由于各国政府都是中央集权，因此说俄乌两国政府，就是指两个统治集团，并由他们由某个政治人物统一号令。
而俄乌两国的平民，也不是一个集体，他们每一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
在战争爆发后，俄乌两国平民都有大量的出逃人员。在顿巴斯战争开始后，2015年到2019年间，就有超过100万乌克兰人移居波兰等邻国。
在俄乌战争开始后，乌克兰有400万人逃往外国。
而在普京下达动员令后，俄罗斯有70万人口外逃。其后的统计，约有四百万人在战争爆发后离开了俄罗斯。
两国依然还有大量的自愿参战人员。具体比例，不得而知。
还有大量的被征上前线的被迫参战人员，这个数据应该两国都达到了百万以上。
以上只是在说，不同的民众也会有不同的选择，不能将他们视为一个集体，认为只有一个声音。
那么，仅仅通过两国民众的逃难，我们都能发现，他们逃的是谁？
战争爆发在乌东，主要在乌克兰国境线内，那么俄罗斯人外逃的目的，是在逃避动员令，动员令背后的人是谁？就是普京政府。
这时，我们就可以下一个结论，在动员令（征兵）开始后，两国民众与两国政府形成了对立，他们成为了敌对的两大阶层。
这一敌对的阶层，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在战争时，需要用逃跑来彰显这种激烈的矛盾。
在非战时，国家依然分为两个阶层，那就是征税者和被征税者。
这一阶层划分，自古以来，被认定为常识，是几乎所有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共识，包括贵族们也从不否认。
以俄罗斯为例，普京个人想要达成的目标很多，这些目标最终要回归到普京个人的政治地位上来，也就是通过战争，获得政治声望，以保护个人政治地位的长久稳定。
这一目标，是一种经验上的推测，或许不准确。
但是普京个人在俄罗斯政坛上的地位，就是随着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进行稳固的，车臣战争，一举奠定了普京的政坛地位，紧接着是格鲁吉亚战争和获取克里米亚。
他个人的目标，与这数百万外逃的俄罗斯人的目标，显然是不一致的。至少在这数百万外逃的俄罗斯人来说，普京打赢某场战争，与他的利益并不一致，外逃这一行动显示了这一利益判断。
同理，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发生后，在动员令后，一样出现数百万人外逃的现象，没有逃掉的人通过行贿征兵官获得豁免，通过行贿边境官逃出乌克兰，这些行动，都表明，他们认为，泽连斯基的行动，与他们的利益相悖。
还有更多的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基于各种理由，虽然不愿意参与战争，但没能外逃，这个数量，这个数量我们分析不了，但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远远大于外逃者，因为任何时候，有能力逃出本国的人都是少数。
更不用说，在两国的边界禁止成年男子出境的命令都是突然发布的，很多人还来不及决策 ，仅从两国要禁止成年男子出境这一行动，就可以判断，人肯定少不了，否则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行动。
此时，是不是自愿参军，已经没有评判价值了。
因为，当你不能选择时，就是一种强制。正如一个企业家要是自愿向政府捐款一亿，但如果不捐，就要坐牢，你很难说他是自愿的。
这时，你都会发现，不管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两国政府实际上与平民们构成了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征税者，包括征命，一个阶层是被纳税者，包括被征命。
他与古代君主制下面泾渭分明的两大阶层，并无不同。
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区别在于，君主制下两大阶层是清晰明了的，而共和制下两大阶层就不那么的清晰了。
我们能看到的是，俄罗斯政府与乌克兰政府的确站在台前，决策者也是泽连斯基与普京，但是共和制是人民主权观念，有无数个君主。
这一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都能发现。
有人说泽连斯是强硬的反俄派，其实不对。泽连斯基选举时，之所以能打败竞争对手，靠的就是其更中立的立场。其主张是，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结束乌东战争，推动顿巴斯自治。
为了实现这一主张，其亲自上前线，一个一个去说服那些死战不退的乌克兰军官，劝说他们为了防止更大的战争，终结这场乌东战争。
与之对应的是，到了俄乌战争爆发前的两个月，泽连斯基宣布征兵十万，一定要打败俄罗斯支持的乌东分离势力的军队。
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泽连斯基想法改变了吗?不是。
在泽连斯基推动乌东和平进程之时，其支持率跌到了18%，并且首都基辅爆发了强大的反泽示威活动，反对泽连斯基的行动。
因此，泽连斯基实际上是被乌克兰更加强硬的仇俄派所绑架，他的决策并非他个人的主张，真正的君主，包括了乌克兰民间的强硬反俄派。
类似的事件在俄罗斯也一直在发生。
很多人认为普京就是俄罗斯的强人，是强硬要吞并乌东领土的政治强人，但如果你了解俄罗斯政治的话，你会发现，相对于俄罗斯更加强硬的政治人物，普京是一个温和派。
普京原计划是通过一场突袭，兵临基辅，逼泽连斯基签下城下之盟。但战争却发展成了长期战，消耗战。
国内的激进派，对普京迟迟不开展全国总动员极度不满，不接受这种添油战术，要求马上动员全国民众，在短时间内打败乌克兰。
普京拖到了2022年9月，即俄乌战争爆发后半年了，才开始了首次动员，并宣称这不是全国总动员，只是部分动员。
俄罗斯这些激进派，也是一直推动战争升级的君主们，而不止是普京一人。
在共和制下，分析阶层需要更多复杂的工具。
奥派罗斯巴德提出一个分析方法，叫作税收净收益者。
尽管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是被压迫的阶层，因为有部分人上缴的税收远低于其拿到的税收，这就叫作税收净收益者。
税收净收益者，实质上就享受了君主的待遇。比如，美国真正的穷人，他们反而是可以拿到大量税款补贴的，因为收入够低就可以，他们就是事实上的收益者，他们与那些税收净损失者，依然构成了两大阶层。
在共和制社会里，由于税收的使用并非君主和贵族，导致了两大阶层经常性变化，甚至让人们看不清，谁能认为，一个拿着政府津贴的穷光蛋是君王呢？
但只要他是税收净收益者，就代表着有一个执行机构帮他征税，并送到他的面前供他享用，这就是君主。
在战争中，往往还需要巨额征税，这种巨额征税下的受损者，也是属于经济上的被统治者。
而在战争时，就需要另一种方法，分析每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偏好。
我们假设，有位老铁是个嫖娼爱好者，他身处某国，当地性产业是合法的，这时要来一个新政权，比如美国式的，这个新政权不允许妓女的存在，嫖客抓到了，还要公布示众。
这对他来说，叔叔可忍，婶子忍不了。因为这是他心里最大的事。而世界上只有这一个性产业合法化的地方，他逃去哪里都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于是他决定拿起枪、加入部队反抗新政权，以捍卫他的嫖娼自由。
而另一位老王，本来就不嫖娼，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嫖娼，有的是情人。那么禁止嫖娼的政权，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要他拿命去抵抗，他是不愿意的，他认为，世界上很大，不行我就换个地方生活。或许他就留在本地，谁来，他认为生活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于是他选择了逃跑，或是逃避兵役。
而老铁认为，光我一个人打败不了这个新政权啊，那不行，我支持强制征兵，也就是你们所有的人需要和我一样，讨厌这个新政权，这时他要用他的意志统一所有人的主观价值排序。
这时，老铁在舆论上、投票上推动了征兵制在当地的实施。于是他就成为了君主，他就是统治集团的一员，虽然其没有任何官职。
共和制下的统治集团不容易分清，但被统治集团是很容易判断的，那些上缴税收低于税收收益的人，那些主观价值被强制的人，都属于被统治者。
在俄乌两国都存在大量这样的人。
因此，俄乌战争依然适用君主制下的分析框架，那就是这就是一场两个统治集团，关于统治地盘和主观价值冲突的战争，而被统治者是被迫裹挟到这场战争中来的。
为什么下这个论断？那是根据收益来论断的。
我首先要肯定，如果是自愿反抗者，由于价值是主观的，这种自愿反抗本身就是有收益的，这种收益在主观价值理论中，叫作心理利润，哪怕他不分享这一块领土的任何税收。
如果两国士兵都是自愿参战的，那么，这是他们主观价值导致的冲突，无法评判 对错。宗教战争中，就存在这一现象，两个极端宗教军队，为了消灭异端，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我们无法评判谁对谁错。
我们只能说这种为了实现个人主观价值而杀异端的宗教是反社会的。
如果是被迫参与军队的人，他们是有损失的。他们的主观价值排序中，生命本来是第一位的，被哪个政权统治的痛苦感是第二位的或更低的。但在征兵中，他们被侵犯了，做了不符合他们主观价值的事。
如果战争的经费，全部来源于自愿，那么，也无人损失金钱。
但战争的经费如果来源于税款，那么，不仅是俄乌两国的民众损失了，还有美国与欧洲各国的平民，也损失了。
这笔钱是用于支持战争还是投资或自己消费，本应该由自己判断，但被强制的情况下，对于这些人都是不利的。
如果民主投票决定了某国要加征税款用于战争或支援战争，那么，没有投支持票的人，就是被强迫了，出现了损失。这时，投票支持用纳税方式解决支援问题的人，是统治者，不同意交税去支援的人，变成了被统治者。
更加明显的是，那些清晰的统治集团是明显的受益者。
普京及其统治集团是受益者，他们本身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税款来源于民众，士兵来源于平民，战争打赢了，他们可以成为民族英雄，政治地位稳若泰山。
同时通过战争，他们还获取了扩权的机会，这一扩权在战后都有可能形成习惯，历史上，无数权力扩张都基于战争，并在战后长期存在。
官员们通过比平时更高的财政支出获得贪污机会，可以趁机上下其手。俄乌两国都传出大量腐败事件。
即使是最坏的情况战争败了，那么，他也能全身而退，大不了逃亡外国，养个老。
乌克兰明面上的统治集团也是受益者，乌克兰民众一样在质疑，为什么高官的子弟不参战？他们进行的任何政治决策 ，个人都不需要付出代价。
征兵官们集体腐败，以至于民怨沸腾，最后全部开除。
欧美政客花本国人的税款，获得自己的政治声誉。同时，支援的税款大量给了本国的军火商，而不允许乌克兰用钱来购买武器，形成了政商勾结。
好了，受损者受益者分析完成后，我们来看一下原因是什么？
如果说共和制只是在观念上影响了民众们的主观价值排序，还是一种类宗教的影响，但民主制却是推动这种阶层划分的根本性制度。
在普京 和泽连斯基上台时，并没有一个政见说，他们要加征税款要强征兵员，但是，一旦选上了，你就要守民主制度的规矩，那就是他们就是民选官员，他们的任何决策 ，在民主制度中就是合法的。
你没有办法一事一议。在代议制中，由那些选上去的议员和官员们来进行决策 。
这时，民众们就难以通过选择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观价值偏好。我们假设，俄乌战争前，官员们没有这种权力决定战争，他们要启动战争，必须接受两个条件，一是战争经费来自捐款，二是兵员来自自愿报名。
那么，这种战争的规模就会极小，甚至打不起来。
最后一统计，收到的捐款一个亿，自愿报名的一千人，那还打个毛啊。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全世界各国民众都没人认真考虑的问题，那就是即使是按照民主理论，要不要给予政府战争的权力？
我的答案当然是不！
和平是社会的最高价值，政客决策战争是不存在代价的，或代价很小。而普通平民要付出的代价是一贫如洗和无数的生命。
没有了生命，任何价值都将毁灭。
我为什么说任何政府战争都是邪恶的，因为他们未经得每一个人的同意。
我当然不否定，这个世界上，有某些邪恶的势力，反社会的势力，需要用暴力去打击。
但是我更相信自由的力量，自愿合作的力量。只要是真正让每一个人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那么，人人都愿意付出代价去抵抗这种痛苦的源头。
如果你不相信自愿合作的力量，那就一定会迷信集中力量干大事，这个集中，就是强制。因为认定自愿合作力量小，才有了强制税收和强制征兵。
而一旦在战争上消灭了自愿合作，那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消灭。涉及到生命这等最为重要的财产，绝对不能让没有代价的政客来决定。
这应该成为普遍的共识并全球推广，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迎来永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