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举债。举债也是税收，就是向未来征税，因为政府不生产财富，要还债必然在未来征税。三是发钞票。即通胀手段。只有政府可以印钞，可以引发系统性的通胀。通胀也是税收，就是将民众的购买力转移到自己手中。四是出售“国有资产”。这些国有资产本身，也来自于强制，例如强制性地规定某些土地属于自己，排除私有财产伦理，以及它自己规定的民商法基本规则——先占拓殖取得；或者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的资产，本身也来自于强制征收。所以政府开支的意思是，强制性地将稀缺资源从市场上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政府的手中，用于政府所偏好的用途。由于“政府”是一个集体化的概念，集体不会行动，只有个人才会行动，因此，所谓政府偏好的用途，实际上就是管理这些资金的官员偏好的用途。因此它符合经济学上“消费”的定义。即一切政府开支，本质上是政府官员的消费行为。一是资源使用型开支。这就是直截了当（简单粗暴）地将资源从市场转移到政府来使用。比如雇佣公务员，这就是将劳动力资源从市场转移到政府手中；比如购买商品和服务。二是转移支付型开支。这就是把张三的钱强制性地转移到李四口袋。这个张三可能是个人，例如将不生娃的张三的钱，转移给爱生娃的李四；也可能是个人的集合概念，例如将“广东”的钱，转移到“青海”。但“广东”当然是没钱的，有钱的是“广东人”。所以归根结底，都是个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这两类开支的分类其实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因为无论如何，它都是征收市场生产者的财富，转移到了政府官员认为最好的用途中。市场生产者的真实愿望，这时候必然是被无视的。这时候那些接收这些财富的李四，不论其真实愿望如何，就是非生产性的，是寄生阶层，是食税者。它们与市场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和平合作关系，而是拉尔夫·雷科所说的“国家关系”——以国家所特有的方式，即暴力方式，与同胞打交道的人。这制造出了霸权关系和阶级分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渣，例如风灵同志，都认为政府开支是有积极的生产性贡献的；GDP的统计中，也是把政府开支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统计的，这是统计学家的最爱。自由市场上，消费者自愿付费，说明他对卖方的财货的评值高于自己手中的货币，因此交换发生，双方受益，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因此这种产出是生产性的。自由市场的生产，都是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生产，消费者偏好，是生产的指挥棒。但是我们考察一下政府开支，就非常奇怪：它不是根据人们对政府的自愿付费开支来衡量的，而是根据政府本身的开支来判定的。所以只要征敛程度够大，开支不断增加，就可以对经济做出“生产性的贡献”。再也没有比这更加荒谬的事情了。假如政府现在突然宣布，你们现在都自愿付费吧，就像在自由市场上那样，按照自己的主观评值来跟我交换服务，而不是依靠强制力强行征收，你猜猜还有几个人愿意纳税？所以鉴于纳税人的这种支付根本就不可能是自愿的行为，那么，首先，政府开支的价值和贡献到底有多大，根本就无法判定。你说警察的治安服务需要不需要呢？当然需要。任何社会都有反社会的人，必须进行暴力的制裁。但是你到底愿意掏多少钱，来雇佣治安警察呢？没有自由市场的价格表达，就说不清。一个暴力的街区，需要更多的警察力量，但是可能缴的税却比一个和平街区的人更少，或者一样，这怎么判定呢？给纽约配备100万名警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纽约治安会不会更好？可能会吧——要极其严肃地防止纽约警察自己变成犯罪分子——可是，他们的绩效到底如何评估？你愿意不愿为此付出高额的税收，为了“安全”这个单一目标能不能放弃其他更重要的价值？没有市场价格，没有消费者通过价格表达出的真实偏好，这都是糊涂账。所以这一条，就已经给那些斩钉截铁地说政府开支有生产性贡献的人，泼了一头凉水。政府服务连真实的价格都没有，没法计算成本和收益，你凭什么说它有产出、有贡献呢？至少不要那么武断，先打个问号比较好。那我们现在更进一步，如前所述，所有政府开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从市场的征收，对吧。也就是说，这些资源，本来留在市场，会发挥它应有的效用，现在被拿走了，用于政府所青睐的用途了。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政府开支增加了100万元，也就是意味着市场上的开支减少了100万元。所以，其所谓生产性的贡献，从最好的意义上说，是抵消了，即为零。比方凯恩斯主义者说，通过财政政策，即扩大开支，可以增加就业。例如这100万元，增加了20个就业岗位。问题是，这100万资源留在市场中，难道就不安排就业吗？它会至少也安排20个岗位，鉴于市场必然比政府高效而节约，那么可能会安排50个岗位，现在，由于这100万被拿走了，所以这本来可以安排的20个、或者50个岗位，消失了。你不能光看到增加了20个岗位，看不到消失了的20个岗位。我们还可以为了论述方便，暂时承认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消费”论，再看看政府支出的生产性贡献：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据说穷人不好好消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钱，给他们发钱他们就愿意消费了；又据说富人都坏到了骨子里，一直要储蓄，不好好消费，原因是故意制造信贷短缺收取高利贷，因此应当把利率降到零，这样，穷人就可以方便地借到钱了。同时，对富人征税，交给穷人花，消费就起来了。我们就不批判凯恩斯的这套理论像个神经病的胡言乱语了，就说你把100块钱从富人手里转移到穷人手里，它会增加消费吗？最好的情况下，就是抵消了啊。但是实际上，更有可能发生的是，穷人可能把这些钱存起来了，减少了消费，以及，富人本来用这100块来投资的，现在没有了，所以没法投资了，或者，由于财富生产被打击，所以以后不生产或者少生产财富了，因此投资减少，劳动者的待遇降低了，更没钱消费了。那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看看政府开支的生产性贡献到底有多大？比方说美国的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或者要修建庞大的胡佛大坝，或者一直要打仗，这是天文数字般的政府开支。我们可以仅以政府的军事开支与私人的汽车开支为例，看看这会带来什么影响：1、美国人本来用来买汽车的钱，被征收了，现在买不起汽车了，只能放弃；或者，原来可以买20万元的汽车，现在只能买10万的，降低了生活水平。2、将资源从汽车生产行业转移到了军火生产行业，因此军火行业出现扩张，军火商和从业者的收入增长，而汽车行业、以及所有其他行业的资源变少，由此出现萎缩，扭曲了整个生产结构——它不是消费者在市场上表达出的真实偏好，消费者并不需要军火，否则就不用强制征税了。如果让他们自愿选择生产多少军火，绝对达不到现在的规模。所以如果在自由市场上，军火商的规模将骤降，军火工业纯粹是美国政府支出、政府官员的喜好催生的行业。3、由于汽车行业用来生产扩张的资源变少，因此其生产没有达到自由市场上消费者需求的程度，供给下降，由此拉升了汽车的价格，进一步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降低了生活水平。很简单，是吧，无非就是巴斯夏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我们现在引入价值理论，就可以清楚地展示出这些军事开支到底有什么生产性贡献了：消费者本来是要买汽车的，而不是想买导弹的，也就是说，在他的价值表上，汽车消费是排在导弹消费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强制行为，消费者将从最有利于自己生产的角度出发，做出买汽车的决策，这对他来说，是效用的最大化。现在，他不得不放弃最大的效用满足，退而求其次地满足价值排序更低的目标，这当然是效用的损失。从一家汽车企业看，也是一样的。它本来用这笔钱要扩张投资、开发新技术、扩大产能，由此赢得最大利润，即满足消费者偏好的，现在无法实施了，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消费者也承受了供给减少、价格上涨（或者没有下降到应有的程度）、技术进步变慢、消费者满足感下降（或者没有提升到应有的高度）的损失。实现一个价值表上更低的目标，而舍弃了一个价值表上更高的目标，当然意味着生产力的损失。因此，政府开支的生产性贡献，不但是零，而且是负数，即造成了生产力的损失。所以，政府开支不是“投资”，他不符合经济学上投资的定义，而是消费行为，即用别人的钱，满足自己的欲望——把张三的钱交给李四，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即认为打击张三而扶持李四是正当的，是让他自己满意的状态；把生产汽车的钱交给军火商，当然也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即在他们看来导弹比汽车更重要，让汽车行业萎缩而让军火商扩张，让消费者为汽车付出更大代价而变穷而让军火商变富，更让自己满意。其开支当然也不是生产性的，反而是反生产的，因为它把生产性资源转移到了自己的消费之中，由此减少了真实的生产，扭曲了生产结构，偏离了消费者的真实偏好，所以是破坏性的，反社会的。“奥地利在五个方面都极具建树，它增加了公共开支，上调了工资，增进了社会福利，扩张了银行贷款，促进了消费。有了所有这些成就之后，它处在毁灭的边缘。”
记住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政府开支每增加一分，市场主体能支配的就少一分。开支越大，意味着政府占有的资源越多，对市场的扭曲程度越大，民众的欲望满足就越少，对经济的伤害就越大。某些自称搞经济学的人，如果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拎不清，是不配谈经济学的。这其实不能用学问不精来解释，而是必有隐秘而卑劣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