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人造古城,何成空城”的调查报道,曝光了张家界市大庸古城项目的严重浪费问题。
张家界市大庸古城项目,是信贷扩张下全国各地“古城建设热”的产物。这个项目2016年6月仓促开工,从立项、论证、审批到开工建设,仅三个月时间,可谓是特事特办。项目由张家界市国资委控股的张旅集团操盘,占地240亩,相当于22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总耗资高达24.43亿元,当初曾被视为“全国文旅项目新标杆”。
然而,项目从2021年6月开始试营业后就陷入亏损之中,当地政府每年要承担上亿元的运营成本,2024年带来的收入却不足百万元,四年累计亏损高达10.8亿元,成为地方经济难以承受的重负。目前,该项目负债高达16.97亿元,净资产已缩水为负3.02亿元。在原本设计的198间商铺中,仅有4家零星营业,且未缴纳租金。其核心演艺项目《遇见大庸》仅售出2300张票,日均不足15人。如今,最热闹、也是能盈利的唯一地方,是停车场。
2024年9月,大庸古城项目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当地政府按照中央要求,开始化解债务风险,进行市场化盘活,提升项目的经济效益。
大庸古城,不是城市的名片,而是城市的伤疤。
这一幕真是触目惊心!
它让人们认识到政府投资项目的盲目性和浪费性质。然而更让人痛心的是,我们本来根本不用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因为经济学原理早已清晰地揭示出政府投资项目的浪费本质。奈何人们却无视经济学的教导,非要撞得头破血流,才能有些许醒悟。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猛批风灵的“政府投资项目有利论”,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而且是一个早已经被证明的错误理论,现在她却执迷不悟地奉为圭臬。而一旦理论错误,现实中就必然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如果我们任由这种错误理论横行,那么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大号的张家界大庸古城,所有人都将为此买单。
政府投资的大型项目,为什么必然是浪费性的呢?
这里我们首先要对“浪费”进行一个定义,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项目最终烂尾了,变成了一堆废物,稀缺资源被浪费掉了。更重要的是说,它不是消费者的真实偏好,必然造成效用损失。也就是,有限的资源,没有被用到效用最高的地方,可能存在的更好的利用方式,被迫放弃了。
政府投资项目与私人投资项目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所用的资金和资源,来自于强制征收,而后者来自于自愿交换的金钱投票。一个私人投资项目要想不亏损和盈利,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偏好,满足消费者的迫切需求,否则消费者不会给他金钱支持。然而政府项目去除了这个约束,消费者是否支持不重要,当地官员的决策才重要。
那么,如果让消费者自愿金钱投票,这样的项目根本就不会存在。道理很简单,如果消费者自愿支持,何必强制征收呢?
如果这笔钱让消费者自愿选择怎么花,他可能会花到买房子、买汽车、买家电、给孩子买电脑等用途上,他通过自己的购买行动证明了,这才是他们的迫切需求。但是由于强制征收的存在,这笔钱他们花不上了,而是被强行拿走,用来建设大庸古城了,这显然并不是他们的迫切需求。
也就是说,这时候,当地官员通过强制征收权,将本来用来满足消费者迫切需求的资源,强制转移到了当地政府的消费目的上。这意味着,在满足他个人的目的时,必须以损害消费者的迫切需求满足为代价;以及,在满足一部分人欲望时,牺牲了另一部分人的欲望。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用在他的目的上,就无法用在消费者的目的上。
将一种资源,从迫切的用途上,转移到并不迫切的用途上,当然意味着浪费。
这就像一个败家子,一笔钱,本来应当用来置办家具的,他拿去赌博输了,家里不但买不成家具了,柴米油盐现在都买不起了。你说这不叫浪费,什么才叫浪费?
其本质是当地官员个人的一种消费行为,消费行为的特征是寻求个人的即时满足,它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行为,因为投资必定要进行资本会计的计算,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和利润核算。
那么问题就在于,当一个项目并不需要消费者的支持,而是靠强制征敛存在时,就没有利润机制的约束。
央视和当地政府反思说,这是当初“盲目决策”。没错。但为什么会“目盲”呢?
就是因为,利润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指挥棒”和“眼睛”。一个项目能够盈利,就说明它对资源进行了正确的配置,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满足了消费者的迫切需求,因此消费者愿意给他金钱投票。反之,就说明资源配置错了,消费者不愿意给他金钱投票,所以亏损和破产了。正是通过利润机制,对判断正确的企业家进行犒赏,对判断错误的企业家进行惩罚,市场经济实现了效率的最优,消费者的需求由此得到了满足。
一旦没有利润机制,那就真的像一个盲人。各种资源都有竞争性的用途,你却根本不知道它应当配置在何处。这个时候,稀缺资源到底如何配置,就成了地方官员的武断决策。混乱和浪费就随之发生。
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崩溃呢?不是因为地方官员不够聪明,无法掌握足够的“知识”。而是因为它没有私有财产,因此没有交换形成的价格,由此无法进行成本收益的核算。所以它不是是否可行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它之所以在有的国家和时间,还能存续一段时间,恰恰是因为它实行得不彻底,引入了市场价格和盈亏计算机制。
这倒不是说地方上的官员就完全不想盈利,而是说,他作为一个行动人,在考虑如何花费这笔资金的时候,必然首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例如形象、声望、升迁等,能否盈利,在他的价值排序中处于次要的地位。也就是说,他的决策不是经济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他不接受市场的检验,没有破产的担忧。因为这些钱不是他的,而是来自于强制征收。税收不够,那就举债。债务还不了,他还掌握了一个大杀器,银行融资,实际上就是凭空造钱。这不但意味着决策是盲目的,而且意味着决策必定是极端草率激进而不是审慎保守的——你要是拿着别人的钱去投资,而且亏损了还不用承担责任,你也很草率很激进。
张家界一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只有36亿,它本身就是一个接受转移支付的地区,其财政收入是入不敷出的,然而一个项目大手一挥就是24亿。如此巨量的投资,当然不是来自于税收,而是来自于举债,而举债的结果,都是通过信贷扩张的方式解决。当地官员是不用拿出自己的财产负责任的。
这就是地方政府债务不断膨胀,到了破产边缘的原因,也是现在不断要求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原因。因为处置不当,是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的。而不论是税收、债务还是银行信贷扩张的代价,都是老百姓来承受。
所以,这样一种不接受市场检验、代价不由自己承受的决策机制,怎么可能不是浪费性的呢?一个官员任期就那几年,他必然倾向于在任期内最大化地榨干当地资源的资本价值而服务于他的任期,项目建成了,利益是他自己的,至于以后是亏损还是盈利,代价是当地老百姓在支付,那时候他早就走了,何必在乎呢?
我们甚至可以假定,一个地方政府官员极其有责任心,极其有长远眼光,搞了一个大项目,后来的确也盈利了。但是这仍然改变不了,税金支持的大型项目的浪费本质。
因为,如果一个项目能够盈利,市场上的企业家自然会发现这个机会,进而投资资本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赢得利润,为消费者创造最大价值。那何必非要税金来支付呢?
你不能莫名其妙地假定,官员的眼光比企业家还要好,还要长远。这不合逻辑,不符合常识。一个在市场中搏击风浪,接受消费者检验的企业家,眼光比坐在办公室喝茶的公务员,敏锐的程度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市场经济,就是企业家组织的,而不是地方官员。
更重要的是,一个项目如果它能够盈利,同等条件下私营企业必然会赢得更多的利润。市场经济是最能创造财富的机制,连老马都承认。那么,假设你有100盎司黄金,投入到A项目,一年后可以盈利20盎司,投入到B项目,可以盈利10盎司,我们可以说,你投入到B项目的机会成本太高,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有100盎司黄金,若私营企业投资,可以赢得20盎司利润,而政府投资可以赢得10盎司利润,我们当然可以说,政府投资是浪费性的。
因为很显然,这时候私人投资更能低成本而高效地满足消费者的迫切需求,否则消费者就不会如此“慷慨”地进行金钱投票,那它的利润从何而来呢?
因此,这就是财富的增长速度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人们“变穷”了。变穷的意思,不是说比以前更穷了,而是在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浪费性投资,那么人们会达到比现在更加富裕的程度,相对于应当达到的富裕程度,现在的水平是更穷的。也即,本来可以实现更多目的的手段,现在没有了。(这叫反事实推理,风灵理解不了)
我们甚至还可以索性承认“风灵式的假设:这个项目虽然现在亏损,但对未来的长远是有利的”,这也是风灵深入骨髓的国家主义思维,因为那些地方官员也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你们不要目光短浅,不要算一时的得失,要看长远。
长远到底是多远?你怎么知道这种做法就必然对长远有益呢?这首先是一个问题。因为从较近的长远看,他已经调走了,从较远的长远看,人们都死了。你更不能虚构一个马歇尔式的“长远的均衡”,而无视真实的市场价格。如果现在吃干喝净,长远之后的情势,还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长远?
但即便不考虑这一点,它照样是极端武断的,因为它忽略了时间偏好的存在。
人们既不会因为现在而牺牲长远,也不会为了遥不可及的未来而牺牲当下。为什么你要假定人们一定要重视遥远的未来呢?为什么你要通过税收手段强制人们缩减当前消费,而要求未来的更大产出呢?较大的产出必须经历较长的生产过程,但是人们为什么并不是无限延长生产过程呢?为什么一件财货,我并不是把它放到未来使用,而是现在就使用呢?就是因为时间偏好的存在,他的这个选择证明了该财货对他而言当下的价值更高(这叫反事实的价值差额,风灵可能更理解不了)。人们不可能为了长远而完全牺牲当下,人们要消费,人们要活到三月,必须首先活过二月。你不能代替人们做决定说:未来最重要,现在不重要。
查理·芒格说: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应当相互帮助。而帮助一个人的最好办法是,帮他们摆脱错误观念,建立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大众从大庸古城这种大干快上项目中吸取教训,相信市场而不是相信中央计划。也希望风灵能够迷途知返,摒弃凯恩斯主义的思维和所谓的面子。人,应当在真理面前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