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对自由的乐观，既是心态，更是原则

原创漫天雪798 漫天霹雳Plus

米莱登上《时代》封面

阿根廷总统米莱本来打算在5月25日在科尔多瓦省签署新的社会共识“五月公约”，但由于“基础法案”和“财政包裹法案”都只在众议院获得表决通过，尚未获得参议院最终批准，因此“五月公约”未能如期签署。

让我们首先再次回顾“五月公约”的“十项原则”：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财政平衡不能妥协
减少公共开支，比例约占国民生产毛额（PBI、GDP）25%
减少税收压力、简化阿根廷国民的生活、促进商业的税改
重新讨论联邦税收分配，结束现行的扭曲模式
各省承诺推动国家自然资源开发
劳工改革，促进正规工作；
养老制度改革，对缴纳者有保障和可持续性，并允许选择私营养老系统
结构性政治改革，代议者和被代表者的利益重新对等
开放国际贸易，使阿根廷重返全球市场

这些原则都完全正确，是往自由市场方向的大踏步改善，必将使阿根廷摆脱“拉美陷阱”和庇隆主义的泥潭，打造一个自由与繁荣的阿根廷。

阿根廷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自由化改革面对的阻力也非常大。被米莱大骂的“政治种姓阶层”（政客和公务员团体）、“敲诈勒索分子”（工会暴力集团）、“盗窃犯”（阿根廷央行）等等利益集团，就是改革的主要反对者。

这其实是预料之中的事。

在社民主义的现实环境下，任何自由化的改革，都涉及到既往社会结构和财产结构的变化，因为民主制度下，大部分人从公共产品和服务中取得了利益，都是特权的享受者。所有领取福利和补贴的，都是税金的净消费者，其实都是广义上的“公务员”——即依靠征敛而不是生产生存。

这其实也是民主的本来含义：开放权力准入通道，让每个人通过向他人财产主张权利，都成为税金的消费者。

人们想不到的是，这些利益，都是以更大的损失为代价取得的。你在这里是多数，在那里就是少数；任何人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向其他人主张权利，结果就是人人互抢，每个人都受损，只看谁受损更多；一个人以消费者身份取得的利益，是以他作为生产者时利益受损为代价，反之，一个人以生产者身份取得的利益，则在他作为消费者时加倍偿还。

在这个瓜分财富的游戏中，唯一可以确定的净受益者，是阿根廷的政客们。

可悲的是，人们往往只看眼前而忽视长远，只看得所得的实在实惠，而看不到自己所失的隐形损失。人们常常忘记了自己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们不会长逻辑链条的推理，看不到那些福利毒药的长远恶果。很少有人读过弗里德里克·巴斯夏的名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尽管这是一篇很短很通俗的经济学科普文。

西谚有云：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将迈入灾难之门。这话其实说对了一半。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也不可公有。权力公有的结果，就是民主化，民主化的结果就是communism，因此一旦权力公有，结果就是财产也会公有。阿根廷的百年衰败之路，其实就是权力不断公有，谁都可以——通过民主的手段——参与财富分配的结果。

正确的说法是，财产不可公有；至于权力，既不要公有也不要私有，而是不要有。既然它是个坏东西，那么要它干什么？正确的办法是消解它、直至清除它，直至无政资。不要以“最不坏”等所谓毫无原则的话来寻找借口，那其实就是承认权力，并且为权力的扩张寻找理由。

我们要的是权利，不需要权力。

因此，越是在民主化程度深、即福利化更严重、权力公有程度越深的国家和地区，推进自由化改革难度就越大。让人们放弃既得利益，比改变他的观念可能还要难，比割他们的肉还疼。

这就是米莱面对的处境和形势。他面对的形势，可能比当初中国的改革开放难度还要大。

因为当初中国的大众，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福利，即便有，要么是鸡肋，要么只是极少数人在享受；民众生活艰难，若不改革，会危及权力自身，有改革的紧迫性；民众已经穷成那个样子了，即便从死马当作活马医的角度看，也有改革的观念和动力支持。

然而阿根廷不一样。阿根廷有民主的政治正确，它模糊了税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让人群中的多数都成为既得利益者；庇隆主义者和工会势力，不会去分析和研究改革措施是否符合民众的福祉，而是考虑自己的地位，并且用民主来攻击米莱；民众的住房、养老、医疗、价格保护、最低工资等等，都依靠阿根廷政府的供养，任何自由化的改革措施，无非就是将产权进一步明晰化，让人你不要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这就是拿走了他们的税金利益，必然遭致反对；企业总是有稳定化的期望，其实就是与权力勾结阻碍竞争，那么放开自由市场和进出口管制，企业界也并不会全盘支持；再加上，阿根廷再烂，也是一个人均GDP1万以上美元的经济体，虽然有不少贫困人群，但是贫困的计算标准并不同，因此那些以前支持米莱的人，现在若是没有对自由化的充分预期，见不到立竿见影的好处，可能就会反水，取消他的既得利益的时候，他才能展示出真实的偏好。

所以，其实纯计划体制，因它注定是不可行的，有时候转型起来反倒容易，而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福利型和权力公有型社会，也就是人人都寄生的社会，很难改。

当然，也正因为难，米莱的所作所为，才令人更加刮目相看和有所期待。

但不论如何，我们仍然要报以乐观的心态和信心。

有人说，阿根廷反正已经烂到根子上了，哪怕稍微做出一些改革的动作，都会收到繁荣的效果。这话是不假，就像过去，养三只鸭子是资本主义，现在允许养四只鸭子了，当然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你只做出些微的改进，其实就是对现状的承认。这样的改进，是不会留下什么政治遗产的，等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一切都会回潮。就像“有限政府”是不可能的一样，这种不伤筋动骨的改革，结果可能是迎来更大规模的倒退。因为承认现状的另一个意思其实是：不论对错，不要原则。

因此，我们坚持认为，必须足够激进。只有理论上的足够激进，才能迎来现实上的边际改善。如果连理论都不激进了，动辄就妥协了，承认现状了，你又如何期望现实中更大的改进呢？你又能为后世的持久制度性建设留下什么政治遗产呢？那样的改革，结局就是昙花一现。这种历史，在阿根廷不是没有发生过。

足够激进的政策举措，当然会赢来足够激烈的反对声浪。这就是考验米莱的时候了。

例如工会领导人动辄要发动全国总罢工，这对米莱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但其实也是一个机遇。

撒切尔夫人当年在英国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关闭低效的国有煤矿，煤矿工人工会搞串联——比如串联码头工人工会支持自己，下一次码头工人搞罢工的时候，他们会反过来支持他们——实行全国大罢工，持续了整整一年时间，工人纠察队与警方的冲突造成了社会失序和暴力冲突，全国媒体和民众指责撒切尔夫人的声音不绝于耳。

然而撒切尔夫人不为所动，“一意孤行”，借英阿马岛战争胜利之声望，采取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在议会下院舌战群儒、对工会势力分化瓦解、坚决打击暴力犯罪、保护愿意工作的煤矿工人继续工作、坚决关停二战以来巨额亏损的国有煤矿等等一系列组合拳，以强硬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对待工会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经此一役，撒切尔夫人彻底击退了工会暴力团伙，将国有煤矿几乎悉数关闭，紧接着，对铁路、邮政等行业继续实行市场化改革，至此，英国工会势力再无往日之跋扈，英国才迎来了二战以来相对市场化的光明前景。可以说，若不是撒切尔夫人的雷霆万钧和坚定意志，英国现在早已沦为三流国家；英国当今的经济地位和国家地位，是由撒切尔夫人奠定的。

但是撒切尔夫人仍然是一个保守主义妥协分子，她曾经有过NHS（国民医疗保健体系）私有化的打算，但是鉴于关涉全民，最终她选择了妥协，她说，那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留下了烂尾楼和回潮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英国议会的辩论中，不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已经把国有化的医疗体系当做一个既成事实予以承认，天天在喊的是怎样增加他们的预算和人员，完全偏离了自由市场的方向。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可资米莱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首要的就是，对工会和反自由的势力，绝对要毫不妥协，将其按照暴力犯罪和黑势力集团予以坚决打击，一举将其拿下，使其一蹶不振，以后再不能兴风作浪。他们是侵犯他人产权、并且贪得无厌的抢劫犯，政府的使命就是打击他们，没有什么好手软的。

办法当然多种多样，但是目标很清楚，消灭他们的势力，回归自由市场。

所以，这是一次严峻挑战，但是其实也是一次机会，就看米莱能不能撑得住，迎来未来的光明前景。

教训就是，前文谈到的，不能搞所谓的妥协和半拉子，不能承认现状，不能在某些领域搞，某些领域不搞，让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继续享受不当利益且毫无歉疚，撒切尔夫人的NHS改革失败，就是最大的教训，它像管涌一样，最终会不断突破底线，摧毁自由的大堤，让改革的政治遗产大打折扣。

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是不能妥协的，是必须“激进”的。1+1就是2，你不能说，别人就是认为1+1等于3，所以既然大家都这样认为，那就承认现状，妥协一下，等于2.5吧，那就是没有原则。一个连原则都不要的人，连真理都不认的人，才是激进分子。

那么，既然我们认为1+1=2绝对正确，为什么应当妥协的不是那些1+1=3的人，而是前者呢？既然这个人说1+1=3是错误的，要打击，那么另一个人同样这样说，你怎么能不打击呢，难道不会落下选择性改革、被利益集团收买的口实吗？既然知道它是绝对正确的，为什么就不能以乐观的精神坚信它必然会取得胜利呢？难道我们要相信，邪恶必然战胜正义？如果否定这一点，米莱又是如何当选的呢？

必须对自由意志主义的事业保持永久的乐观，这并不是仅仅是心态和信念，而是一项原则。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对它的乐观精神，那就会对它丧失信心，就会承认现状，就会妥协，就会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最终沦为一个不要原则、维持旧秩序和等级的可恶的保守主义者。

罗斯巴德在这方面，为所有人树立了的典范。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投身到自由意志主义的运动之中，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发起了一场拯救美国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他的政治遗产将永远照亮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前进的道路。

他在批评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时，满怀敬意又深感惋惜地说道（大意）：斯宾塞是伟大的自由主义运动在19世纪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到了后期，他对民众丧失了信心，对自由充满悲观，最终选择了接受现状，这种接受现状，反过来影响到了他的理论。

斯宾塞到了后期，其实可悲地变成了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从立场上后退，放弃了激进的纲领，再也没有了持续战斗的激情和信心，由此怀疑起了他本来正确的理论。

这就是妥协、退让、承认现状的恶果。

如果我们研习经济学的人，都对千锤百炼亘古不变的经济学原理有所怀疑，悲观满怀，那自由还有什么指望？

米莱在接受《时代》专访时说：

阿根廷将成为如何将一个落后国家转变为繁荣国家的典范，并展示如何拥抱“自由之梯”显著改善人民的福祉。毫无疑问，这一定会发生。我知道需要做什么，我知道怎么做，我也敢于去做。

既然正确，必须乐观；信心满满，持续战斗。

祝福阿根廷，祝福米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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