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经济学雄文：中美贸易根源

原创古原古老板

中美冲突根源

文 / 松果不落

前言

中美之间关系“危机”目前仍然处于演变当中。

无数资讯和解读纷至沓来，民众情绪沸腾至极，许多人忧惧战争爆发，另一些恨国党则唯恐天下不乱，最大声音的是战狼，他们摩拳擦掌，似乎时刻准备好为了家国荣辱跨马征战。

不论你怎么期待这场“危机”的演变，也不论在政治坐标体系上你抱持什么样的价值观，抛开所有杂音之后，还有一些事实问题必须关注：

战争会爆发嘛？

中美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自2016年以来，中美之间的摩擦、对抗不断？

为什么西方反华政客越来越有市场，反华论调越来越高？根源何在？

从中国人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怎样做对我们最有利？

情绪和愿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事实。

可惜市面上对事实的解读极少有抓住真正重点而不流于肤浅表象的言论。

各种国家利益决定论、价值观决定论、地缘政治决定论，都是用事实来解释事实，无法用一个坚实的逻辑基础来印证，最终不同的观点打做一团，谁也不能说服谁。

事实本身是不说话的，充满混乱、矛盾冲突的历史事实从来没有证明过任何一条社会规律。截然相反的理论家和政治对立的人，都可以在芜杂、纷乱的历史材料中攫取、剪裁对自己结论有利的事实。

重要的是先获取理解事实的前提条件——正确的社会-政治-经济因果关系，只有在正确的知识（尤其是经济学知识）的指导下，人们才可以有意义地观察到、解读对特定历史事实。

因此，本文主要提供一个逻辑-因果的解释链条，这里不会狂轰滥炸式的罗列枯燥乏味的数据，也不会以不断剪裁史实材料来论证理论，毕竟，社会现象中，理论是先于事实的。

本文所揭示的因果链条是否真实不虚，读者可以轻易在新闻浏览中找到它的印证。

本文将提供的解释框架没有任何一点是作者自己的东西，它完全归功于一个少为人注意的天才——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以及他被尘封78年的一部专著《全能政府：极权国家与整体战争的兴起》。

在讨论中美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要介绍米塞斯其人，并介绍这本巨著的基本理论框架。

我将使用这本巨著的理论框架对中美当下的现状进行解释，并对未来进行预测。

米塞斯其人其书

在我心中，米塞斯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很可能还是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

苏联还没结束内战的1920年，米塞斯就凭对价值理论的深刻洞察，预言了计划经济必然带来贫困、生产混乱和经济崩溃，而全球一半的人类用了70多年苦难史来为他的预言添加苦涩的注脚。

他的货币理论代表了该领域目前人类智力水平的巅峰，对货币和信用规律的研究让他破解了困扰人类几百年的经济周期难题，而且他是真真正正预测到1929年大萧条的人（不是瞎蒙蒙中了的那种江湖郎中）。

更不必提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深湛研究带来的综合整全、一以贯之、包罗万象的“行动学”体系。

他写于70多年前的小书《官僚体制》，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读了都会有深切共鸣，读者会觉得他在先知般的预言过去自己经历的计划经济社会史。

他的大师级作品《人的行动》，则是真正的“荒岛一书”，这部鸿篇巨制值得阅读几十遍，且每次都会让你学到新的东西。深受古典文学浸染的米塞斯还具有莎士比亚般的优美文笔，他的幽默感一流、笑点阈值极高，在纯理论著作中，突如其来的幽默和优雅的尖刻常常让读者捧腹。

没读过他的书，那你太幸运了，还有那么好的东西尚待享用。

读他的书也是不幸的，那会无限提高你对一本书的期待和标准。

常读米塞斯这种高水平作者的人，很难再去忍受坊间无数小学生水平的其他书籍。

各类经济学家在他面前，则像么魔小丑，在极低的思维层次进行幼稚而肤浅的思考。

总而言之，你所知道的今天几乎所有炙手可热、暴得大名的经济学家，注定是无法在经济思想的历史中留下哪怕一行字的。

而米塞斯——用雪莱给济慈的挽诗中的措辞——“早已位居思想帝王之列”，永远处于人类智识的万神殿堂当中。

每一个后世渴望获得对社会经济政治的真知灼见的人，都必须阅读他的杰作，正如我们今天仍然阅读二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一样。

《全能政府》是米塞斯解读纳粹崛起的一本书，它给出了另辟蹊径的、你从没见过的政治-经济-社会学解释（幸运的是，这部专著，目前有中译本了）。

而这本书提出的解释框架超越了纳粹德国问题的历史个性，极其吻合当今的国际政治冲突。

简而言之，对于德国人发动大战的根本原因，米塞斯认为：

不是什么德国人武德充沛的民族性（每个民族的历史都可以找到尚武的元素，也同样可以找到热爱和平的元素），也不是希特勒的疯狂的意志和个性（如果不是希特勒，而是其他人上台，也不会改变当时德国的大趋势），不是纳粹特殊的反犹和种族主义（这只是纳粹党的特殊偏好为历史添加的个性，纳粹本身甚至也没有贯彻其种族主义思想），而是德国人（乃至当时世界列强）的经济干预主义导致了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垒高了国际贸易壁垒、激化了国际冲突，使得大多数德国人真心诚意觉得侵略别国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经济利益在裹挟着无数德国百姓卷入全体战争的战车。

经济民族主义才是国际冲突和纠纷的真正关键。经济民族主义通往战争的逻辑链条则早已为古典经济学家所揭示：

当财产得到保护，政府放任市场经济自由时，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服务好他人的利益；在交换经济中，要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必须给予出去别人希望的商品，想发财、生活富足的人必须尽心为他的同胞提供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和服务；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心中最合适的方式使用生产要素，使其发挥至最高生产效率的程度。

简单说，自由市场中，人与人之间的长期利益是和谐的，它让经济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技术条件限制下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但是，如果政府不放任自由的话，而是对市场主体自由使用自己财产进行限制的话，则出现干预。对市场的干预可能是：管制（不让做）、限制生产（垄断、配额、提高准入门槛）、收税（增加生产的成本）、超发货币等等。

干预的后果是，同等条件下，要素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效率服务于人类。干预总是降低生产效率、拉低整体生活水平的。

需要持久的专注力和一丝不苟、逻辑一致的清明头脑才得以让一个人掌握经济学的纯粹原理。

然而，要得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实践结论却相对容易，可以说，二百多年前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虽然没有共享相同的理论基础，但它们在经济实践中得出的答案是一致的。

经济学运用于实践中的教义可以用这么一两句话来总结：

如果政府给与某个群体特权（工会、商业卡特尔、牌照、农业补贴、信贷补贴等等）和额外的利益，那么总有其他人要为这些特权和利益而受损；如果政府给予所有群体不同的特权，那么，没有人会得利，所有人都会受损，因为整体的生产效率水平被拉低了。

在80多年前的德国，这样的特权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盛行，率先给予了工人群体，其形式是高于市场决定的工资率。受损的人是支付工资的企业主。

因为，现在产业的劳动成本上升了，其他成本和收入不变的话，必定挫伤相关企业的盈利能力。

受损的企业主并不会甘心忍痛，他们会努力发挥自己的政治人脉网络去寻求属于自己的特权。

于是，德国政府进一步给予了企业主特权，就是卡特尔。

卡特尔提高了生产行业的进入壁垒或者是提高了潜在竞争者的成本，目的则在于使得卡特尔企业主能够以高于原本的价格进行出售。

这弥补了他们被工人福利挖走的那块肉。然而，谁在为企业主的特权买单呢？很显然，是消费者。

阻碍生产的结果是，消费者不得不以更高的代价来获取同一商品，或者商品价格不变，但质量更差了。

然而，广大消费者就是每天的你我，消费者并不容易在现代社会组成工人群体或者企业家群体那样的政治压力团体。他们没办法把因弥补企业主而带来的损失通过政治特权转嫁给其他群体。

然而，事情到这一步还没有完。只要存在着国际贸易，德国政府对国内的干预主义就必然会触礁失败。

只要国际市场在竞争，工会-卡特尔造成的畸高的商品价格就不会是唯一的报价。

别国的同类商品，比如说汽车，会在同等质量下，卖得比德国的卡特尔价格更低。于是，德国消费者并不需要忍气吞声，支付畸高的汽车价格，他简单地购买进口车就行了。

他的购买进口车，而不购买国产车，是对效率低下的国产汽车行业的一次否决投票。德国国产企业主不得不面临销售下滑利润缩水、进而缩小产能的窘境，德国工人则不得不在效益低下的企业赚取较低的工资率，而如果海外的竞争对手生机勃勃、极具竞争力的话，这些被保护的企业甚至会破产、这些工人甚至会丢掉饭碗。

至此，我们得到了米塞斯对干预主义的重要观察：“干预递增定律”：

任何干预总是适得其反、自我挫败的，因为会带来政府不希望的新麻烦，为了解决这些新麻烦，要么进一步祭出新的干预措施（就像给予工人特权后，为了弥补企业主，进而又给予企业主一项新的特权一样），要么彻底废除所有干预措施。

当政府不得不持续干预下去时，我们就迈进了全面的计划经济，所有生产和销售都必须由政府全权控制，否则，总是会按下葫芦浮起瓢，不省心的市场经济总是会给好意的政府添堵增乱。

而放弃干预意味着回归自由市场，顺从于无情的经济规律。只要政策思路是逻辑一贯的，只要政策之间不是矛盾混乱的，两条路径，必择其一。

如上所言，仅仅国际贸易竞争的存在，就会让德国政府对国内的干预的恶果原形毕露。干预递增定律再一次摆在德国政府面前，要么管制国际贸易，要么彻底废除此前的所有干预措施。

可惜，和当时列强一样，德国选择了干预国际贸易。

既然进口商品胜在物美价廉，那我就让它物不美价不廉，这样德国的民族工业才可以和进口商品竞争。

方法很简单，增加关税提高购买进口商品的价格，或者直接限制甚至禁止购买进口品，那就是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了。

还可以贬值本国货币的外汇比价，这样可以让进口变得更昂贵。

本国商人和别国竞争对手的斗争成了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冲突。

经济民族主义由此诞生。

当所有干预国际贸易的措施都使出之后，不止进口，德国的出口贸易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道理很简单，人们之所以出口，就是为了进口。根本上看，进口的货物是用出口货物来实际支付的。

没有人会愿意长期持有德国的国内货币，之所以有对马克的需求，仅仅是为了在不远的未来某刻，用马克来进口德国货物。当德国进口变少后，出口也会随着变少。

其次，更重要的是，德国之外的国家同样要照料他们本国的工会、卡特尔等特权，他们同样愚蠢地一步步进入了干预螺旋递增的循环。别国也费尽心思筑起高耸的贸易壁垒。

这就是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背景。当国际贸易在缩水，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下降时，战争的代价就会极速降低。

然而，以上揭示的链条适用于战前的几乎所有列强。仍然没有解释为什么独独是德国发起了大战。德国的特殊性在哪？

德国的特殊性仍然在于经济因素当中。德国是一个人口过剩工业主导型国家，人口过剩指的是人口相对于自然资源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列强。

意思是：德国的经济结构主要是生产中间品和制成品，用它们出口出去，换取工业制造必要的原材料和食物。

当国际贸易被各类壁垒切断时，德国的生产体系面临崩溃。当它出口制成品和中间产品时，它希望贸易壁垒能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但别国会以同样的贸易战手段来报复德国，也即，提高德国进口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难度。

恶魔般的选择又一次摆在德国人面前：为了获取工业必需的原材料和食物，要么在政治上伤筋动骨，得罪之前所有的压力团体，废除一切特权和干预贸易的措施，重新以自由贸易分子进入国际市场；要么把拥有原材料、食物的别国变成自己的“国内”，攫取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后一条就是侵略和黩武的纳粹之路了。

在此，德国人的第二个特殊性发挥作用了。

米塞斯在分析德国发起大战时强调了一个近乎废话的理由：德国人认为自己的军力能够打得赢一场大战。这是个必要的条件。

采取干预主义的孱弱小国，不得不自己面对干预的苦果，如果它力图求变，羸弱的军力不允许它把别国领土变成“本国”，它只得老老实实屈从于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法则。

但是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给予了德国人黩武的选择。

以上便是米塞斯提供的德国纳粹崛起的社会政治经济解释。

这个链条很简单：

1、仅仅在国内干预市场是不足够的，因为价格规律在冷酷无情地运作，只要碰到国际贸易竞争，国内的干预政策必然失败；

2、因此，干预和管制必须延伸到自己没有主权的国际贸易，经济民族主义应运而生；

3、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和保护主义引来别国的敌意和报复；

4、各国互相填筑贸易壁垒导致了国际利益的冲突，且降低了战争的代价；

5、对过剩人口的制造业大国——德国来说，不再能用自由贸易换来食物和原材料时，那唯一的出路就是用铁与血抢来食物和原材料；

6、遍及工商业的德国民众的经济利益因此与政治家的军国主义思想一拍即合，侵略有了民意基础，全面战争由此而起。

注意，以上因果链条并不只适用于德国，一二战时期的主要列强都在干预递增的螺旋循环中乐此不疲。这完整解释了世界大战的经济动因。

顺便说一句，经济动因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动因，它真实不虚，和每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也最能解释，为什么几十亿老百姓都以血肉之躯投入这场大战。

否则我们只能去求助于一些不得要领的牵强解释：某些民族或者是它们的哲学里流淌着热爱侵略的血液；人类集体癫狂，基因里的嗜杀嗜血被莫名其妙的按钮给唤醒；或者，世界大战是一小撮位高权重的政客们阴差阳错的失败外交导致的。

不吝篇幅地介绍米塞斯的这本书，是因为以上框架的几乎每一个推理链条都精准地映射于当下的国际局势。

接下来，我们先来谈一个最为关心的问题。

会爆发战争吗？

爆发战争，从近处看指台海，远处看则是愈演愈烈的中美对抗。

首先给出答案：就目前的大趋势来看，无论远近，都不会爆发战争。

但必须申明，这指的是大趋势、大概率；另外一方面，只要针对人事活动，就没法精准预测。

古往今来、从中到西，我们就没发现历史上哪怕有过一个人精准地预测到某个事件，且清晰地揭示其预测模式并以该模式预测同类事件。

事后诸葛亮、胡乱蒙中后积攒下一辈子吹嘘资本的骗子倒是不少。

人事无法精准预测的理由既简单也深刻，它来自哲学：人，有自由意志。

当我们预测人事时，我们真正在做的是，预估某人或者某伙人在面对某一状况时，会做出何等反应。

但哲学理由决定了，这种预估，永远无法达到科学要求的精度。

因为自由意志让不同人面对同一情况做出不同反应，哪怕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面对相同情况，其反应也会截然不同。

说起自由意志时，我们只是在承认：人的行动领域内，不存在什么恒常性的特定反应。意志，从古到今，都是一个谜。

预测单个个人的反应尚且不可能完成，更别说亿万计的群体行为，每个人的反应都在影响其他人，其他人因此改变自己的行动，从而又连锁反应地波及剩下的其他人……

假如有某大V热衷于预测具体事件，且沾沾自喜自己的预测准确，无一例外，你碰到骗子了。

但什么理由支撑我判断大趋势不会爆发战争呢？

理由很简单：贸易是和平真正的压舱石，关起国门自给自足则降低战争的代价。而中国经济的国际贸易依存度较高（不管是大陆台湾，还是中美之间）。

中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不仅和世界几乎所有国家进行贸易，而且是世界各国的重要外贸伙伴。

服装、机电等制成品由中国出口到世界，然后从世界买回来铁矿石、石油等能源。原材料来到中国后，被组装周转供应给世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

千丝万缕的贸易联系提高了中国参与一场战争的代价。随战争而来的订单取消、贸易脱钩、禁运，会在短期内让经济体系充斥短缺混乱，直至停摆。

以芯片为例，我国是芯片第一消费大国，每年光是进口芯片就达数千亿美元。而美国握有芯片产业链最高端的“设计”环节，假如美国禁止芯片对华销售，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的是用芯片卡中国脖子的美国，会被稀土卡住脖子。

世界近四成的稀土存在于中国，而美国本土几乎没有稀土产能，100%以来外部世界，这其中八成的美国稀土购自于中国。想象一下，中美都自给自足，甚至战争的后果和经济代价吧。

想象不出来贸易切断、进入战争、自给自足的情况也没关系，回忆就好了，回忆一下今年二季度的经济状况。想象不出来贸易切断、进入战争、自给自足的情况也没关系，回忆就好了，回忆一下今年二季度的经济状况。

此外，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约2亿人的饭碗，直接或间接产生于对外贸易。

战争至少会在短期内毁了这2亿人及其家庭的收入和生活。而这些涉及实在物质利益的民意，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民意。他们天然是反战的基础。

村子里的铁匠不情愿和面包师冲突、打架，除非他打算饿肚子，或者他实现了自给自足，自己种粮食烤面包果腹。

市场经济之伟大在于，它要求人，想要取得，必须同时给予，它要求分工合作，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互相依赖。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中，很难打起来。

最残暴嗜杀的莽汉，只要他做生意，也会温良恭俭让，没有什么比市场经济更能驯化出文明来。

和平不来自于反战宣传，不来自于空洞无物、随时成为废纸的国际条约或国际联盟，和平来自于每个人为了更好照料自己的利益，而必须照料好他人利益的交换机制。

一战前，当贸易壁垒还没有瘫痪西欧各国的国际贸易时，一艘满载德国货物的航船，从北海出发，目的地是英国，给这艘船及货物进行保险的，则是英国人的保险公司。面对这样的利益格局，德国人和英国人手拉着手，坚信两国不会爆发任何战争。只要贸易还在进行，他们的乐观不算天真。

二战前，希特勒及其党徒心心念念的是经济上自给自足，为了预备在未来的战争中不依赖国外的原材料进口，德国人努力实现“国产替代”。他们研究出来一些劣质的合成丝绸、合成橡胶……

俄罗斯则是一个战争代价很低的国家，因为它的国际贸易依存度很低（2021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只有区区340亿美元）。

自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以来，随着西方各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实质是贸易脱钩），俄罗斯在经济事务上愈加疏远国际市场。

然而，即便如此，若非欧洲依赖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可以料想，当下进行的俄乌战争会打得更加惨烈。北溪管道这样的贸易联系避免了俄罗斯和西方彻底撕破脸、进入更无底线的恶斗。

重申一下，这种对大势的判断绝不是抹杀历史偶然性，确切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经济大势的分析也不是经济决定论，它承认，身处历史漩涡的关键位置的杰出人物的独特个性很可能彻底扭转历史的发展方向。

假如非要给出一个判断战争马上爆发的经验标准，我认为，最靠谱的可能是短期国际资金的流动。

和那些模棱两可云山雾罩的政客表态不同，也和各类军事分析专家的捕风捉影不同，短期国际资金的异动代表着最真实的金钱利益。

即便我们假设，一场高度保密的战争正在被筹划，以至于没有任何民间资本可以根据这一内幕消息而提前撤离交战国市场。

但是，现代国际货币市场上充斥着各类国有资本机构的参与者，在短期借贷市场上，它们要么代表本国欠国外，要么外部世界欠本国。

一场大战来袭，哪怕仅仅是为了搜集维持战争经费的外汇，决策者也有充分动力提前撤离对外享有的债权资金。

毫不出奇，一二战前夕，最先察觉到异常的是各国金融中心和金融界见多识广的人士：俄国、德国、法国都在拼命搜集黄金，并抽回对外短期投资。

那么，中美为什么会走到担心战争风险的这一步呢？

中美到底怎么了？

1、谁在决定美国政治，或者什么因素才是任何国家政治权力的根源？

从特朗普开始，美国决策层似乎就把打压、对抗中国提上了议程；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据说，由于特朗普的努力，对华强硬变成了华盛顿的“政治正确”。

可是，仍然有个问题要问：反华空气的形成根源何在？难道它没头没脑地、毫无原因地就这么发生了？难道美国政客突然集体抽风，突然一致地阴谋不利中国？中国近年来明显在国际社会并没有谋求霸权，为什么好端端地要对抗中国？

有人说，这是美国人眼红、嫉妒中华民族的崛起，而险恶的美国政客为了本国长远利益试图打断这一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还有人说，这是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回应这样的挑战，因此，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这些都是流行的说法。

这些说法的最大缺陷，在于把集体概念实在化了。而真正需要解释的是，千千万万个个体，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国际冲突紧密相连。

国家并不是一个会思维、行动的人，不存在什么“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利益。

有的只是某个中国人的利益、或者另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利益。

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美国人之间的利益不仅不会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也不存在一个14亿人的集合体，作为“老二”，在苦心孤诣矢志挑战大洋彼岸另一伙三亿多人的“老大”地位。

没有哪个美国总统会为了某个虚幻的保住老大位置的“美国国家利益”而行为，每一个美国总统（实际上是每一个人）心心念念地都是他自己的利益。

对政客来说，保住自己权位才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他下台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美国保住了霸权，但拜登失去了权柄，这于他又何益呢？美国丧失国际主导地位、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但拜登的权力地位固若金汤，这于他又何妨呢？对拜登的利益分析，也适用于每一个人。

既然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博弈，一争雄长。

就像任何历史书写的一样，充满了血与铁、纵横捭阖、权谋诡计，那是不是左右世界大势的就是大人物、英雄的韬略和见识了？也不是。

这种英雄创世的叙事只适合头脑简单的人对历史的理解。

在他们眼里，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汉密尔顿的产业政策缔造了美国的工业大国地位；俾斯麦铸造了现代德意志，而希特勒又毁了它……就像人们认为特朗普凭一己之力把反华变成了政治正确；或者，西方国内一摊麻烦，于是，政治精英为了甩锅，于是转移矛盾来反华。

这种没头没脑的叙事，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民众是可以任意被政客忽悠耍弄的，只要某个政客演技够高，就可以指哪打哪，往任何方向煽动民意。

为了理解近年来美国反华政治空气的根源，必须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是什么？是什么赋予了某个人、某个统治集团生杀予夺的权力？是什么力量让他们的言词变成不可拂逆的铁律？又是什么在决定着外交政策和国际冲突？

肤浅的答案很容易给出：暴力、军警、航母是统治权力的基础。毕竟，人费了很大劲才从粗糙的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中摆脱出来，物质暴力、手枪、监牢……是实实在在的统治现象。

两百多年前，当休谟以哲学家式的质问去探寻权力的根基时，他得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政权的颠扑不破的规律。

休谟这样发问：“既然统治者必然是少数人，被统治者是多数人；而力量很明显在数量占优势的多数人那里，也即，明明是被统治者拥有更强大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更有力量的多数人宁愿克制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去屈从于少数统治者的情绪和喜好？”

休谟的答案是：作为少数的统治者，最终只能依赖观念来统治更有力量的多数。

除了观念（你把它叫意识形态、“洗脑”、“教化”也行），别无其他可以依凭。是特定的观念说服了大多数人，让他们相信：顺从于这种观念指导下的政权的统治，是更符合自己利益的。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多数人信奉的特定观念，是多数的民意在塑造具体的政治形态。

假若武力是权力的最终基础，矛盾显而易见，将军的暴力值显然高过皇帝或者总统，为什么将军要听命于总统；同样的，无数士兵都可以轻易打赢单个将军，但又是什么力量在让将军驱策着千军万马。除了观念，别无他物。

当全球一半以上的人热烈支持socialism时，计划经济就必然笼罩半个地球。今天的民意，就是明天的政策。比如，可以回想十年前各类公知及海外思想渗透对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的呼吁，然后对照今天环保和知识产权政策执行的现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政体都是多数人在统治。不管是民主制、君主制还是可以想象的一切政体，没有哪个统治者可以长期违逆多数民意行事而不被推翻的。

短期来看，所有国家都起源于武力征服，可马背上得到的天下，必须仰赖观念和“教化”来治理。

满清入主中原，英国人殖民印度，的确始于更强大的武力，但最终帮助他们稳固统治的是借用了被占领土地上已有的观念和哲学。

美国也不例外，是美国的民意滋养了反华政客的土壤。而美国普通人反华的民意来自国际贸易竞争格局的剧烈变化。

然而，这种反华民意并不代表美国的绝大多数民意，特朗普贸易战期间美国各大商会的集体反抗性吁请仍然代表着美国的主流精英对华态度。

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特殊性，让这种不占绝对多数但不断抬头的反华民意登上了国际冲突的舞台。

选举人团制度带来的赢家通吃决定了，铁杆驴党或象党的支持者的意见反倒无足轻重，铁粉是不会受到总统候选人重视的；相反，会闹的孩子才有糖吃，那些少数摇摆州选民——如锈带工人，他们是全球化浪潮中的失意者——才真正决定了下一届美国总统。

近二十年来，中美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的产品竞争力越来越强，美国越来越弱，体现就是中国物美价廉的货物大量出口至美。美国累计了越来越庞大的贸易赤字。

同时，这极大“损害”了美国企业主的收入以及相关工业制造业的工人利益。

自奥巴马以来，美国总统就热衷于宣称“中国人剥夺了美国数百万工作岗位”。这是事实，然而，因果却被政治宣传扭曲了。

中国人竞争胜出美国的产业，仅仅来源于它更高的效率和物美价廉。

中国人在供给美国消费者时更能干并不是美国人的灾难，要责怪的是为什么美国的同行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能干。

当我们遵循米塞斯的解释框架——国内干预必然导致竞争力下降，从而导致保护主义——回溯回去后，马上就能发现，让中国抢走美国人工作岗位的不是中国人太卑鄙，而是因为美国国内市场的干预管制太沉重。

这些干预措施提高了美国生产商品的成本，进而让国际贸易领域中，美国处于竞争弱势一方。

这一现状反过来要求美国谋求国际层面的保护主义：贸易战、长臂管辖、霸权主义、境外执法等等应运而生。国际冲突因此加剧，和平前景因此受到威胁。

中美冲突的根源在于：至少在国际贸易相关的领域，中国是一个相对美国更自由市场的经济体。

“市场经济”的美国实际上市场程度低于中国。

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趋势：所谓的“不自由民主的”中国，竟然比美国更自由市场，竟然比美国更“资本主义”。

然而，在展开这一颠覆性的视角、探讨中美贸易的真实情况之前，有必要先对中国国内民意做一些简单的观察和评价。

的确，近年来，国内爱国主义情绪迅猛崛起，任何重大国际新闻之后，都不乏“战狼”和“小粉红”的身影。他们自豪于中国人的伟大经济成就，在一切领域，祖国都在逐步“吊打”西方，在一次又一次“赢麻了”、“中国赢两次式的双赢”中，稳步迈向了下一次辉煌的胜利。他们豪言壮语，要武桶taiwan，教训日韩，不惜与美帝一战。

这些言论让一些头脑冷静的有识之士感到恐慌，如此民意汹汹，预示日后全球化解体，和平崩坏。

然而，这些言论只是不值得担忧的肤浅表象。它们停留在单纯的言辞，而不是体现为真实行动的展示偏好。它们只是沙文主义情绪的体现，而不是导致行动政策和灾难的经济民族主义。

沙文主义是一种情绪意向：它力图抬高本族群的个性和成就，贬低外来人。

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心态，在所有见识短浅的人那里都容易见到这种高估自己个性贬低他人个性的浅薄心理。

它和地域歧视的心理是相通的：台湾人是台巴子，小日本是变态，盎格鲁撒克逊人阴险狠毒，法国人只配做厨子……只有本族群最伟大。

人们沉浸在这些耀武扬威、欢天喜地、谀词绕耳的自吹自擂中，但曲终人散之后，人们只会回家睡觉，而不是跨马征战。

沙文主义只是情绪发泄，它不具备转化为敌对行动的强大动因——群众的经济利益。只有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才会裹挟民众，让民众真实感受到“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

但必须注意到，沙文主义的确在情绪上助长经济民族主义。决策者不容易错过这些战意滔天但实际上没有真实利益基础的虚假民意，且可能会出台迎合这类民意的政策。

一个人在歌颂祖国伟大时，其实只是在抒情，很可能是他自己最近过的春风得意，换了新车，奖金发了一百万，股票喜提涨停板，交了年轻的女朋友……

同样，一个人矢志恨国、痛斥这个民族没有脊梁、国家没有希望时，他也不是真的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政治经济探究，很可能只是单位上被领导打压了，升迁无望，失恋，投资失败……

虚假的民意不值得重视，战狼和粉红是没法获得真正的力量的，他们不仅没有一套系统的行动哲学，甚至没有持续可靠的利益动机在驱使他们。

这些言论杀气腾腾，但是随时消散在风中，只不过在网络极化言论的环境下，它们收获了最大的镁光灯关注。

如果要问它们的起源，其一很显然是，随着经济繁荣，中国综合国力几十年来的确在迅猛上升；第二点或许和社交媒体的泛滥有关。

公众号、博客等网络技术平台的进步、迭代让我们快速进入了一个民粹的时代。以前，报纸等传统媒体是人们获得资讯、形塑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主要渠道。

而这些传统媒介普遍由多少具备一定专业水平的知识精英把控。它们反映和传递了过去中国少数精英的观念，然而，互联网改变了观念传播的格局和生态。互联网让最激进、最吸引眼球的内容得到了最大传播，这反过来刺激了写手们进一步极化的内容表达。而近几年的空气特别适合这些收割爱国流量的写手。

于是，“远方青木”、“一个坏土豆”、“政事堂”、“乌鸦校尉”、“九边”、“连岳”……这些胡言乱语的大V成了塑造多数民众观念的中心（顺便说一句，胡言乱语程度依上述排名递减）。

2、中国比美国更自由市场

显然，这是一个逆反人们直觉的判断。

但如果不是语言腐败和虚假经济学的大行其道，本来不难理解这一实质。

美国早已不是“私有产权、私人企业、自由市场”立国的市场经济美国了。

19世纪某些时期的美国，的确是自由市场的全球样板，市场活力创造了空前的民间财富和资源，以供美国政府大量汲取，从而在上世纪两次大战中，为美国攫取全球霸权奠定了国力基础。

但立国以来，美国就在不断倒退，政府越来越大，管控和干预的触手无孔不入地深入民间社会，扼杀了创造财富和创新的活力（当然，不像中国公知盲目讴歌的那样，美国的立国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倒退，从松散的邦联转型到立宪后的联邦国家，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央集权的进步，从而相应的是市场社会、老百姓福利的退步）。

这种麻痹民间社会的管控并非一蹴而就，美国人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努力自毁长城。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早在1994年，经济学家霍普就注意到，《联邦管制条例》是所有美国联邦政府现行法规的年度汇总，它共有201本书，占据了大约26英尺的图书馆书架，仅条例索引就有754页。这些条例汇编涵盖了与生产和再分配有关的你能想象到的一切事情：从芹菜、蘑菇、西瓜、手表、白炽灯泡的标签、丝袜、跳伞、钢铁制造、大学校园性侵犯到洋葱丁烹调洋葱圈的方法。

顺便说一句，更变态的是同样经济停滞的欧洲，如果你要跑去欧洲生产一条牙膏，根据欧盟及所在国的各类法律法规，大约有三万条条例在限制、管控、指导着你的牙膏生产。毫不意外，欧洲近年来的经济表现比美国还差。

而中国，自伟大的改革开放以来，就波折但稳步地迈向更多的市场化，政府持续为民间社会松绑。

中国经济奇迹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经济学难题（或许，对那些实证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解力来说，这是一个费解的难题）。

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全部健全教义明白无误地指出了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自由市场带来普遍繁荣，非自由市场则带来贫困和混乱。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市场？一个词足以浓缩其精髓：财产权。

这给了我们对比中美的一个新标准：哪里拥有程度更高的财产权？哪里拥有更多的自由？

理论上，财产权程度是无法比较的。

对一个热爱嫖娼或者痛骂总统的人来说，哪怕他生活的国度拥有再多的兴办企业的经济自由，但只要没有红灯区，只要不让他骂总统，他就感受自己处于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极权国家。

中美各有各的管控，各有各的不自由之处。贸然比较分析两者，只会导致更极端的撕裂和不可调和的分歧。

亲美者总会找到美国的闪光点：硅谷精神、乔布斯、科技创新……也总能找到中国的不利之处：名义税率更高、不法治、腐败、疫情防控……亲中者则同样能历数中国的优势和美国的溃烂之处。

但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历史的理解，当我们意识到，经济生活（改善自己的物质福利）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对象时，我们可以转而去衡量财产权和自由的结果：财富增长。

毕竟，经济学告诉我们，自由和繁荣是一体两面的，财富增速快的地方，肯定更自由。

不管美国宪法许诺给美国人民多少自由权利，但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和收入下滑明确了美国经济自由度更低的事实。

也不管法规名义上如何规定，蓬勃旺盛的经济发展宣示了中国人拥有事实上的程度更高的私产。否则的话，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古怪的悖论：不自由（欠缺私产）的国家，莫名其妙可以享受繁荣（顺便说一句，国内的确有这类怪论，比如说，中国经济繁荣，是因为享受了“低人权优势”）；而另一方面，享有私产、自由从而是市场经济的美国，却不得不忍受经济效率低下。

许多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40年来的GDP的增长显然是中国增速在碾压美国。

美国人自己的数据则显示：自1970年代初开始，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中位值就处于停滞状态。同期的中国人呢，翻了二十多倍。

美国经济学家、参议员荣保罗则回忆，过去一个典型的普通美国男人，可以凭自己的一份收入让妻子在家做专职主妇，同时养活三五个孩子；今天的美国家庭，无孩的夫妻双方都卖力工作，却难以支付账单。

纯粹从技术角度，以上统计数据是存在瑕疵且片面的。

GDP的问题最明显，因为它只统计经济活动中最后产品的销售，大量中间产品（也即，资本品）的生产销售完全不在GDP统计口径的考虑范围以内。

事实上，如果我们意识到正确经济学的教义，就会明白，中间产品是最不该忽略的，因为：资本品、中间产品越多意味着社会人均资本存量越多，而人均资本高低决定了生产率高低，从而决定了工资率，也即，最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

我认为涵括资本积累、最能体现繁荣和私产程度的指标是：真实储蓄率。它的构成很简单，一段时期内，人们的储蓄（投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其内涵是这样的：由于人具有时间偏好，其他条件不变，越早得到的满足胜过较晚得到的同样满足；而只有在预期未来可以获得更多财富和满足时，人们才会克制当前的消费进行储蓄和投资；私产程度越高，人们越安心为未来打算，越倾向于储蓄更多、投资更多、积累更多资本。

一句话，有恒产者有恒心。社会繁荣的最突出标志就是资本高速积累。

但比较当下的人均资本存量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增量才说明发展的趋势。无疑，美国人均配备的资本量仍然高于中国（这源于美国早期更自由市场时期的积累），因此，美国的工资率也高于中国工人。

这就好像，一个拥有1亿遗产却挥霍无度的败家子，对比一个起步赤贫但奋发图强、精打细算、努力积累资本的穷小子。虽然后者今天还没有1个亿，不如前者有钱，但谁都知道，后者前途更为远大光明。

世界银行和IMF给出的储蓄率数据是：中国接近45%，而美国不到4%。

但是，世界银行的储蓄率构造标准并不能反映我所谓的“真实储蓄率”，其中有几个项目需要修正。

首先，通行的纳入储蓄率计算标准的“存款”很显然不是真实的储蓄和资本积累。活期存款（甚至“定期存款”）不构成真正的延迟消费，它们只是对现金的货币需求。把货币放在钱包或是银行账户还是放在微信零钱中，是没有本质差别的，它们都是对现金握存的需求，而不是延迟消费的储蓄（任何人的收入必然配置为以下三项构成：消费、储蓄-投资、货币握存）。

对货币的需求来自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未来具有完全确定性时没有人需要保留任何货币。因此，存款越高反映的其实是对未来的不安定感。

疫情之后，中国人存款总量大增就是一例，它反映了对疫情和防控政策的不确定预期，于是人们同时压缩消费和投资，以保留更多的现金应对未来的不测之需。

其次，当人们投资远期而克制当前消费时，就构成了资本积累，最典型的项目就是买房。买房不是消费，它其实是储蓄（投资），因为房子和任何资本品一样，是一个可以在未来带来持续满足和收益的资产。

第三，企业滚存利润（赚来的钱却没有分红的剩余部分）是企业法人的真实储蓄，构成了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资本积累来源。

即使调整这几个项目，中国人远高于美国的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热情也是一眼可知的。

正是这样在市场经济程度越来越拉开差距的此消彼长，导致了中国对美国综合国力的全方位追赶。也因此，激化了美国内部少数全球化失意者的愤恨民意。

最开始，中国人的经济产品竞争力体现在轻工业，玩具、服装等市场引来了美国人的反倾销调查。后来，中国人的市场活力逐渐延伸到更多的行业和产业链，从而在更多的行业逐渐竞争得过美国的同行。

于是，看到华为在5G通信领域领先，美国就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并对华为高管施加“美国陷阱”式的迫害；看到海康威视在全球的安防视频龙头地位，他们便提案禁止美国政府采购中国制造的视频监控设备；看到中国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则无端指责中国窃取数据。

所有这些贸易冲突都是明确保护主义指向的，它们试图保护美国内竞争不过中国同行的企业主的收入和利润，试图保护美国相关产业的工人岗位。

人权、taiwan等意识形态议题从来不是美国决策层的关注点，它们只是碰瓷和施压的借口。

美国从来没打算在全球输出过民主，那只是台面上的借口，菲律宾是美国第一个扶持起来的所谓“民主国家”，可实质上它一开始只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沙特，是一个君主制王国。

但是没关系，萨特有美国想利用和影响的石油利益就行了。克林顿时期，迫于经济发展现实，美国只好把对中国贸易和“人权”问题“脱钩”。

重点永远是利益，但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国家利益”，而是具体政客和特殊压力团体的经济利益。华盛顿自己说得最清晰：“个人之间，或许有同情心和仗义这回事；但国家之间的行动，很少看到道义，更多是利益。”

3、热衷于贸易保护的美国经济史

和宣传的“崇尚自由贸易”不同，贯穿整部美国经济史的特点是“贸易保护主义”。保护主义的核心旨在把更有效率的生产者排除在竞争领域之外，让国内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代价，来保住缺乏活力的企业家和相关工人的既得利益和既有工资率。

这些压力团体把选票投给许诺保护他们不受竞争的政客——历史上，往往是共和党，而政客则出台新的干预法案回馈给选民相应的特权。不同时期，驴象两党代表、争取的压力团体各有不同，有些历史悠久的财团企业则两边押注，在大选前给两党都送去政治献金，花钱买平安。

这是利益集团视角的美国选举活动的实质。门肯说的最尖锐：“每一次选举，都是预先分配赃物的拍卖。”

美国立国初期的确是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理念占上风的时代，在富兰克林、杰斐逊（很可能是历史上最突出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对自由市场的偏爱下，美国早期是执行低税的自由贸易政策的。

然而，拿破仑战争和紧随而至的第二次英美战争打断了这样的自由贸易。杰斐逊出台了禁运法案——其政治生涯最大的污点。

此后，在对外贸易层面，占上风的是更中央集权的联邦党人——汉密尔顿、麦迪逊（此人是联邦党人和杰斐逊两派之间的骑墙派）——的思想：重商主义、为了扶持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主义。

虽然在1861年之前的十几年里自由贸易的势力短暂占了上风，但保护幼稚产业的思路一直延续到美国内战。

和教科书的陈词滥调不同，南北战争是一场起源于贸易保护的战争，它不是为了黑人兄弟而打的仗。

简而言之，北方各州主要由工业主导，这些工业被高关税等贸易壁垒保护住。而南方各州主要是种植园产出的棉花等农作物，美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很有竞争优势，南方人自然更热衷于自由贸易。

可是，为保护北方幼稚产业而筑起的贸易壁垒引来了欧洲的报复——减少对美国的进口。这伤及了南方农产品的出口利益，且南方人由于关税被迫为工业品支付高价。于是，南方人根据宪法修正案要求和北方各州分家，也就是脱离联邦，脱离后南方才可以摆脱贸易保护的北方州单独和欧洲搞自由贸易。

这是一个合乎宪法精神的行为，但是中央集权的北方通过内战征服、镇压了南方。

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卫反击的战争才视为正义的战争的话。那么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参与的所有战争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正义的战争——正义的一方是南方各州，它们在捍卫自己的脱离权、捍卫自己的家园，而不是侵略他人。

第一次美国人的正义战争自然是独立战争。

内战后，伴随着共和党北方对南方的占领，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一直根深蒂固。

1870-1913年是美国近代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即便这相对繁荣的40多年，美国人均真实收入也只翻了一倍，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却让中国人实际收入翻了二十几倍），而大英帝国正在衰弱。

出口的竞争优势使得美国有意追求自由贸易，因为贸易保护会招来别国的报复。抑制进口的结果，是出口也相应萎缩。

一战不是属于美国人的战争，如果不是威尔逊的国际干预主义，美国本不需要参与欧洲的麻烦。

但二战就不同了，一战给世界遗留了大量经济麻烦，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和货币。当货币秩序由国际统一的金本位退化为各自为政的法币混乱时，贸易保护和壁垒也应运而生。

1930年美国推出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把关税和针对欧洲的贸易壁垒推向顶峰。

与此同时，二战前美联储拼命印钞、扩张信贷，最后酿出1929年大萧条，货币胡闹的初衷之一就是刺激和保护本国工农业出口（第二个目的是帮助英国托起疲软的英镑汇率）。

畸高的关税法案加剧了欧洲的财政混乱。

因为一战，欧洲欠了美国一屁股债，还这些债务的希望仰赖于欧洲把产品出口至美国。但美国的关税法案阻塞了这条良性还债之路。欧洲经济混乱加剧的结果是政治极化。如果美国不搞信贷扩张，为欧洲播撒廉价信贷，或者哪怕搞了信贷扩张但不搞关税壁垒，欧洲的财政和金融本来是有一线机会走上正途的。

此外，把美国拖入二战的珍珠港事件也不是没有经济前因的。这一因素就是：美国开始和日本脱钩，对日进行贸易禁运。

不难理解的是，二战发起的轴心国日本、德国、意大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工业制成品国家，都需要进口原材料和食物。对于拥有足够军备，而又自信能在冲突中战胜的国家，切断它们的贸易，制止它们通过自愿贸易获取必需品时，就没法天真地认为它们会收敛侵略企图。

在打赢二战之后，美国很快就着手建立国际组织为保护国内贸易铺路。

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是针对英国人的帝国特惠制的，帝国特惠制试图在英联邦区域搞一个关起门来的重商主义集团：内部成员实行低税免税的自由贸易，但一致针对集团外的国家实行贸易壁垒。

但现在，美国人的产品要进入，他们需要用政治力量和贷款诱惑打开这个英国人的重商主义集团。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成为了国际通胀枢纽、维护不守财政纪律的弱国虚假汇率的国际协同机构。

然而，美国人搞它的初衷之一，仍然是为了贸易，理顺国际货币关系是为了对外出口铺路的，IMF的矛头之一也是英国人搞的保护主义小团体——英镑区。

二战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这个格局的主要特点是：美国，成为了部分程度的事实上的全球中央政府。

冷战结束后这一特点愈发加强。

战后的西欧（除了独立自主、反美的戴高乐带领的法国）事实上成为了美国的“自治领”，因为他们普遍没有本国常驻国防军，领土安危取决于美军遍布欧洲的军事基地。

除开冷战另一集团成员国的东亚（日韩等）是美国亦步亦趋的跟班。南美则自门罗主义及美西战争后一直是美国的禁脔。

全球大部分地区，都成了事实上仰仗美国鼻息的“地方政府”。这一格局至今仍然发挥余烈。

今天西方国家（包括日韩）的每一次选举，都需要映射中央政府（美国）本土的政治势力变换。小国之路线选取，端赖美国人的运筹。

对这样世界格局的掌握，有助于我们运用米塞斯分析德国的框架。

在这里，出现了当今美国不同于当年德国的特点：美国在事实上拥有干预国际贸易乃至众多别国的霸权，这是纳粹试图用一场大战来获取的地位。

因此，这样的美国，在把国外领土变成“国内”，从而输出干预主义、保护主义政策来，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我们看到二战后西德的经济迅猛复苏，对美创造大量贸易盈余，制造业逐渐威胁美国同行时，美国政府的“打压”应声而来。

美国人逼迫德国人升值了马克，以此抬高美国进口德国货物的价格。此后，日本人在半导体、电子制造等领域杀出重围，美国人同样以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

21世纪，美国开始面对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中国了，后面的剧本模式就是：中国人逐渐在各行各业展示出创业活力，产品竞争力日益超过美国。

巧合的是，140年前，美国人就致力于用保护主义法案排华。满清时期，无数华人漂洋过海，勤力打工，为美国人建设铁路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华人劳工得到的却是各种妖魔化中国人的谣言宣传（广为流传的一则谣言说中国人邪恶肮脏，爱吃老鼠？！），美国民间充斥着对华人的仇恨，直至发展成抢劫杀害华工的血案。

1882年共和党参议员提交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驱逐华人劳工，否则面临监禁。排华的文化和种族嫌恶只是借口，真实的原因还是经济问题：因为华工太吃苦耐劳了，懒惰的胖子白人竞争不过，被“抢走”了工作岗位。此后的禁止移民、禁止华人拥有产业的排华政策延绵不绝，直至1965年才彻底废除。

4、奥威尔式的“自由贸易”

决定行动的根源是思想，侵染思想的第一步是腐蚀语义。

乔治·奥威尔伟大的政治幻想小说《1984》中用长篇幅描绘了国家主义对语义的篡改和腐败，其典型标志是：“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

1984式的世界荒唐到令人难以相信。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今天的世界部分完成了类似的语义腐败。

如上述，明明更不市场经济的美国，却经常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任意指责。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个词，在过去欧洲，指的就是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今天美国人说起它，指的几乎是自由市场的反面，比如，佩罗西这样的白左竟然成为了总统口中的“极端自由主义者”。

同样，还有自由贸易。

在围绕保护主义的外贸冲突中，美国人通过腐败语义中混淆了实质。

不少中国人虽然自豪于我国经济崛起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但总有一种愧意：觉得中国人虽然厉害，但毕竟不是美国界定的市场经济，毕竟靠的是补贴、污染环境、廉价劳动、依赖低端价值链……野蛮生长，才占了美国和西方的贸易实惠。这是个错觉。

今天当政客说起自由贸易来，往往指的是这个词真正意涵的反面。WTO、TPP、NAFTA等等，各种冠名为“自由贸易协定”的国际合作，实质不是为了自由贸易，而是联手管控彼此的国际贸易（当然，会在取得管控目的后，象征性地在别的领域开放一些贸易）。

理由很简单：真正的自由贸易，根本不需要什么多边会谈，也不需要几十轮让人头皮发麻的文山会海，更不需要几万页细致规定条款的协议和贸易备忘录文件。

自由贸易的精髓是单边主义的（此单边并非当前管控式的单边贸易），它只需要简单地对世界宣称，不管你们其他国家对从我国的进口设置什么样的贸易壁垒，任何进入我国的贸易都是彻底自由免税或者低税率的。

在今天的术语里，双边主义贸易的实质是排斥第三方的贸易壁垒，多边主义则排斥小集团之外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假如需要）的协定，只需要几句话就能说清楚：零税率或极低税率，各国不得干预民间的贸易往来。

那些几万页贸易备忘录的实质大体如下：我美国生产这个商品，成本很高，因为我给了工人劳工福利，我还遵循了绿色环保政策。你们中国人既不保护劳工利益，又不环保，野蛮生长，当然成本低。我怎么竞争得过你。因此，为了公平竞争——里根、特朗普的确打出了“公平贸易”的口号——我们双方必须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同一起跑线是没毛病的，但有两个方向：一是，你美国也把成本降低，去除各种阻碍生产效率的管制干预，这样大家起点拉平在一起了。

而美国要求的则是第二个方向：各国一起向上拉平，提高成本，方法是，你们中国生产方也必须遵循环保的绿色条款，也必须保护工人福利（不要那么拼命的工作，实在竞争不过）。

这类劳工或绿色条款的经济实质是，要求全球在同等程度上一起干预本国的经济，同等程度提高生产成本和壁垒，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卡特尔。

这个卡特尔为了保护既有生产商，隔绝了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并在这个壁垒设定的垄断价格以内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二战前，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曾取得全球“准中央政府”的地位。哪怕是大英帝国的帝国特惠制，也仅仅是多边主义的贸易保护集团。

同样，当你在新闻看到国际经济合作这类新闻时，得提起神来了，这往往指的是国际联手管控，建立事实上的全球政府。其底层逻辑很清晰：不同国家的政策，仍然在世界层面进行竞争。

干预更多的国家希望干预更少的国家陪着它一起增进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耶伦最直率，她满世界跑，寻找一切机会推进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意思是，你们别的国家不能对老百姓太好，不能减税，尤其不能税率比我们美国低，否则美国的人才、企业资源要外流了。

海洋公约是把海洋资源的所有权纳入到联合国体系的全球政府控制下。

货币互换和货币合作呢？不是什么真的合作。只是互相掩盖彼此的通货膨胀。当一国超发货币，而另一国不超发或超发得较少时，前者汇率的走弱会泄露其通胀的真相。

于是，为了维持虚假的汇率，前者有动力去寻求别国的外汇支撑，或者邀请别国一起加入通胀合唱团。

战后的德国人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胀心有余悸，于是他们的央行特别注重不超发货币。也就是基准利率比较高，但这让美国人不满了，因为美国人二战之后还在拼命印钞票，拼命降低利率。

在统一的世界资本市场上，西德的高利率对美国人的政策是一个让人头疼的搅局者。

要明白国际政策的实质，不得不理解清楚这些经济逻辑。

A、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如今已经是全球的政治正确了，也成了美国贸易战中的重要筹码。几年前，中国事实上对IP的法律保护执行的不够时，中国人心里是虚的，因为他们真觉得自己侵权了。

当西方人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而中国人不遵守时，中国人觉得自己虽然占了便宜但道德上亏欠了。只需要认识到一个朴素的真相，这样的道德焦虑立马烟消云散。这个真相就是：知识产权是披着假产权画皮的真垄断特权。

只需要稍稍思索财产权的来源便能立即洞察这一真相：人的欲望和目的是无限的，但可供满足目的的手段是有限的、稀缺的。无限的欲望，争夺这有限的手段，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斗争。

于是，我们需要伦理法律、需要财产权规范来定纷止争。

很清晰，只有稀缺的客体才是财产权规范的对象，因为，稀缺正是人际冲突的根源。但知识并不稀缺，一经发现，知识就是无限丰富可用的。稀缺的其实只是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人的精力、硬盘、书籍等等。

在不稀缺的对象——知识——上贯彻排他性使用的财产规范，这本身就是“人为制造的稀缺”。从来不存在严肃的经济学家可曾无可辩驳地证明保护知识产权有助于创新或者有助于社会整体福利。知识产权的保护倒是鼓励了版权流氓和扼杀创新。

知识产权的实在法则充满了混乱和矛盾。

还可以发起更多的归谬性质问：为什么知识产权有期限，而别的财产是永久产权的？为什么不保护知识创新的每一阶段，只保护产生商业利益的应用阶段？此外，原理性知识为什么不保护，为什么所有人不向牛顿或者造字的仓颉付费？凭什么他们的知识财产就得不到世人的尊重？按理说，他们的创新当属人类智力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B、环境保护

类似的焦虑还有环保。然而，这也是一个伪问题。自由市场——也即，一个财产权清晰的体系——里，没有什么环境保护问题。

正如没有谁会担忧居民家里的厨房存在污染问题。也没有人会在寒冷时，把自己家里家具烧了取暖，从而损害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你自己的房子、家具，你自己的私产，让你有足够的动力去照料好其环境和可持续利用。而如果别人的污水废气真的侵害了你，自由市场则根据侵权诉讼去索取相应赔偿和惩罚。

所有存在环保问题、公地悲剧效应的案例无一例外是因为产权不清晰：也就是说，国家不允许任何私人真正拥有某块土地、某个水域，但人们却可以随时短暂性地使用它。这必然导致滥用，无恒产者无恒心，经济规律颠扑不破。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们一心牟利，不顾环境。而在于，有些土地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够。

当今盛行欧洲和美国的环保议题是全球变暖及由此而来的所谓的解决之道——降低碳排放。事实上，不曾有一个严肃的气候学家真的给出充分的证据表明地球真的在变暖。

因为，是否存在变暖走势取决于你观测温度的年限。断章取义截取某几年某几十年的温度变化趋势是无法反映地球温度全貌的。

此外，即便近几十年全球真的有变暖趋势，科学家也不曾证明，这样的变暖结果是人类碳排放导致的。比起宇宙的洪荒伟力来，人类施加于地球母亲的力道，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最后，为了论证方便，不妨承认全球的确在变暖，也不妨承认的确是人类碳排放导致了地球变暖。但真正的问题是：So what？变暖了又怎样？变暖不是好事吗，在无数环保白左痛心疾首全球变暖对生态的改变时，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人们事情的另一面：热、温暖，才是生命之源。

就算北极冰川都化掉了，那又怎样，反正现在也没人住在那。西伯利亚那类广袤无垠的冻土哪怕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也对人类的定居和生产很不友好。它们变成适宜居住的温暖绿洲岂不是对整个地球的改进吗？

实际上，全球环保主义的大跃进仍然有其利益解释。很明显，退休后的美国副总统戈尔这类政客热衷于鼓吹环保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该议题及其相关政策为政客为联邦又增加了一项新的政府权力。

政府人永远是热衷于扩大自己权力管控范围的。这本身就能带来无数纳税人的经费、权势。

其次，对发达国家的成熟工业体系来说，鼓吹环保并把严苛的环保要求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实质上文已经指出，是为了增加发展中国家创富、生产的成本，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禀赋条件。

其核心宗旨，仍然是保护主义的。环保成为了发达国家赠送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剂迷药，一顶束缚经济发展的紧箍咒。

最后，美国驴党热衷于全球推广环保政策，但象党却对此不甚感冒甚至打压（特朗普上台之初就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或许源自一个政治性的因素：民主党的竞选资金普遍来自小额捐赠，与此相反，共和党的政治献金有很大比例来自几个美国的老牌财团，而这些财团普遍经营石油等能源产业——例如在特朗普选举时捐赠几千万美金的科赫家族，蓬培奥的平步青云，也离不开科赫家族的赞助；

研究者甚至指出，仅一年内，科赫集团为广泛的各类政治活动和游说就提供达七亿美元的资助。这里面的政治打击意味很明显：与其在政治舞台上和共和党撕，不如釜底抽薪直接打击对手的政治献金来源。

C、贸易补贴和贸易赤字

当国内用财政资金补贴出口行业时，资源就从其他行业被抽走，转向出口导向的生产了。就国内的福利而言，这是一种扭曲，因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稀缺的资源被用在了有违他们心意的地方了。

该生产的地方，没有生产或者少生产了，不该生产的地方却多生产了。

但是，这样的补贴无损进口国。事实上，出口补贴损害了国内的消费者和本国非出口行业，却给本国出口行业和进口国的消费者送去了一笔免费的礼物。

很清楚，出口补贴的确是违背国内消费者利益的，但美国作为进口方却无法对补贴带来的低价倾销提出站得住脚的批评。毕竟，收到礼物不是一桩祸事。

此外，美国所指责的国企补贴并非出口行业的主力，中国真正充满活力的出口大军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确获得了退税，但退税不是补贴，退税的实质是减税，减税削弱了对生产的干预。

贸易赤字更是伪问题，对掌握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国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它完全取决于统计口径问题。市场经济是不知道国界的，供应我们消费的商品究竟产自于国内还是境外，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足够物美价廉。

把中美两地的贸易余额加总统计起来并不会比把河北省和河南省两地区的贸易总额统计起来更有意义。河北省不会担心自己对河南省贸易赤字的问题，正如你天天支付货币买711的产品，但711绝不从你这里购买一样，你也是对711“贸易赤字”，难道这会让你忧心如焚，慨叹自己贸易不平衡、收支结构出问题吗？

两国和两地区、两个人的情形毫无分别，经济实质并没有变。一段时期的经常账户顺差和逆差没有指向任何危机，它只说明这段时期贸易双方货币需求的相对调整。

此外，如果在经常账户之上加上资本金融账户的表现，国际收支永远是平衡的，毕竟，交易就是有来必有往。用现货购买现货，和用资产换取现货，没有任何区别。

不错，在今天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内，经常账户赤字对大多数国家构成一个问题。那就是，贸易逆差迫使他们要支付出去国际货币，而这会导致宝贵的外汇储备的流失，储备货币流失的结果是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能力丧失。

但这不是贸易逆差导致的，而是各国部分准备的外汇政策及国内的超发钞票的政策导致的。而且，美元就是世界各国珍视的国际储备货币。即便存在这样的担忧赤字的货币理由，美国也是最不应该为此操心的。

我们怎么办

总结一下，国际冲突和外交摩擦并不是某些独特个性的鹰派政客煽动的，他们没有这么牛。

政治潮流也不会想怎么演变就怎么演变。把焦点关注在各国政客的表演，由此认为中美进入新冷战，受惑于英雄史观，完全错失了重点。.

因为，决定政客权力的最终根源是民意，是大部分老百姓心中信仰的观念和哲学（不管这种哲学多么错误和浅薄）。

因此，大国冲突的背后是暗流汹涌的民意对抗。然而，民意受什么影响呢？除了受知识分子和各国宣传的左右外，有一个确凿坚实的动因在支配着真正的民意，那就是经济利益，没有经济利益背书的民意是虚假的噪音（例如沙文主义和文化爱国主义）。

对外贸易是大国冲突的经济利益所在，要理解现代国际关系，则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政府试图干预国内经济，那么这种干预是不足够的，干预措施也必然要延伸到国际贸易。

美国在主权、贸易方面的碰瓷，根源在于其不断削弱的贸易竞争力，而贸易竞争力的衰弱源自于其国内的干预主义。

一旦理解清楚这些因果链条，应对方法也就很明了了。如果你和我一样爱好和平，那么，最不希望见到的是中美在经贸领域逐步“脱钩”。

毕竟，和平不来自于空洞无物的政客表态和国际协议，它来自于互相依赖的贸易流通。现代国际关系史，是一部国际联盟、联合国组织形同虚设，条约等于废纸的历史。再善意的期待和再漂亮的空口承诺，面对实在的利益，不堪一击。

美方制裁我们的贸易、卡我们脖子时呢？要不要反击？当然不要，它越是贸易保护，我们越要坚定单方面自由贸易。千万不要忘记，每当政客们不和时，被贸易制裁的总是我们老百姓。在对外贸易中制裁对方，只是七伤拳，伤人也伤己，苦的是老百姓，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下降的也是本国老百姓。

甚至从斗争策略的角度，单方面自由贸易也是有利于我们的。美国人并非铁板一块，当机电、钢铁等美国处于竞争受损的生产行业要和我们脱钩时，美国的进口商和广大消费者却乐于见到更低关税地采购中国服装、玩具等商品。

1993年克林顿最终决定把对华贸易和人权问题脱钩，并不是总统的治国理念或者他的突发善心在起作用，而是对华贸易吻合了更多美国商业的利益，298家美国大公司和37个贸易代表团上书总统，要求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迫于美国商界强大的压力，克林顿不得不做出让步。

几年前，贸易战期间，当特朗普打算封锁微信时，苹果、英特尔、迪斯尼等大公司启动了游说活动，迫使总统手下留情了。

当前，美国人民就需要大量进口中国货物来消除他们痛苦的通货膨胀。哪怕要“分而治之”，也必须用单方面开放去争取贸易利益与我们一致的美国人，他们才是人口大多数。反制、你来我往式的筑高贸易壁垒，只会扩大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

毕竟，甚至胡锡进也理解到这一古典经济学的真理，在反对欧美制裁俄罗斯时，胡编引用了伟大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巴斯夏的名言：“商品不能自由流通于国界，军队就会踏过国界”。

但如果你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呢？假如你的目标就不是和平。假如你是索雷尔或尼采的斗争哲学信徒，你相信：人类永恒的价值就是斗争；和平只会养育软弱的废宅，让人们失去充沛的武德；而民族的伟大和崛起，势必经历铁与血的淬炼；中国要崛起，终将与美国一战，并斩美国于马下。

没关系，即便如此，冷酷的经济规律仍然要求你选择自由贸易和降低国内管制干预的道路。因为，两国之争，短期看是拼军事，长期看是拼综合国力。而拼综合国力，就是拼谁的经济更繁荣更有活力。

二战期间，日本裕仁天皇很纳闷，他问海军司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为什么美国只用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建起一个空军基地，而日本则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答案很明显，美军有大量的推土机和运土设备，日本呢，只有人的劳动力。现代战争是比谁拥有更多资本积累的战争，不管你多么武德充沛、战意顽强，赤手空拳地面对装备武器更先进（资本配备更充裕）的敌军士兵，只是螳臂当车。

一个国家要建设强大的军备，就必须有庞大的民用财富可供汲取。然而，民间市场社会的繁荣并不是偶然获得的，如果经济制度不合理，促使民间繁荣、资本积累的条件根本就不会出现。因此，哪怕你是战狼，为了达到你的争霸目标，你也必须支持国内的自由市场和国际的自由贸易。你也必须呼吁减税、反对管制日增、厌恶通货膨胀、反对A4纸对失足行业的重锤……

近现代史中出现了两个霸权国家：大英帝国和今天的美国。它们的霸权不是什么历史的阴差阳错的结果，也不是某个战略眼光深远的政治大人物通过大棋和奇谋妙计攫取的。

在它们成长为世界霸权之前，它们都有着热烈拥抱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经历，从而积累了巨量财富，以供它们的政府进行争霸。和所有屠龙少年最终成为恶龙一样。争取自由放任、反抗大英帝国霸权的美国，一步步幻化成了自己昨天反对的那条恶龙。而美国溃烂的第一步，是从国内授予特权、干预市场经济开始的。当代国际关系的风险在于：美国，作为一个逐步溃烂腐朽的罗马，却仍然握有弹压四方行省的充足军力。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一命题尤为关键。

让14亿人民摆脱贫困，让民族迅速崛起的，不是什么发展的机缘巧合，也不是什么中国人勤劳聪明的民族性（给朝鲜人市场经济的话，朝鲜人也会迅速崛起为世界最勤劳聪明的族群的），而是伟大的改革开放，而是自由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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