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监管监管者——市场失灵的迷思

当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不能减轻贫困时，它会得到更多税金和更多职责作酬劳。当官办学校没给孩子提供良好教育时，它会得到更多拨款和更大教育干涉权作奖赏。当美国宇航局航天飞机爆炸时，它会得到大量预算增加作回报（而不是像私人航空公司那样极大可能陷入破产）。当美联储在2007年造成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它的权力反而得到了巨大扩张。

迪洛伦佐政府第二定律是，政客们的糟糕政策引来了一堆麻烦，可他们自己很少甚至从不对这些问题负责任。

在社会当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政治家更不负责。除了个别例外，总体而言，他们总是把我们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尽管我们并不是真正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对现状更准确的描述是经济法西斯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不负责任的是，政治家采用越来越多政府中央计划，蓄意破坏我们经济增长引擎的残存部分——即使被冠以“公共利益监管”这一滑稽可笑的名称。

迪洛伦佐政府第三定律是，除了极少数例外，政客们都是习惯性的说谎者。所谓的“看门狗媒体”其实更应当被叫做“哈巴狗媒体”，因为指出政客的谎言会最干脆利索地结束一名记者的职业生涯。如果这样干了，你的消息来源就会跟你一刀两断。

政府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金融市场不受监管，且迫切需要政府进行更多的中央计划。自由放任据说是造成“大衰退”的原因。美联储官僚已经发起了游说，要求建立某种据说能够补救这一问题的巨型监管机构。

这一切都是谎言，因为根据美联储自己的一份出版物(《联邦储备系统：目的和职能》，“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Purposes and Functions”)，美联储对以下活动已经拥有了“监督和监管权”，而这还只是部分名单：

此外，美联储还通过其“公开市场操作”，实施合法的利率价格操纵，并制造价格通胀和景气萧条周期。此外，金融市场也同样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货币监理署、储蓄机构管理局和其他数十个州政府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所有这些都是华盛顿特区对金融市场“自由放任”的定义。

迪洛伦佐的政府第四定律是，只有在能够借此增加国家机器的权力、财富和影响力的时候，政客们才会听从自己那帮学术顾问的建议，哪怕他们知道这些建议不利于社会其他成员。这些学者们很乐意参与这个道德堕落的游戏，因为这也会使他们名利双收。这种现象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有海量的经济学文献记录了过去一个世纪当中政府为促进“公共利益”进行监管所导致的种种严重失败，然而在“大衰退”开始之后，却鲜有政府官员、媒体从业者或专栏作家谈及这些文献。

在美国，政府一直在对经济活动进行某种类型的监管，但要等到1877年最高法院一起被称为穆恩诉伊利诺伊（Munn v.Illinois）的案子，联邦监管国家才出现了第一次极大飞跃。穆恩兄弟拥有一家谷物仓储公司，他们所在州（伊利诺伊）强势的农业游说团体希望让州立法机构对谷物仓储强制实施价格封顶，实质上是为了窃取穆恩兄弟的财产。这样的限价法令以前曾被裁定违宪，因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契约条款”。可最终那些横下心来抢劫的农业生产者打赢了这场官司。这被各地的国家主义者欢呼为“公共利益”的胜利。由此可见，“公共利益监管”的第一个主要案例，就毫无疑问是一种合法掠夺行为，它使非常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受益，牺牲的是本来可以从自由市场当中获益更多的公众福祉。

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因为道德堕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代的国家主义学者在谈论政府监管时高唱着“公共利益”的论调，还创造出市场总是“失灵”以及为了公共利益要由好心明智的政府监管才是补救之法的观念误区。尽管身边有昭然若揭的证据表明监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特殊利益的现象，实际上几乎所有政府活动都是如此，很多学者依然这样大唱高调。

正如历史学家加布雷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在他1963年出版的作品《保守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ve）中所写的那样，20世纪早期的大企业之所以谋求政府监管，是因为监管“总是由受监管行业的领导者控制，并朝着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或理想的目标发展”。总体而言，政府监管完全是为了促进了那些当前被监管者的经济利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监管俘获理论”。

担任政府顾问意味着名望、职位和金钱，大部分学院派经济学家受此诱惑，无视如上所述的全部现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20世纪60年代，花了大约五十年时间，发明了无数事实上空洞无物的“市场失灵”理论。当时有一本弗朗西斯•巴托写的畅销书叫做《剖析市场失灵》（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这整类文献过去是（现在也是）以这样的欺骗性手法为基础的：

值得表扬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后来也和奥地利学派一起揭露了许多“市场失灵”/“监管永远有益”的谬论。数百篇期刊论文和书籍发表，重新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真理，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71年表述为：

多年来展开的这类研究表明了大公司往往支持并游说政府，要求制定繁琐的“安全”和环境法规，因为它们明白，实施这些监管规定的代价不菲，极可能让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破产，并从一开始就妨碍其他公司进入市场。各家企业早就发现，要想建立一个持久的垄断联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政府强加一个卡特尔协议。私人执行的卡特尔协议总会因为成员的作弊行为而失败。比如，联邦州际商务委员会就使得铁路和卡车运输业的卡特尔维持了数十年之久。州际商务委员会在上述行业设定了垄断价格，并禁止真正意义上的竞争。美国民用航空局禁止价格竞争，使航空业卡特尔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解除管制。美国电力行业曾经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直到20世纪初被政府监管也就是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创造出的垄断专营权所结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也享受了数十年政府认可的垄断。

在这个政府认可的垄断越来越成为常规的历史时期，创立美联储也是为了促进银行业结成卡特尔。正如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在《美国货币与银行史》一书中所写，

换言之，给予美联储更多的监管权限，无异于给酒鬼再来一瓶威士忌，给凶手再递上一把枪，或者给银行劫匪来一个滑雪面罩。这只会让事态恶化而不是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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