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反市场舆论中最为强大的主力？
今天的中国，最为强大的反市场舆论势力是谁？
不是司马南们，而正是在市场中打拼的另一个群体。
这种舆论的主力，是由各行各业的、在市场中的生产者形成的怨恨情绪。
比如流行很久的淘宝不死、中国就不会好。比如网约车司机集体咒骂平台，比如拼多多卖家集体批评拼多多，比如美团商户在疯狂骂美团。。。。。
要看懂这些舆论，需要了解理论，了解历史。
先来谈理论。
一、巴斯夏的棒喝
我们先要暂时抛开那些复杂的经济学定律，不谈关税，不谈补贴，也不谈什么“看得见”和“看不见”。我们就来聊一个最原始的东西——愿望。
没错，就是你心底里，那个有时候连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的、最真实、最隐秘的愿望。
法国那位叫巴斯夏的老哥，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不像个经济学家，倒像个拿着照妖镜的道士。他不管你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直接一镜子照过去，让你心底里藏着的那个小魔鬼，原形毕露。
他说，咱们不妨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上帝突然显灵，说可以满足你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所有隐秘愿望，你猜，会发生什么？
来，咱们一个个地代入一下角色。
假设你是个种葡萄的庄园主。某个深夜，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琢磨着今年的收成和销路。这时候，上帝在你耳边说：“孩子，许个愿吧。”你心里那个小魔鬼，会许什么愿？
你可能会说：“我希望我的葡萄园风调雨顺，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
这话，说得好听，但不够诚实。因为就算你的葡萄堆积如山，可要是全世界的葡萄都大丰收，那你的葡萄也卖不上价。所以，你心底里那个更深层、更真实的愿...望，可能是：“万能的上帝啊，求求您，让波尔多来一场霜冻，让加州来一场山火，让澳洲来一场冰雹吧！最好全世界的葡萄园都遭灾，就剩下我这一家独好。阿门。”
你看，这个愿望，是不是有点恶毒？你可能会辩解说：“我没有这么想！”是的，作为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你不会真的这么去诅咒别人。但巴斯夏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你作为一个“生产者”的纯粹利益角度出发，这个愿望，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稀缺”，才能给你带来好价钱。别人的灾难，就是你的福音。
咱们再换个身份。假设你是个医生。你每天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受人尊敬。但咱们摸着良心问一句，你作为“医生”这个职业，你的收入、你的社会地位、你的整个职业生涯，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
是建立在别人的病痛之上。
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攻克了所有疾病，发明了一种能包治百病的神药，所有人都变得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这对全人类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是值得开香槟庆祝的伟大胜利。但对“医生”这个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集体失业。
所以，巴斯夏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论断：一个医生，只要他还想继续当医生，还指望着这份职业养家糊口，那么他心底里那个作为“生产者”的愿望，必然是反社会的。他不会真的希望所有人都健康，就像葡萄园主不会真的希望全世界都丰收一样。
当然，这并不是说医生们都是坏人。恰恰相反，很多医生都怀有崇高的理想。但那是他作为“圣人”的一面在闪光。而他作为“生产者”的那一面，他的利益，恰恰是和人类的终极福祉，背道而驰的。
这个逻辑可以无限推演下去。
如果你是建筑师，房屋的朽烂，甚至地震和火灾，都能给你带来生意。
如果你是律师，人们之间的纠纷、争吵、乃至犯罪，才是你收入的来源。一个天下无讼的太平盛世，对律师行业来说，就是末日。
如果你是士兵，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会让你毫无用武之地。
如果你是殡葬从业者，那么……这个就不言而喻了。
就连那位写随笔的蒙田老爷子，早在几百年前就看透了这一点。
他说，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诡异的悖论：年轻人的挥霍，成就了商人的繁荣；谷物的短缺，造就了农民的富裕。甚至连牧师，也要靠我们的罪恶和死亡，才能彰显他们的价值。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沮丧的发现！
它告诉我们，当我们戴上“生产者”这副面具时，我们的利益，就天然地和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的对立。我们开始迷恋“稀缺”，开始从别人的不幸和匮乏中，寻找自己的商业机会。
而这种心态，一旦从一个隐秘的、不敢说出口的愿望，变成一种可以公开宣扬、并付诸行动的诉求时，整个世界就会变得无比疯狂。
巴斯夏让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假如，国家把立法的权力，交给了各个行业的生产者协会。让每个行业的代表，都可以为自己的行业，制定一部法律。
你猜，我们会得到一部什么样的《产业法典》？
纺织行业协会的第一部法律，可能就是：“为了保护我国历史悠久的羊毛产业，从即日起，禁止一切棉花制品的生产和进口！”
棉农协会一看，立马反击，也制定一部法律：“棉花乃天赐之物，柔软舒适，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禁止任何人穿着扎人的羊毛衣物！”
马车夫工会会立法：“为了城市交通安全和环境保护，严禁使用那种冒着黑烟、跑得飞快的蒸汽机车！”
船夫协会则会宣布：“所有过河的货物和旅客，都必须使用我们传统的手摇木浆船，以保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
……
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人类社会迅速地倒退回蛮荒时代。我们将放弃蒸汽机，重新用风帆；放弃风帆，重新用船桨；放弃船桨，重新用马车；放弃马车，重新用脚夫。每一个生产者团体，都像一个自私的部落，拼命地想把其他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都给扼杀在摇篮里。
最终的结果，就是稀缺的全面胜利。商品极度匮乏，技术极度落后，而人类，也将在这场由生产者自己导演的集体自杀中，被彻底赶出地球。
这听起来像个荒诞的寓言，但它却以一种不那么极端的方式，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当我们看到某个行业，以保护自己利润的名义，去游说政府，把国外的竞争对手挡在门外时；当我们看到某个团体，以维持自己收入的名"义，去设置各种壁垒，阻止新人进入时——他们正在做的，就是在实践那个“让别人更匮乏，从而让自己更富有”的稀缺理论。
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去铲除对手，但他们会运用国家权力这个更“体面”的工具，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好了，照妖镜的另一面，该登场了。
当我们脱下“生产者”那件沾满行业偏见的工装，换上一身轻松的便服，以一个纯粹的“消费者”身份，走进市场时，你猜，我们心底的愿望，会是什么？
这个时候，你的愿望会变得无比博大、无比“圣洁”。
你希望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堆积如山，琳琅满目，让你有无穷的选择。
你希望全世界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样你买到的食物才会又新鲜又便宜。
你希望天才发明家们灵感大爆发，天天都有新产品问世，让你的生活更方便、更有趣。
你希望交通越来越快，距离感彻底消失，这样你上午在巴黎喝咖啡，下午就能到纽约看戏。
你希望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这样政府就可以少收点税，让你兜里能多留几个子儿。
你甚至会异想天开地许下一个终极愿望：我希望所有我想要的好东西——食物、住所、健康、知识、安全——都能像空气和阳光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需要我付出任何努力就能得到。
你看，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的愿望，哪怕再自私、再离谱，它都和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你想获得的，是“丰裕”，而不是“稀缺”。你希望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足，因为只有这样，你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员，才能分到更多的好处。你的愿望，不会因为实现，而损害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如果真有一天，物质极大丰富，所有东西都像阳光一样免费，那将是全人类的共同胜利。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
“生产者”的直接利益，是反社会的，它建立在“稀缺”之上。
“消费者”的直接利益，是与社会公共利益完全一致的，它建立在“丰裕”之上。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道永恒的、不可调和的鸿沟。
那么，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政策，应该站在哪一边？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任何一个理智的、以增进全人类福祉为目标的制度设计，都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消费者这一边。因为它代表了全局，代表了长远，代表了我们作为“人类”这个共同体，最根本的利益。
而所有那些打着“生产者”旗号的诉求，无论它被包装得多么动人，我们都必须在心底里敲响警钟，用最挑剔的眼光去审视它。因为在它的背后，几乎必然隐藏着那个渴望“稀缺”、渴望从别人的匮-乏中获利的、反社会的小魔鬼。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生产，才能生存。我们无法摆脱自己作为“生产者”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让那个身份所附带的、狭隘的、反社会的愿望，来主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这需要一种清醒的、近乎于自我修炼的智慧。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当我作为一个钢铁工人在思考问题时，我脑子里想的，可能只是钢铁工人的利益。但当我作为一个需要购买汽车、冰箱和住房的普通人时，我的利益，才真正和那片更广阔的星辰大海，连接在了一起。
理解了巴斯夏这面照妖镜的厉害之处，我们再回头去看那些历史上的纷争，就会发现，它们本质上，都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个“渴望丰裕的圣人”，与那个“渴望稀缺的魔鬼”之间，在现实世界中的宏大投射。
而历史的走向，就取决于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听从哪一个声音。
二）米塞斯的洞见
米塞斯的整个理论大厦，都建立在一块看似简单得有些可笑的基石上，这块基石叫做“人的行动”。
他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什么神秘的“市场力量”，也不是什么冰冷的“宏观数据”，它研究的就是人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引发的后果。
什么是行动？行动就是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去做事。
你早上起床，是因为你想消除困倦的不适感；你上班工作，是因为你想通过获取报酬，来达成你未来的某个目的，比如吃饭、买房。所有的行动，无论大小，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驱动力：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感觉更好一点，用一个更学术的词，叫“去除不适感”。
这个出发点至关重要。
因为它告诉我们，所谓的“市场”，根本不是一个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像天气一样自然存在的客观实体。市场，就是你、我、他，我们所有人行动的总和。
每一次价格的波动，每一次商品的兴衰，都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操控，而是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用自己的钱包和脚进行投票，在用自己的工作和生产进行响应，最终交织而成的一张动态的、瞬息万变的网。没有所谓的自动机制，只有我们自己有意识的选择。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开始讨论一个核心的矛盾：生产者与消费者。
在米塞斯的理论世界里，压根就不存在两个叫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立阶级。
这完全是一个为了分析方便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幻象。
真相是，每一个行动的个体，其本身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这两个身份，不过是一个人行动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
我们为什么要生产？我们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炼钢、织布、编程、种地？不是因为生产本身能带来什么乐趣，而是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可以用来满足我们自己或别人的欲望。
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想要，那这种生产就毫无意义。
所以，从逻辑的起点上说，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生产必须服务于消费，这是市场经济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铁律。
在这个逻辑链条下，一个未受干预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体中，权力在谁手上？在消费者手上。
米塞斯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在市场这个巨大的民主舞台上，每一次购买，都是一次投票。消费者用他们的每一分钱，来决定哪家企业应该继续生存，哪家企业应该关门大吉；哪种产品应该被大量生产，哪种产品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企业家和资本家，无论他们多么富有，看起来多么风光，本质上都只是“人民的仆人”。
他们必须像一个战战兢兢的舵手，时刻观察着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并竭尽全力去满足这些需求。谁能用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更新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谁就能赢得选票（利润），得以发展壮大。谁要是反应迟钝，或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价高质次，消费者就会毫不留情地用自己的钱包把他投出局（亏损）。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者主权”。
在这个体系里，生产者想获得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
这是一条艰苦但却无比光荣的荆棘之路。
它逼着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投入到如何取悦他人的事业中去。正是这种以“消费者主"权”为核心的竞争压力，才带来了技术的飞速进步，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价格的持续下降，最终让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准都得到了提高。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每个人本质上都是消费者，既然这个服务于消费者的体系对我们所有人都长期有利，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们会以“生产者”的身份团结起来，去反对和破坏这个体系呢？
为什么地主要联合起来搞《谷物法》？为什么手艺人要联合起来搞行会？为什么企业家要联合起来游说政府搞关税保护？
这背后，就牵涉到一个深刻的、源于我们认知局限的“精神分裂”。
这个分裂是这样发生的：
对我个人而言，我作为生产者的身份，是高度具体、高度集中的。
我的收入，通常只来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我可能是一个钢铁工人，我的全部身家性命，都系于我所在的那家钢铁厂的兴衰。
或者我是一个麦农，我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一片麦田的收成和价格上。在这个领域里，我的利益是明确的、可感的。
任何对我的行业有利的政策，比如对进口钢铁或小麦加征关税，其好处对我来说是立竿见影的——我的产品价格会提高，我的工作岗位会更稳固。这个好处，对我来说，是“看得见”的。
而我作为消费者的身份，却是高度抽象、高度分散的。
我每天要消费成百上千种商品和服务。从早上吃的面包，到身上穿的衣服，再到晚上看的电视节目。关税导致钢铁价格上涨，最终会让我买的汽车、冰箱、甚至住房都贵上那么一点点。
但这个“一点点”的成本，被分散到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很难清晰地察觉到。
而且，这个成本不仅由我一个人承担，而是由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消费者共同分担。每个人分摊到的那一点损失，相对于我作为生产者获得的那个集中的、巨大的好处来说，显得微不足道。
这个坏处，对我来说，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个致命的认知偏差就产生了。
没有过经济学训练的普通人，会很自然地倾向于去追求那个“看得见”的巨大好处，而忽略那个“看不见”的、被无数人分摊的微小损失。
当所有人都这么想，都这么做的时候，灾难就开始了。
钢铁工人会想：“为了保住我的饭碗，对进口钢铁加关税是必要的。至于汽车价格涨一点，那是汽车行业和消费者该操心的事。”
汽车工人一看，不干了：“凭什么钢铁能保护，我们不能？我们也要求对进口汽车加关税。至于全国人民的出行成本高一点，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紧接着，农民会说：“你们工人的利益都保护了，我们农民怎么办？必须对进口农产品加关税！至于城里人吃饭贵一点，谁让他们不种地呢？”
……
这个链条可以无限延伸下去，直到社会上的每一个生产者团体，都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保护”。
每个人都成功地利用国家暴力（关税、配额、许可证等强制手段），强迫其他所有人，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自己生产的东西。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这场博弈中占了便宜。但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每个人作为生产者，从自己那个小小的领域里获得的那点“特权”收益，被他作为消费者，在其他所有领域里付出的无数个“额外成本”给完全抵消，甚至还亏得更多。
这就好比一群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每个人都觉得，只要我把胳膊伸得长一点，就能多夹到别人面前的那盘菜。
于是，所有人都拼命地伸长胳膊，结果把桌子弄得一团糟，谁也没比谁多吃到什么，反而因为姿势别扭，连自己面前的菜都吃不安稳了。
这就是所有“生产者政策”的内在荒谬性。
它基于一个根本性的经济学谬误，即认为可以通过强制性的财富转移来创造财富。
让我们来拆解支撑这种谬论的几个核心谎言：
第一个谎言，也是最古老的一个，保护主义者会说：“我们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会增加国内生产者的收入。这些生产者拿到钱后，又会去购买其他国内商品，从而繁荣了整个市场，所以消费者并没有真的吃亏。”
这个谬论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只描述了金钱流动的后半段，却刻意隐藏了前半段。
它没有告诉你，那笔用来增加国内生产者收入的钱，本来就在消费者自己手里！消费者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去买任何他们想买的东西，可能是一件更便宜的进口货，剩下的钱还能用来看场电影。
而现在，这笔钱被强制性地、唯一地流向了那个被保护的生产者。整个社会的总财富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只是购买力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了效率更低的生产者手中。
而因为资源被引导去从事了效率更低的生产活动（否则就不需要保护了），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实际上是减少了。人们变得更穷，而不是更富。
第二个谎言，是“生产者政策只损害了外国人的利益”。
当对进口小麦征收关税时，保护主义者会说：“我们打击的是美国和阿根廷的农场主。”
这话说对了一半。外国农场主的利益确实受损了，但同样确定无疑的是，本国每一个需要吃面包的消费者的利益，也一起受损了。
关税，在本质上，造成了远远超过关税本身的后果，外国的生产者要承担一笔关税，本国消费者则承担物价上涨的后果。
最终得到补贴的是本国效率较低的生产者。
第三个谎言，也是更具迷惑性的一个，是“生产者政策虽然让物价高了，但它能创造和保护就业岗位，从而让人们的货币收入更高，足以补偿物价的上涨”。
这个说法触及了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失业。
然而，这依然是一个建立在静态和局部视角上的谬误。
没错，一项贸易保护措施，确实可以在短期内，“保护”住某个特定行业的就业岗位。比如，限制进口汽车，可以让国内汽车厂的工人暂时不被解雇。但是，这种“保护”的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全国的消费者，都必须花更多的钱去买车。
这意味着他们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钱就减少了。服装店的生意可能会因此变差，餐馆的客人可能会减少，最终导致服装工人和厨师失业。
所以，这种政策并没有“创造”就业，它只是把就业机会，从那些更具竞争力的、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业（比如服装和餐饮），强行转移到了那个缺乏竞争力的、需要被保护的行业（汽车制造）。
这是一场零和游戏，甚至是一场负和游戏，因为它阻碍了劳动力向更高效率部门的自然流动。
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这种政策会扼杀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
它向全社会释放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信号：一个企业或行业想要生存和发展，靠的不是提高效率、勇于创新、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而是靠游说政府、获取特权、排斥竞争。当企业家的精力都从市场转向了政坛，当资源都从研发车间流向了游说公司的账户，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它保护了那些本应被淘汰的落后产能，却扼杀了那些本应引领未来的新兴产业。它为了保住昨天的饭碗，却砸掉了明天可能会出现的、更大的金饭碗。
因此，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矛盾，归根结底，不是两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它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个体，其内心短视的、局部的、作为生产者的冲动，与他长远的、全局的、作为消费者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源于一种深刻的“反社会”心态。
什么是社会？社会就是分工与合作的体系。
我为你生产面包，你为我生产皮鞋，我们通过自愿的交换，让彼此的生活都变得更好。这个体系之所以能够运转，其基础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服务于他人的需求。但“生产者政策”的逻辑，恰恰是这种社会合作精神的反面。
它不再是通过“服务”来获取回报，而是通过“强制”来索取利益。它不再是说“请买我的东西，因为它更好”，而是说“你必须买我的东西，因为它是我生产的，我已经让政府禁止你买别人的了”。
这种心态一旦蔓延，就会像病毒一样，侵蚀整个社会合作的肌体。它将原本和谐互利的市场关系，扭曲为紧张对立的零和博弈关系。
人与人之间，不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而是潜在的掠夺对象。每个行业都把其他行业看成是自己可以牺牲的“代价”，每个团体都试图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也就是所有消费者利益的总和——之上。
最终，这种内在的逻辑冲突，必然会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和伦理领域。
当通过强制手段为自己谋利成为一种常态，当“特权”而非“服务”成为成功的关键，那么，法律的尊严、道德的约束、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都将被逐步瓦解。
社会将不再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正和游戏场，而退化成一个相互倾轧、彼此伤害的“压力团体”角斗场。
所以，米塞斯反复强调，经济学不是一门关于如何赚钱的技术，它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如何得以存续和繁荣的基础科学。
揭露“生产者政策”背后的经济学谬误，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文明的根基。
要走出这个困局，唯一的出路，不是去进行什么复杂的精神病理学分析，而是进行清晰的、毫不妥协的经济学逻辑普及。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与我们无关的“消费者利益”。
那个所谓的“消费者”，就是我们自己。
捍卫消费者主权，捍卫自由竞争，捍卫那个允许我们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满足的开放市场，就是在捍卫我们每一个人最根本、最长远的福祉。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内心深处，完成那个分裂的灵魂的重新统一，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理智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分裂的、短视的“生产者/消费者”混合体来思考问题时，我们才有可能摆脱那个“人人为自己筑墙，最终却囚禁了所有人”的历史循环。
三）中国的现实
先从一句曾经在网上流传甚广，让无数实体店老板奉为圭臬的“名言”说起：
“淘宝不死，中国不会好！”
这话听着，是不是特有气势？特解气？仿佛一下子就抓住了时代问题的牛鼻子。你随便走进一条日渐萧条的商业街，找个愁眉苦脸的服装店老板聊聊，他十有八九会跟你倒一肚子苦水，最后把矛头精准地指向那个橙色的APP，以及它背后那个叫马云的男人。
在他的叙事里，故事是这样的：曾几何时，他这家小店，日子过得挺滋润。街坊邻里都来光顾，有稳定的客源，虽然发不了大财，但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利润还算可观，小日子过得安稳。可自从有了淘宝，一切都变了。
那些该死的网店，没有高昂的房租，不用雇那么多店员，成本比他低多了。他们用“低价”这把最歹毒的刀子，把市场搅得血雨腥风。顾客们都学精了，来店里试穿，记下货号，然后回家就上淘宝搜同款，哪家便宜买哪家。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铺，从一个交易场所，沦为了一个免费的“试衣间”。
最后，他痛心疾首地总结：这种无底线的低价竞争，是“恶性竞争”，是“劣币驱逐良币”，它摧毁了实体经济，让无数人失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所以，必须干掉淘宝，回到那个“健康”的、有“合理利润”的商业时代。
这番控诉，听起来是不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他所描述的个人困境，也完全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开实体店的亲戚朋友，正在经历着这样的痛苦。
但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开一场比惨大会。我们是看一看这番“血泪控诉”的背后，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思想。
这位实体店老板，他作为一个“生产者”（服装销售服务的提供者），他心底里那个最隐秘、最真实的愿望是什么？
是他嘴上说的那个“健康的商业环境”吗？
不是。
他真正渴望的，是一个“稀缺”的世界。
他怀念的那个“黄金时代”，是一个信息不流通、物流不发达、选择权高度受限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他的顾客，只能是方圆几公里内的居民。他的竞争对手，也只有这条街上的另外几家店。消费者因为找不到更便宜的渠道，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选择，所以“被迫”接受他所定下的那个“合理利润”。
他所痛恨的淘宝，究竟带来了什么？
它带来了一场“丰裕”的革命。它用一根网线，彻底摧毁了过去因为地理位置而形成的天然垄断和信息壁垒。它让一个远在新疆的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就买到浙江义乌生产的小商品；让一个住在偏远小镇的居民，可以和北京上海的市民，拥有同样丰富的选择权。
淘宝做的最“可恨”的一件事，就是把成千上万个像他这样的服装店老板，拉到了同一个透明的、无限大的角斗场里，让他们赤裸裸地面对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同行的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谁的效率高，谁的成本控制得好，谁的款式更新颖，谁的服务更周到，谁就能活下来。而那些依赖着“信息差”和“地理壁垒”来赚取“安稳利润”的生产者，他们的好日子，自然就到头了。
所以，当这位老板高喊“杀死淘宝”的时候，他到底在喊什么？
他不是在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呐喊，他是在为自己那个被时代淘汰的、低效率的商业模式，吟唱一曲悲伤的挽歌。
他不是在反对“不公平”，他恰恰是在反对那个对所有消费者来说，最公平不过的“自由比价”的权利。他渴望的，是回到那个消费者选择更少、信息更闭塞、他可以更轻松地赚钱的“稀缺”时代。
他的逻辑，和几百年前，那些叫嚣着要砸毁纺纱机的英国手工作坊主，和那些要求禁止外地粮食进城的佛罗伦萨行会师傅们，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都是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诅咒着那个让消费者受益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他们的愿望，从他们自身角度看，合情合理；但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却是彻头彻尾的反进步。
因为，在这场变革中，那个“看不见”的部分，远比那个“看得见”的部分，要宏大得多。
“看得见”的，是这条商业街上，倒闭的几家服装店。
“看不见”的，是快递行业新增的数百万个就业岗位；是无数个程序员、设计师、网店客服找到了工作；是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电商，把自家产的苹果和核桃卖到了全国各地；是亿万消费者，因为买到了更便宜的商品，而节省下来的、可以用于其他消费、从而创造出更多新就业的巨额资金。
更看不见的，是整个社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获得的福祉的巨大增进。
所以，“淘宝不死，中国不会好”，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才对：如果一个社会，真的为了保护那些落后的实体店，而去“杀死”淘宝，那这个社会，才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这个“杀死淘宝”的逻辑，就像一个幽灵，弥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个角落。它不断地变换着马甲，用更时髦、更接地气的语言，来包装那个古老的、反社会的“生产者愿望”。
我们再来看另一群人，网约车司机。
当网约车刚刚兴起的时候，无数人欢呼雀跃。因为它打破了出租车行业的牌照垄断，让打车变得更容易、更便宜。这是消费者的胜利。很多司机也觉得，这是个多劳多得的好平台，纷纷加入进来。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司机涌入，竞争变得白热化。平台为了吸引乘客，也开始用各种补贴和低价策略。这时候，很多司机师傅不干了。他们开始抱怨平台“抽成太高”，指责平台“压榨司机”，甚至组织起来，要求平台“提高起步价”、“限制新司机注册”。
你看，熟悉的剧本又来了。
当一个网约车司机，要求平台“限制新司机注册”时，他作为一个“生产者”（出行服务的提供者），他渴望的是什么？
是“稀"缺”。他希望路上的车越少越好，这样他才不愁没单子接。他希望价格越高越好，最好回到那个出租车可以随便挑客、拒载的“黄金时代”。他的直接利益，是和所有需要打车的消费者，直接对立的。
我们再看第三类人：外卖骑手。
我们每天都能在街上看到他们风驰电掣的身影。他们是这个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他们抱怨“订单单价太低”、“平台算法不合理”时，他们的辛苦和委屈，是真实的。
但我们同样要用经济学的显微镜，来观察他们作为“生产者”（配送服务的提供者）的诉求。当一个骑手，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号召所有兄弟都“不要接那些三块五块的垃圾订单”时，他实际上在做什么？
他在试图人为地制造一种“供给的稀缺”。他希望通过同行的集体行动，来逼迫平台和消费者，接受一个更高的价格。这个愿望，从他个人角度，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个行为的逻辑，却和当年行会师傅们约定“不许降价”，是一模一样的。它的对立面，是那个正饿着肚子，希望外卖能又快又便宜的消费者。
接着看餐饮店老板。
这可能是当下抱怨声音最大的一个群体。很多老板都说，现在生意难做，都怪外卖平台。平台抽成高，把利润都吸走了；平台还搞各种比价排名，逼得大家不得不打价格战，最后谁也赚不到钱。
这个控诉听起来，也充满了无奈。但我们深入一层去想，外卖平台究竟做了什么？
它做的事情，和淘宝对服装店做的，一模一样。它把过去局限于一条街、一个社区的餐饮竞争，扩大到了一个半径三五公里的巨大范围。它给了消费者一个无比强大的工具，让他们可以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就对几十上百家餐厅的菜品、价格、服务，进行全方位的比较。
这对那些菜品没特色、价格没优势、服务跟不上的餐厅来说，当然是一场噩梦。他们过去可以依赖“地理位置”这个护城河，安安稳稳地做周边顾客的生意。现在，这条河被抽干了。
所以，当一个餐饮老板诅咒平台，怀念那个没有恶性竞争的“好日子”时，他怀念的，其实是一个消费者选择更少、他可以更轻松地维持高利润的“稀缺”时代。他的抱怨，本质上，是对那个让消费者拥有了“上帝视角”的激烈竞争环境的恐惧。
好了，服装店老板、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餐饮店老板……当我们把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生产者”的抱怨，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更宏大的、也更令人不安的图景。
以上这几大群体的声音，现在被一个非常时髦的词给概括了，叫做——“内卷”。
什么是“内卷”？
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内卷就是一场没有尽头的、令人窒息的消耗战。
你是奶茶店，为了竞争，你多加一份珍珠；旁边的店一看，不仅多加珍珠，还多加一份椰果。你是程序员，老板要求你996，为了不被淘汰，你的同事主动007。你是餐馆，别人搞满30减5，你就得搞满30减8。
大家都在拼命，但似乎谁也没有变得更好。这就是生产者视角下的“内卷”，它充满了痛苦、无奈和荒诞感。
但现在，请你立刻切换频道，戴上我们那副“消费者”的眼镜，再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内卷”，它又是什么样子的？
两家奶茶店“内卷”的结果，是你花同样的钱，喝到了一杯料更足的奶茶。
几家外卖平台“内卷”的结果，是你能享受到更多的红包补贴，和更便宜的配送费。
无数个手机厂商“内卷”的结果，是你今天能用一两千块钱，就买到一台性能强大、拍照清晰、功能齐全的智能手机，而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无数个拼命加班的程序员“内卷”的结果，是我们拥有了全世界最方便的移动支付，最高效的物流网络，和最丰富的APP生态。
发现这其中的奥秘了吗？
生产者口中那个如同地狱般的“内卷”，在消费者眼中，其实有一个更美好的名字，叫做“市场竞争带来的福利”。
竞争，从来都是残酷的。它必然会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不思进取的、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生产者。这个过程，对身处其中的生产者来说，是痛苦的，是煎熬的。
但正是这种痛苦和煎熬，才像一个巨大的熔炉，把所有的资源和智慧，都逼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如何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所以，当今天整个社会舆论场，都在铺天盖地地声讨“内卷”的时候，我们必须多问一句：他们到底在反对什么？
但很多时候，人们以“反内卷”之名，所真正反对的，其实是“竞争”本身。他们渴望的，是一个没有那么激烈对抗的、更温和的、更有“秩序”的环境。
而那个所谓的“秩序”，翻译成经济学术语，就是由生产者所主导的、限制竞争的、带有“行会”色彩的某种安排。
当这种源自各个行业生产者的、对竞争的厌恶和恐惧，汇集到一起，它就需要寻找一个共同的、强大的敌人，来作为所有问题的替罪羊。
这个替罪羊，在今天，被找到了。它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平台”，一个叫“资本”。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奇特的舆论现象：
那些本来应该是市场竞争中最直接对手的群体——比如实体店老板和网店老板，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现在，却在“反平台”、“反资本”的旗帜下，找到了共同语言。
他们的叙事逻辑，变得异常巧妙和富有煽动性。
他们不再直接说“我要求涨价”、“我要求限制竞争”，因为这听起来太自私了。
他们换了一套说辞：“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是为了大家！那个万恶的‘资本’，那个垄断的‘平台’，它今天用低价来压榨我们这些可怜的生产者，等把我们都消灭干净了，明天，它就会用高价来收割你们这些无助的消费者！所以，我们今天反对平台，其实是在保护你们的未来！”
这个逻辑，厉害不厉害？它成功地把一个纯粹的“生产者反竞争”的诉求，包装成了一个“生产者与消费者联合起来，对抗邪恶大魔王”的英雄史诗。它把水搅浑了，让你分不清楚，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不可否认，平台和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确实会出现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法律和监管来约束。这就像任何一场游戏，都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判员来维持秩序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中国舆论场中，那股最主流、最汹涌的“反商反资本”的浪潮，其最根本的驱动力，并非来自消费者。
没有一个消费者会真心觉得，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太便宜了，竞争太激烈了。
这股浪潮的真正燃料，恰恰是来自那些在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感到痛苦、感到无所适从、感到自己的“合理利润”被无情剥夺的，千千万万的生产者们。
他们可能是小到路边的一个夫妻店老板，也可能是大到一个曾经辉煌的传统企业。他们是旧模式的维护者，是变革中的失意者。
他们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那个看得见的、具体的“平台”或者那个看不见的、抽象的“资本”，却不愿意承认，真正让他们感到痛苦的，是那个服务于亿万消费者的、无情的、但却无比公正的“竞争”本身。
他们高喊着反对“资本压榨”，但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往往是“竞争的有序退场”。
他们高喊着要“共同富裕”，但他们所理解的，常常不是通过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来致富，而是希望有一种力量，能把自己那个小小的、落后的生产单元，给永久地“保护”起来，免受市场的风吹雨打。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麻烦的言论。
我们每个人，都享受着“内卷”所带来的、作为消费者的巨大福利；但同时，我们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为一个生产者，深深地诅咒着“内卷”。
我们每个人，都痛恨垄断，渴望选择；但同时，我们又在心底里，默默地为自己所在的那个小小的领域，构筑着一堵渴望“稀缺”和“保护”的心墙。
这个分裂的灵魂，正在撕扯着我们，也撕扯着整个社会的舆论。
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股“反商反资本”的舆论，其本质是由“生产者反进步”的逻辑在驱动，如果我们真的被这股洪流所裹挟，开始用国家的力量，去系统性地压制竞争、保护落后、抬高价格、限制选择……
那么，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便利和丰裕，都将如沙滩上的城堡般，迅速瓦解。我们将不是走向一个更公平、更富裕的未来，而是退回到那个我们祖辈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物资匮乏、选择单一、处处都是壁垒的旧时代。
到那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亲手“杀死”的，不是什么淘宝，也不是什么资本。
而是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那个本应拥抱丰裕和进步的，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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