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最为强大的反市场舆论势力是谁?
不是司马南们,而正是在市场中打拼的另一个群体。
这种舆论的主力,是由各行各业的、在市场中的生产者形成的怨恨情绪。
比如流行很久的淘宝不死、中国就不会好。比如网约车司机集体咒骂平台,比如拼多多卖家集体批评拼多多,比如美团商户在疯狂骂美团。。。。。
要看懂这些舆论,需要了解理论,了解历史。
先来谈理论。
一、巴斯夏的棒喝
我们先要暂时抛开那些复杂的经济学定律,不谈关税,不谈补贴,也不谈什么“看得见”和“看不见”。我们就来聊一个最原始的东西——愿望。
没错,就是你心底里,那个有时候连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的、最真实、最隐秘的愿望。
法国那位叫巴斯夏的老哥,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不像个经济学家,倒像个拿着照妖镜的道士。他不管你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直接一镜子照过去,让你心底里藏着的那个小魔鬼,原形毕露。
他说,咱们不妨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上帝突然显灵,说可以满足你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所有隐秘愿望,你猜,会发生什么?
来,咱们一个个地代入一下角色。
假设你是个种葡萄的庄园主。某个深夜,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琢磨着今年的收成和销路。这时候,上帝在你耳边说:“孩子,许个愿吧。”你心里那个小魔鬼,会许什么愿?
你可能会说:“我希望我的葡萄园风调雨顺,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
这话,说得好听,但不够诚实。因为就算你的葡萄堆积如山,可要是全世界的葡萄都大丰收,那你的葡萄也卖不上价。所以,你心底里那个更深层、更真实的愿...望,可能是:“万能的上帝啊,求求您,让波尔多来一场霜冻,让加州来一场山火,让澳洲来一场冰雹吧!最好全世界的葡萄园都遭灾,就剩下我这一家独好。阿门。”
你看,这个愿望,是不是有点恶毒?你可能会辩解说:“我没有这么想!”是的,作为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你不会真的这么去诅咒别人。但巴斯夏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你作为一个“生产者”的纯粹利益角度出发,这个愿望,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稀缺”,才能给你带来好价钱。别人的灾难,就是你的福音。
咱们再换个身份。假设你是个医生。你每天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受人尊敬。但咱们摸着良心问一句,你作为“医生”这个职业,你的收入、你的社会地位、你的整个职业生涯,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
是建立在别人的病痛之上。
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攻克了所有疾病,发明了一种能包治百病的神药,所有人都变得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这对全人类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是值得开香槟庆祝的伟大胜利。但对“医生”这个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集体失业。
所以,巴斯夏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论断:一个医生,只要他还想继续当医生,还指望着这份职业养家糊口,那么他心底里那个作为“生产者”的愿望,必然是反社会的。他不会真的希望所有人都健康,就像葡萄园主不会真的希望全世界都丰收一样。
当然,这并不是说医生们都是坏人。恰恰相反,很多医生都怀有崇高的理想。但那是他作为“圣人”的一面在闪光。而他作为“生产者”的那一面,他的利益,恰恰是和人类的终极福祉,背道而驰的。
这个逻辑可以无限推演下去。
如果你是建筑师,房屋的朽烂,甚至地震和火灾,都能给你带来生意。
如果你是律师,人们之间的纠纷、争吵、乃至犯罪,才是你收入的来源。一个天下无讼的太平盛世,对律师行业来说,就是末日。
如果你是士兵,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会让你毫无用武之地。
如果你是殡葬从业者,那么……这个就不言而喻了。
就连那位写随笔的蒙田老爷子,早在几百年前就看透了这一点。
他说,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诡异的悖论:年轻人的挥霍,成就了商人的繁荣;谷物的短缺,造就了农民的富裕。甚至连牧师,也要靠我们的罪恶和死亡,才能彰显他们的价值。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沮丧的发现!
它告诉我们,当我们戴上“生产者”这副面具时,我们的利益,就天然地和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的对立。我们开始迷恋“稀缺”,开始从别人的不幸和匮乏中,寻找自己的商业机会。
而这种心态,一旦从一个隐秘的、不敢说出口的愿望,变成一种可以公开宣扬、并付诸行动的诉求时,整个世界就会变得无比疯狂。
巴斯夏让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假如,国家把立法的权力,交给了各个行业的生产者协会。让每个行业的代表,都可以为自己的行业,制定一部法律。
你猜,我们会得到一部什么样的《产业法典》?
纺织行业协会的第一部法律,可能就是:“为了保护我国历史悠久的羊毛产业,从即日起,禁止一切棉花制品的生产和进口!”
棉农协会一看,立马反击,也制定一部法律:“棉花乃天赐之物,柔软舒适,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禁止任何人穿着扎人的羊毛衣物!”
马车夫工会会立法:“为了城市交通安全和环境保护,严禁使用那种冒着黑烟、跑得飞快的蒸汽机车!”
船夫协会则会宣布:“所有过河的货物和旅客,都必须使用我们传统的手摇木浆船,以保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
……
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人类社会迅速地倒退回蛮荒时代。我们将放弃蒸汽机,重新用风帆;放弃风帆,重新用船桨;放弃船桨,重新用马车;放弃马车,重新用脚夫。每一个生产者团体,都像一个自私的部落,拼命地想把其他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都给扼杀在摇篮里。
最终的结果,就是稀缺的全面胜利。商品极度匮乏,技术极度落后,而人类,也将在这场由生产者自己导演的集体自杀中,被彻底赶出地球。
这听起来像个荒诞的寓言,但它却以一种不那么极端的方式,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当我们看到某个行业,以保护自己利润的名义,去游说政府,把国外的竞争对手挡在门外时;当我们看到某个团体,以维持自己收入的名"义,去设置各种壁垒,阻止新人进入时——他们正在做的,就是在实践那个“让别人更匮乏,从而让自己更富有”的稀缺理论。
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去铲除对手,但他们会运用国家权力这个更“体面”的工具,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好了,照妖镜的另一面,该登场了。
当我们脱下“生产者”那件沾满行业偏见的工装,换上一身轻松的便服,以一个纯粹的“消费者”身份,走进市场时,你猜,我们心底的愿望,会是什么?
这个时候,你的愿望会变得无比博大、无比“圣洁”。
你希望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堆积如山,琳琅满目,让你有无穷的选择。
你希望全世界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样你买到的食物才会又新鲜又便宜。
你希望天才发明家们灵感大爆发,天天都有新产品问世,让你的生活更方便、更有趣。
你希望交通越来越快,距离感彻底消失,这样你上午在巴黎喝咖啡,下午就能到纽约看戏。
你希望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这样政府就可以少收点税,让你兜里能多留几个子儿。
你甚至会异想天开地许下一个终极愿望:我希望所有我想要的好东西——食物、住所、健康、知识、安全——都能像空气和阳光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需要我付出任何努力就能得到。
你看,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的愿望,哪怕再自私、再离谱,它都和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你想获得的,是“丰裕”,而不是“稀缺”。你希望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足,因为只有这样,你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员,才能分到更多的好处。你的愿望,不会因为实现,而损害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如果真有一天,物质极大丰富,所有东西都像阳光一样免费,那将是全人类的共同胜利。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
“生产者”的直接利益,是反社会的,它建立在“稀缺”之上。
“消费者”的直接利益,是与社会公共利益完全一致的,它建立在“丰裕”之上。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道永恒的、不可调和的鸿沟。
那么,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政策,应该站在哪一边?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任何一个理智的、以增进全人类福祉为目标的制度设计,都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消费者这一边。因为它代表了全局,代表了长远,代表了我们作为“人类”这个共同体,最根本的利益。
而所有那些打着“生产者”旗号的诉求,无论它被包装得多么动人,我们都必须在心底里敲响警钟,用最挑剔的眼光去审视它。因为在它的背后,几乎必然隐藏着那个渴望“稀缺”、渴望从别人的匮-乏中获利的、反社会的小魔鬼。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生产,才能生存。我们无法摆脱自己作为“生产者”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让那个身份所附带的、狭隘的、反社会的愿望,来主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这需要一种清醒的、近乎于自我修炼的智慧。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当我作为一个钢铁工人在思考问题时,我脑子里想的,可能只是钢铁工人的利益。但当我作为一个需要购买汽车、冰箱和住房的普通人时,我的利益,才真正和那片更广阔的星辰大海,连接在了一起。
理解了巴斯夏这面照妖镜的厉害之处,我们再回头去看那些历史上的纷争,就会发现,它们本质上,都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个“渴望丰裕的圣人”,与那个“渴望稀缺的魔鬼”之间,在现实世界中的宏大投射。
而历史的走向,就取决于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听从哪一个声音。
二)米塞斯的洞见
米塞斯的整个理论大厦,都建立在一块看似简单得有些可笑的基石上,这块基石叫做“人的行动”。
他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什么神秘的“市场力量”,也不是什么冰冷的“宏观数据”,它研究的就是人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引发的后果。
什么是行动?行动就是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去做事。
你早上起床,是因为你想消除困倦的不适感;你上班工作,是因为你想通过获取报酬,来达成你未来的某个目的,比如吃饭、买房。所有的行动,无论大小,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驱动力: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感觉更好一点,用一个更学术的词,叫“去除不适感”。
这个出发点至关重要。
因为它告诉我们,所谓的“市场”,根本不是一个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像天气一样自然存在的客观实体。市场,就是你、我、他,我们所有人行动的总和。
每一次价格的波动,每一次商品的兴衰,都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操控,而是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用自己的钱包和脚进行投票,在用自己的工作和生产进行响应,最终交织而成的一张动态的、瞬息万变的网。没有所谓的自动机制,只有我们自己有意识的选择。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开始讨论一个核心的矛盾:生产者与消费者。
在米塞斯的理论世界里,压根就不存在两个叫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立阶级。
这完全是一个为了分析方便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幻象。
真相是,每一个行动的个体,其本身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这两个身份,不过是一个人行动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
我们为什么要生产?我们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炼钢、织布、编程、种地?不是因为生产本身能带来什么乐趣,而是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可以用来满足我们自己或别人的欲望。
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想要,那这种生产就毫无意义。
所以,从逻辑的起点上说,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生产必须服务于消费,这是市场经济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铁律。
在这个逻辑链条下,一个未受干预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体中,权力在谁手上?在消费者手上。
米塞斯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在市场这个巨大的民主舞台上,每一次购买,都是一次投票。消费者用他们的每一分钱,来决定哪家企业应该继续生存,哪家企业应该关门大吉;哪种产品应该被大量生产,哪种产品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企业家和资本家,无论他们多么富有,看起来多么风光,本质上都只是“人民的仆人”。
他们必须像一个战战兢兢的舵手,时刻观察着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并竭尽全力去满足这些需求。谁能用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更新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谁就能赢得选票(利润),得以发展壮大。谁要是反应迟钝,或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价高质次,消费者就会毫不留情地用自己的钱包把他投出局(亏损)。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者主权”。
在这个体系里,生产者想获得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
这是一条艰苦但却无比光荣的荆棘之路。
它逼着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投入到如何取悦他人的事业中去。正是这种以“消费者主"权”为核心的竞争压力,才带来了技术的飞速进步,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价格的持续下降,最终让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准都得到了提高。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每个人本质上都是消费者,既然这个服务于消费者的体系对我们所有人都长期有利,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们会以“生产者”的身份团结起来,去反对和破坏这个体系呢?
为什么地主要联合起来搞《谷物法》?为什么手艺人要联合起来搞行会?为什么企业家要联合起来游说政府搞关税保护?
这背后,就牵涉到一个深刻的、源于我们认知局限的“精神分裂”。
这个分裂是这样发生的:
对我个人而言,我作为生产者的身份,是高度具体、高度集中的。
我的收入,通常只来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我可能是一个钢铁工人,我的全部身家性命,都系于我所在的那家钢铁厂的兴衰。
或者我是一个麦农,我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一片麦田的收成和价格上。在这个领域里,我的利益是明确的、可感的。
任何对我的行业有利的政策,比如对进口钢铁或小麦加征关税,其好处对我来说是立竿见影的——我的产品价格会提高,我的工作岗位会更稳固。这个好处,对我来说,是“看得见”的。
而我作为消费者的身份,却是高度抽象、高度分散的。
我每天要消费成百上千种商品和服务。从早上吃的面包,到身上穿的衣服,再到晚上看的电视节目。关税导致钢铁价格上涨,最终会让我买的汽车、冰箱、甚至住房都贵上那么一点点。
但这个“一点点”的成本,被分散到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很难清晰地察觉到。
而且,这个成本不仅由我一个人承担,而是由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消费者共同分担。每个人分摊到的那一点损失,相对于我作为生产者获得的那个集中的、巨大的好处来说,显得微不足道。
这个坏处,对我来说,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个致命的认知偏差就产生了。
没有过经济学训练的普通人,会很自然地倾向于去追求那个“看得见”的巨大好处,而忽略那个“看不见”的、被无数人分摊的微小损失。
当所有人都这么想,都这么做的时候,灾难就开始了。
钢铁工人会想:“为了保住我的饭碗,对进口钢铁加关税是必要的。至于汽车价格涨一点,那是汽车行业和消费者该操心的事。”
汽车工人一看,不干了:“凭什么钢铁能保护,我们不能?我们也要求对进口汽车加关税。至于全国人民的出行成本高一点,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紧接着,农民会说:“你们工人的利益都保护了,我们农民怎么办?必须对进口农产品加关税!至于城里人吃饭贵一点,谁让他们不种地呢?”
……
这个链条可以无限延伸下去,直到社会上的每一个生产者团体,都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保护”。
每个人都成功地利用国家暴力(关税、配额、许可证等强制手段),强迫其他所有人,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自己生产的东西。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这场博弈中占了便宜。但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每个人作为生产者,从自己那个小小的领域里获得的那点“特权”收益,被他作为消费者,在其他所有领域里付出的无数个“额外成本”给完全抵消,甚至还亏得更多。
这就好比一群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每个人都觉得,只要我把胳膊伸得长一点,就能多夹到别人面前的那盘菜。
于是,所有人都拼命地伸长胳膊,结果把桌子弄得一团糟,谁也没比谁多吃到什么,反而因为姿势别扭,连自己面前的菜都吃不安稳了。
这就是所有“生产者政策”的内在荒谬性。
它基于一个根本性的经济学谬误,即认为可以通过强制性的财富转移来创造财富。
让我们来拆解支撑这种谬论的几个核心谎言:
第一个谎言,也是最古老的一个,保护主义者会说:“我们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会增加国内生产者的收入。这些生产者拿到钱后,又会去购买其他国内商品,从而繁荣了整个市场,所以消费者并没有真的吃亏。”
这个谬论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只描述了金钱流动的后半段,却刻意隐藏了前半段。
它没有告诉你,那笔用来增加国内生产者收入的钱,本来就在消费者自己手里!消费者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去买任何他们想买的东西,可能是一件更便宜的进口货,剩下的钱还能用来看场电影。
而现在,这笔钱被强制性地、唯一地流向了那个被保护的生产者。整个社会的总财富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只是购买力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了效率更低的生产者手中。
而因为资源被引导去从事了效率更低的生产活动(否则就不需要保护了),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实际上是减少了。人们变得更穷,而不是更富。
第二个谎言,是“生产者政策只损害了外国人的利益”。
当对进口小麦征收关税时,保护主义者会说:“我们打击的是美国和阿根廷的农场主。”
这话说对了一半。外国农场主的利益确实受损了,但同样确定无疑的是,本国每一个需要吃面包的消费者的利益,也一起受损了。
关税,在本质上,造成了远远超过关税本身的后果,外国的生产者要承担一笔关税,本国消费者则承担物价上涨的后果。
最终得到补贴的是本国效率较低的生产者。
第三个谎言,也是更具迷惑性的一个,是“生产者政策虽然让物价高了,但它能创造和保护就业岗位,从而让人们的货币收入更高,足以补偿物价的上涨”。
这个说法触及了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失业。
然而,这依然是一个建立在静态和局部视角上的谬误。
没错,一项贸易保护措施,确实可以在短期内,“保护”住某个特定行业的就业岗位。比如,限制进口汽车,可以让国内汽车厂的工人暂时不被解雇。但是,这种“保护”的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全国的消费者,都必须花更多的钱去买车。
这意味着他们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钱就减少了。服装店的生意可能会因此变差,餐馆的客人可能会减少,最终导致服装工人和厨师失业。
所以,这种政策并没有“创造”就业,它只是把就业机会,从那些更具竞争力的、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业(比如服装和餐饮),强行转移到了那个缺乏竞争力的、需要被保护的行业(汽车制造)。
这是一场零和游戏,甚至是一场负和游戏,因为它阻碍了劳动力向更高效率部门的自然流动。
更深层次的危害在于,这种政策会扼杀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
它向全社会释放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信号:一个企业或行业想要生存和发展,靠的不是提高效率、勇于创新、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而是靠游说政府、获取特权、排斥竞争。当企业家的精力都从市场转向了政坛,当资源都从研发车间流向了游说公司的账户,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它保护了那些本应被淘汰的落后产能,却扼杀了那些本应引领未来的新兴产业。它为了保住昨天的饭碗,却砸掉了明天可能会出现的、更大的金饭碗。
因此,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矛盾,归根结底,不是两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它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个体,其内心短视的、局部的、作为生产者的冲动,与他长远的、全局的、作为消费者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源于一种深刻的“反社会”心态。
什么是社会?社会就是分工与合作的体系。
我为你生产面包,你为我生产皮鞋,我们通过自愿的交换,让彼此的生活都变得更好。这个体系之所以能够运转,其基础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服务于他人的需求。但“生产者政策”的逻辑,恰恰是这种社会合作精神的反面。
它不再是通过“服务”来获取回报,而是通过“强制”来索取利益。它不再是说“请买我的东西,因为它更好”,而是说“你必须买我的东西,因为它是我生产的,我已经让政府禁止你买别人的了”。
这种心态一旦蔓延,就会像病毒一样,侵蚀整个社会合作的肌体。它将原本和谐互利的市场关系,扭曲为紧张对立的零和博弈关系。
人与人之间,不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而是潜在的掠夺对象。每个行业都把其他行业看成是自己可以牺牲的“代价”,每个团体都试图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也就是所有消费者利益的总和——之上。
最终,这种内在的逻辑冲突,必然会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和伦理领域。
当通过强制手段为自己谋利成为一种常态,当“特权”而非“服务”成为成功的关键,那么,法律的尊严、道德的约束、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都将被逐步瓦解。
社会将不再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正和游戏场,而退化成一个相互倾轧、彼此伤害的“压力团体”角斗场。
所以,米塞斯反复强调,经济学不是一门关于如何赚钱的技术,它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如何得以存续和繁荣的基础科学。
揭露“生产者政策”背后的经济学谬误,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文明的根基。
要走出这个困局,唯一的出路,不是去进行什么复杂的精神病理学分析,而是进行清晰的、毫不妥协的经济学逻辑普及。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与我们无关的“消费者利益”。
那个所谓的“消费者”,就是我们自己。
捍卫消费者主权,捍卫自由竞争,捍卫那个允许我们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满足的开放市场,就是在捍卫我们每一个人最根本、最长远的福祉。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内心深处,完成那个分裂的灵魂的重新统一,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理智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分裂的、短视的“生产者/消费者”混合体来思考问题时,我们才有可能摆脱那个“人人为自己筑墙,最终却囚禁了所有人”的历史循环。
三)中国的现实
先从一句曾经在网上流传甚广,让无数实体店老板奉为圭臬的“名言”说起:
“淘宝不死,中国不会好!”
这话听着,是不是特有气势?特解气?仿佛一下子就抓住了时代问题的牛鼻子。你随便走进一条日渐萧条的商业街,找个愁眉苦脸的服装店老板聊聊,他十有八九会跟你倒一肚子苦水,最后把矛头精准地指向那个橙色的APP,以及它背后那个叫马云的男人。
在他的叙事里,故事是这样的:曾几何时,他这家小店,日子过得挺滋润。街坊邻里都来光顾,有稳定的客源,虽然发不了大财,但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利润还算可观,小日子过得安稳。可自从有了淘宝,一切都变了。
那些该死的网店,没有高昂的房租,不用雇那么多店员,成本比他低多了。他们用“低价”这把最歹毒的刀子,把市场搅得血雨腥风。顾客们都学精了,来店里试穿,记下货号,然后回家就上淘宝搜同款,哪家便宜买哪家。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铺,从一个交易场所,沦为了一个免费的“试衣间”。
最后,他痛心疾首地总结:这种无底线的低价竞争,是“恶性竞争”,是“劣币驱逐良币”,它摧毁了实体经济,让无数人失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所以,必须干掉淘宝,回到那个“健康”的、有“合理利润”的商业时代。
这番控诉,听起来是不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他所描述的个人困境,也完全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开实体店的亲戚朋友,正在经历着这样的痛苦。
但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开一场比惨大会。我们是看一看这番“血泪控诉”的背后,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思想。
这位实体店老板,他作为一个“生产者”(服装销售服务的提供者),他心底里那个最隐秘、最真实的愿望是什么?
是他嘴上说的那个“健康的商业环境”吗?
不是。
他真正渴望的,是一个“稀缺”的世界。
他怀念的那个“黄金时代”,是一个信息不流通、物流不发达、选择权高度受限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他的顾客,只能是方圆几公里内的居民。他的竞争对手,也只有这条街上的另外几家店。消费者因为找不到更便宜的渠道,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选择,所以“被迫”接受他所定下的那个“合理利润”。
他所痛恨的淘宝,究竟带来了什么?
它带来了一场“丰裕”的革命。它用一根网线,彻底摧毁了过去因为地理位置而形成的天然垄断和信息壁垒。它让一个远在新疆的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就买到浙江义乌生产的小商品;让一个住在偏远小镇的居民,可以和北京上海的市民,拥有同样丰富的选择权。
淘宝做的最“可恨”的一件事,就是把成千上万个像他这样的服装店老板,拉到了同一个透明的、无限大的角斗场里,让他们赤裸裸地面对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同行的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谁的效率高,谁的成本控制得好,谁的款式更新颖,谁的服务更周到,谁就能活下来。而那些依赖着“信息差”和“地理壁垒”来赚取“安稳利润”的生产者,他们的好日子,自然就到头了。
所以,当这位老板高喊“杀死淘宝”的时候,他到底在喊什么?
他不是在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呐喊,他是在为自己那个被时代淘汰的、低效率的商业模式,吟唱一曲悲伤的挽歌。
他不是在反对“不公平”,他恰恰是在反对那个对所有消费者来说,最公平不过的“自由比价”的权利。他渴望的,是回到那个消费者选择更少、信息更闭塞、他可以更轻松地赚钱的“稀缺”时代。
他的逻辑,和几百年前,那些叫嚣着要砸毁纺纱机的英国手工作坊主,和那些要求禁止外地粮食进城的佛罗伦萨行会师傅们,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都是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诅咒着那个让消费者受益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他们的愿望,从他们自身角度看,合情合理;但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却是彻头彻尾的反进步。
因为,在这场变革中,那个“看不见”的部分,远比那个“看得见”的部分,要宏大得多。
“看得见”的,是这条商业街上,倒闭的几家服装店。
“看不见”的,是快递行业新增的数百万个就业岗位;是无数个程序员、设计师、网店客服找到了工作;是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电商,把自家产的苹果和核桃卖到了全国各地;是亿万消费者,因为买到了更便宜的商品,而节省下来的、可以用于其他消费、从而创造出更多新就业的巨额资金。
更看不见的,是整个社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获得的福祉的巨大增进。
所以,“淘宝不死,中国不会好”,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才对:如果一个社会,真的为了保护那些落后的实体店,而去“杀死”淘宝,那这个社会,才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这个“杀死淘宝”的逻辑,就像一个幽灵,弥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个角落。它不断地变换着马甲,用更时髦、更接地气的语言,来包装那个古老的、反社会的“生产者愿望”。
我们再来看另一群人,网约车司机。
当网约车刚刚兴起的时候,无数人欢呼雀跃。因为它打破了出租车行业的牌照垄断,让打车变得更容易、更便宜。这是消费者的胜利。很多司机也觉得,这是个多劳多得的好平台,纷纷加入进来。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司机涌入,竞争变得白热化。平台为了吸引乘客,也开始用各种补贴和低价策略。这时候,很多司机师傅不干了。他们开始抱怨平台“抽成太高”,指责平台“压榨司机”,甚至组织起来,要求平台“提高起步价”、“限制新司机注册”。
你看,熟悉的剧本又来了。
当一个网约车司机,要求平台“限制新司机注册”时,他作为一个“生产者”(出行服务的提供者),他渴望的是什么?
是“稀"缺”。他希望路上的车越少越好,这样他才不愁没单子接。他希望价格越高越好,最好回到那个出租车可以随便挑客、拒载的“黄金时代”。他的直接利益,是和所有需要打车的消费者,直接对立的。
我们再看第三类人:外卖骑手。
我们每天都能在街上看到他们风驰电掣的身影。他们是这个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他们抱怨“订单单价太低”、“平台算法不合理”时,他们的辛苦和委屈,是真实的。
但我们同样要用经济学的显微镜,来观察他们作为“生产者”(配送服务的提供者)的诉求。当一个骑手,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号召所有兄弟都“不要接那些三块五块的垃圾订单”时,他实际上在做什么?
他在试图人为地制造一种“供给的稀缺”。他希望通过同行的集体行动,来逼迫平台和消费者,接受一个更高的价格。这个愿望,从他个人角度,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个行为的逻辑,却和当年行会师傅们约定“不许降价”,是一模一样的。它的对立面,是那个正饿着肚子,希望外卖能又快又便宜的消费者。
接着看餐饮店老板。
这可能是当下抱怨声音最大的一个群体。很多老板都说,现在生意难做,都怪外卖平台。平台抽成高,把利润都吸走了;平台还搞各种比价排名,逼得大家不得不打价格战,最后谁也赚不到钱。
这个控诉听起来,也充满了无奈。但我们深入一层去想,外卖平台究竟做了什么?
它做的事情,和淘宝对服装店做的,一模一样。它把过去局限于一条街、一个社区的餐饮竞争,扩大到了一个半径三五公里的巨大范围。它给了消费者一个无比强大的工具,让他们可以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就对几十上百家餐厅的菜品、价格、服务,进行全方位的比较。
这对那些菜品没特色、价格没优势、服务跟不上的餐厅来说,当然是一场噩梦。他们过去可以依赖“地理位置”这个护城河,安安稳稳地做周边顾客的生意。现在,这条河被抽干了。
所以,当一个餐饮老板诅咒平台,怀念那个没有恶性竞争的“好日子”时,他怀念的,其实是一个消费者选择更少、他可以更轻松地维持高利润的“稀缺”时代。他的抱怨,本质上,是对那个让消费者拥有了“上帝视角”的激烈竞争环境的恐惧。
好了,服装店老板、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餐饮店老板……当我们把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生产者”的抱怨,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更宏大的、也更令人不安的图景。
以上这几大群体的声音,现在被一个非常时髦的词给概括了,叫做——“内卷”。
什么是“内卷”?
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内卷就是一场没有尽头的、令人窒息的消耗战。
你是奶茶店,为了竞争,你多加一份珍珠;旁边的店一看,不仅多加珍珠,还多加一份椰果。你是程序员,老板要求你996,为了不被淘汰,你的同事主动007。你是餐馆,别人搞满30减5,你就得搞满30减8。
大家都在拼命,但似乎谁也没有变得更好。这就是生产者视角下的“内卷”,它充满了痛苦、无奈和荒诞感。
但现在,请你立刻切换频道,戴上我们那副“消费者”的眼镜,再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内卷”,它又是什么样子的?
两家奶茶店“内卷”的结果,是你花同样的钱,喝到了一杯料更足的奶茶。
几家外卖平台“内卷”的结果,是你能享受到更多的红包补贴,和更便宜的配送费。
无数个手机厂商“内卷”的结果,是你今天能用一两千块钱,就买到一台性能强大、拍照清晰、功能齐全的智能手机,而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无数个拼命加班的程序员“内卷”的结果,是我们拥有了全世界最方便的移动支付,最高效的物流网络,和最丰富的APP生态。
发现这其中的奥秘了吗?
生产者口中那个如同地狱般的“内卷”,在消费者眼中,其实有一个更美好的名字,叫做“市场竞争带来的福利”。
竞争,从来都是残酷的。它必然会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不思进取的、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生产者。这个过程,对身处其中的生产者来说,是痛苦的,是煎熬的。
但正是这种痛苦和煎熬,才像一个巨大的熔炉,把所有的资源和智慧,都逼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如何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所以,当今天整个社会舆论场,都在铺天盖地地声讨“内卷”的时候,我们必须多问一句:他们到底在反对什么?
但很多时候,人们以“反内卷”之名,所真正反对的,其实是“竞争”本身。他们渴望的,是一个没有那么激烈对抗的、更温和的、更有“秩序”的环境。
而那个所谓的“秩序”,翻译成经济学术语,就是由生产者所主导的、限制竞争的、带有“行会”色彩的某种安排。
当这种源自各个行业生产者的、对竞争的厌恶和恐惧,汇集到一起,它就需要寻找一个共同的、强大的敌人,来作为所有问题的替罪羊。
这个替罪羊,在今天,被找到了。它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平台”,一个叫“资本”。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奇特的舆论现象:
那些本来应该是市场竞争中最直接对手的群体——比如实体店老板和网店老板,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现在,却在“反平台”、“反资本”的旗帜下,找到了共同语言。
他们的叙事逻辑,变得异常巧妙和富有煽动性。
他们不再直接说“我要求涨价”、“我要求限制竞争”,因为这听起来太自私了。
他们换了一套说辞:“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是为了大家!那个万恶的‘资本’,那个垄断的‘平台’,它今天用低价来压榨我们这些可怜的生产者,等把我们都消灭干净了,明天,它就会用高价来收割你们这些无助的消费者!所以,我们今天反对平台,其实是在保护你们的未来!”
这个逻辑,厉害不厉害?它成功地把一个纯粹的“生产者反竞争”的诉求,包装成了一个“生产者与消费者联合起来,对抗邪恶大魔王”的英雄史诗。它把水搅浑了,让你分不清楚,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不可否认,平台和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确实会出现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法律和监管来约束。这就像任何一场游戏,都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判员来维持秩序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中国舆论场中,那股最主流、最汹涌的“反商反资本”的浪潮,其最根本的驱动力,并非来自消费者。
没有一个消费者会真心觉得,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太便宜了,竞争太激烈了。
这股浪潮的真正燃料,恰恰是来自那些在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感到痛苦、感到无所适从、感到自己的“合理利润”被无情剥夺的,千千万万的生产者们。
他们可能是小到路边的一个夫妻店老板,也可能是大到一个曾经辉煌的传统企业。他们是旧模式的维护者,是变革中的失意者。
他们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那个看得见的、具体的“平台”或者那个看不见的、抽象的“资本”,却不愿意承认,真正让他们感到痛苦的,是那个服务于亿万消费者的、无情的、但却无比公正的“竞争”本身。
他们高喊着反对“资本压榨”,但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往往是“竞争的有序退场”。
他们高喊着要“共同富裕”,但他们所理解的,常常不是通过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来致富,而是希望有一种力量,能把自己那个小小的、落后的生产单元,给永久地“保护”起来,免受市场的风吹雨打。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麻烦的言论。
我们每个人,都享受着“内卷”所带来的、作为消费者的巨大福利;但同时,我们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为一个生产者,深深地诅咒着“内卷”。
我们每个人,都痛恨垄断,渴望选择;但同时,我们又在心底里,默默地为自己所在的那个小小的领域,构筑着一堵渴望“稀缺”和“保护”的心墙。
这个分裂的灵魂,正在撕扯着我们,也撕扯着整个社会的舆论。
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股“反商反资本”的舆论,其本质是由“生产者反进步”的逻辑在驱动,如果我们真的被这股洪流所裹挟,开始用国家的力量,去系统性地压制竞争、保护落后、抬高价格、限制选择……
那么,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便利和丰裕,都将如沙滩上的城堡般,迅速瓦解。我们将不是走向一个更公平、更富裕的未来,而是退回到那个我们祖辈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物资匮乏、选择单一、处处都是壁垒的旧时代。
到那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亲手“杀死”的,不是什么淘宝,也不是什么资本。
而是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那个本应拥抱丰裕和进步的,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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