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A没有保护美国人，而是大型企业的持枪走狗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农业部化学局。它是美国时代观念转变的产物，这个时代属于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代”。所谓“进步主义”，就是大企业集团寻求权力保护，二者沆瀣一气，推进重商主义议程，形成垄断势力压力集团的时代。

其根本特征在于，美国大踏步地背离自由放任传统，希望政府扩张、更多地“有所作为”、干预市场——社会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

当时，美国肉类加工和食品加工企业想要组建联盟——即卡特尔——控制市场，但是卡特尔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必然会破裂，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由联邦政府施加管制因素，将小企业排除在外，以规避竞争压力，形成垄断集团。

这是一切垄断形成的原因，即必须有权力的保护才有可能。自由市场，没有垄断。

不断提高食品安全强制检测标准，是符合大企业利益的。因为小企业会因为无法达到这样的标准被排挤出局；同时，有了美国政府的背书，能够增加大型食品企业对欧洲的出口——当时欧洲国家也已经转向了重商主义，设置了大量贸易壁垒，以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工业。由此，欧洲和美国之间食品标准的壁垒越垒越高，小企业就更加没有了活路。

美国农业部化学局首席化学家哈维·威利自己就是一个制糖业的狂热分子——这绝对符合重商主义官商勾结、制定符合商人利益的政策收割消费者的特征。在进步主义思潮的引领下，威利和西奥多·罗斯福、以及食品和糖业托拉斯紧密合作，制定《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以及《肉制品强制检验法》，对任何“不纯净”的食品进行强制检验，并且把任何创新性的食品生产方式认定为“掺假”，以此破坏市场竞争，打压富有创造性的生产技术，排斥不但对人类健康并无影响，反而推动食品工业革命性进步所必须的添加剂的使用——一切都要“纯天然”的、“绿色”的，由此使得大企业托拉斯更加稳固，独享垄断收益。

这一切都打着“保护公众健康”的旗号进行。

所以罗斯巴德说：重商主义必须依靠谎言才能维持。

但是首先，食品药品、以及任何商品，并不是安全标准越高越好，而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才是好。是消费者需求决定了企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以什么样的质量标准生产。在生产条件落后的19世纪，满足果腹之欲吃得饱，显然比无限拔高安全标准吃得好，更加重要。

农民工兄弟并不是不知道米其林餐厅比苍蝇馆子更健康，而是因为他们购买力有限，必须用有限的金钱首先满足价值排序最高的目的：活下去。

如果把所有餐厅的标准都定为米其林级，只会让农民工兄弟连吃饱这个目的也无法实现。

这就是所有干预主义都必然事与愿违的典型例证。衡量一项经济政策，并不是看他们宣称的愿望有多么良好，而是看其采取的手段能不能实现目的。

其次，人总是权衡当下与未来。因为时间偏好是人类行动的基本元范。人要活到明天，必须首先活过今天；现在财货的价值高于未来财货。

人们并不会把汽车造成坦克，也不会把普通民居建成抗震十级，原因就在于，那意味着成本的直线上升，产出变低，这会导致更多的人根本就住不起房子开不起汽车，是处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人们不会为了遥远的未来的小概率事件，而牺牲当下更重要的满足，大幅度缩减当前消费。总不能说，为了食品的“最安全”，而付出的代价是住到茅草屋里，其他一切有价值的目标都弃之不顾？

而如果消费无限缩减，当下都活不下去了，又何谈未来呢？

所以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的问题就是稀缺性问题，永远存在着机会成本。真问题，从来不是食品药品要多么安全（办多少公立医院和学校，等等呢，是一个性质），而是：你到底愿意为绝对的食品安全付出多少代价？

第三，那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故，工人阶层从未对食品安全标准问题有过任何诉求。企业已经遵循消费者的指令，生产出了适合各阶层消费的、不同安全标准的食品。

因此，纯净食品和强制检验立法，纯粹是利益集团和权力合谋的产物。就是以排斥小企业、阻碍技术进步、牺牲低收入阶层利益的方式，维护大企业的垄断利益。而且，更加邪恶的是，所有检测费用都能够“社会化”，即通过立法手段，由消费者通过纳税来买单。

重商主义，就是一切利益“内部化”，一切代价“社会化”。

一旦一个行政部门成立，加上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推动，这个部门的权限和立法行动，就会有“递增效应”，他们会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地扩张自身，吞噬大众的一切。

农业部化学局，就是在西奥多·罗斯福这个“社会工程师”和食品产业压力集团的支持下，最终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超级机构：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即著名的FDA。

FDA沿袭并大大扩张和强化了农业部化学局的职责范围——这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他们会不断夸大食品风险，不断鼓吹市场上的企业都是唯利是图的投毒分子，以此稳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为不断增加人员和预算进行舆论引导和对民意代表施加压力，进而将自己变成一个超级强权机构。

其办法就是进一步提高准入门槛，排除竞争，充当家长式的存在。哪怕有一丝风险，都不批。官僚系统的行事逻辑必然如此，因为批了要承担责任。所以一个戏剧性的情形出现了，由于他们没批的公众根本不知道，而批了的，是100%绝对安全的，所以一个负责任的高大形象由此得以树立。包括中国所谓民主派在内的全世界国家主义者，都把他们视为公众安全的保护神。

世界就是这么荒诞。好像没有他们的时候，美国人民全都食物药品中毒死光了一样。

其结果就是，他们设置无数繁文缛节，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延长保护期限、毫无必要的各类检测和试验等，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几何式地提高了食品药品的成本和售价，让受到保护的大型食品和制药集团赚得盆满钵满。大企业受益于这种监管，因此呼吁更严的监管，这样就能更加有效地设置超高的门槛，让小企业根本无法进入市场。

这就是“管制俘获”的典型案例。

想想出租车行业，就明白一个牌照为什么价值百万，并且必须挂靠在有关部门认可的出租车公司名下才能生存。这时候，被管制的行业和管制者，已经形成同盟关系，那个号称公众利益维护者的有关部门，其实早已站在了公众利益的对立面，成了受管制行业的持枪走狗。

经济学原理，在任何国家任何行业任何情景下，都是普适的。

并且，由于FDA的强势存在，让公众以为只要有联邦政府背书，就一定是安全的，民众变成了对联邦政府言听计从的婴儿，企业也没有了进一步提升质量的竞争压力。

所以，FDA的保护，并没有提高食品药品的研发速度，反倒大大延缓了技术进步速度，让人们的福祉受损；也由于这种保护，企业并没有提升安全标准的动力，其他企业也无法竞争，因此恰恰降低了安全标准。

一个行业，只要自由竞争，市场主体出于打动消费者、赢得利润的目的，就必然会不断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安全标准，其本身的标准已经远远高于所谓强制性标准。是市场竞争机制在保护消费者的安全，而不是一个官僚机构FDA。

认为一个官僚机构能够比关心他们自身的利益还关心消费者的利益，是这个世界上最幼稚的谎言和迷信。

但是这种严酷的标准当然会造成看得见的重大损失，只有当直接触及人们的利益时，人们就会发现其中的荒谬并且觉醒，调转枪口成为一股反对力量。

例如治疗绝症的药物，往往有非常大的副作用，但是FDA就是不批。你没药可用死了，他们是不用担责任的，一旦批了出现副作用，已经被权力彻底驯化的巨婴们就会闹事，他们就要承担责任。于是那就压着不批了事。这样对FDA官员是最有利的。

可是这帮蠢货，一个人都生命垂危了，都要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还在乎那些副作用吗？所以你说FDA在保护人民的生命吗？不，他们在草菅人命。

于是在特定受损群体的强烈呼吁下，这项政策终于在川普第一任期得以更改。那就是:允许绝症晚期患者自担风险使用未经FDA批准的药物。

看看，美国人的观念堕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允许”自担风险！横枪跃马的美国人，现在变成了没有联邦政府连风险都不会权衡，必须受人保护、听从指令、允许你吃药你才能吃药的金丝鸟！

这就是FDA的前生今世。啥都不批了，当然很安全了，他们是大型食品和制药企业压力集团的守护神，从来不是美国人民舌尖上的安全的守护神。美国人民舌尖上的安全，是市场在保护，而不是FDA。

哈维·威利与西奥多·罗斯福的决裂也非常具有戏剧性。罗斯福本来就是个喜怒无常而任性的人，威利以纯净食品之名、并且为了保护自己在内的糖业托拉斯的利益，开始打击糖精，认为它是人造的、不纯净的、不够绿，并且把糖精视为欺骗。

可是罗斯福非常喜欢在喝咖啡时放糖精，所以认为威利简直就是神经错乱，居然敢让自己失去最爱的甜味剂。于是脑袋一拍就任命了一位农业部化学局的副局长，这位化学家宣布：糖精无害，正确使用和标识，就可以用于食品，这不叫掺假、更不是欺骗。这下好了，威利的脸被打得piapia的，只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而这位化学家副局长，就是糖精的发现者伊拉·莱姆森。

接下来，是莱姆森表演的时间了，他因为糖精而又赚得盆满钵满，相似的故事以另一种形式再次上演……

历史就是这么荒唐。哪里有什么高尚的大词和雄才大略，都是自己的利益和随波逐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