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在巴西判为奴役员工？搞笑！
2026年4月，巴西政府高调宣布将中国新能源巨头比亚迪列入类似奴役劳动雇主黑名单，理由是163名中国建筑工人31人共用一间厕所、床铺没有床垫、护照被扣留。
巴西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它的劳动法被誉为全球最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每年带薪假30天，13薪雷打不动，加班费最低1.5倍，夜班还有额外津贴。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美好？劳动者在这里应该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吧？
最为搞笑的是，中国的一大批人在网上支持巴西政府修理比亚迪。
但现实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巴西，恰恰是西半球现代奴役劳动举报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仅2025年一年，就有4515起奴役劳动举报，平均每天超过12起。
一）比亚迪并不孤独
先说第一个事实，比亚迪不是第一个被巴西政府扣上奴役劳动帽子的国际名企，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你猜猜，过去二十年里，有多少全球响当当的跨国公司，在巴西被指控过类似的问题？
咱们来拉个清单。
德国的大众汽车。对，就是那个造甲壳虫和高尔夫的大众。巴西劳工法庭查明，大众在亚马逊地区的农场强迫工人劳动、限制人身自由，最终被判支付1.65亿雷亚尔（约合人民币2亿元以上）的奴役劳工赔偿。
美国嘉吉，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商之一，2023年因其可可供应链使用童工和奴工，被巴西劳工检察院判处罚款。雀巢，瑞士食品巨头，2025年其咖啡供应商被指控使用现代奴隶制。
可口可乐，2016年其巴西本地装瓶商被列入劳工部黑名单。
西班牙的Zara，2011年其巴西外包工厂被法院判决使用奴工。瑞典的H&M，在巴西的供应商多次被监督机构曝光存在劳工虐待。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都曾因为供应链中的奴工问题被调查。
科技电子巨头也未能幸免。苹果被指从与巴西非法采矿有关的供应商处购买黄金。三星在巴西的工厂因违反劳工法，被检方索赔1亿美元。
甚至巴西本土的冠军企业也在这张名单上。全球最大肉类加工商JBS，2025年被路透社曝出其禽类部门与使用奴隶般条件的承包商有关。淡水河谷，全球矿业巨头，2024年被列入巴西政府的肮脏名单。
各位，看到这份名单，你有什么感觉？
我的第一感觉是，如果使用奴工是一张考卷，那巴西这张考卷上，全世界几乎所有叫得上名字的跨国公司都考了不及格。
你觉得是这些公司集体道德沦丧吗？
大众汽车是全球名企，在巴西却栽在了奴工指控上。Zara的母公司Inditex是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标杆企业，在巴西却被法院认定了外包工厂的奴工问题。雀巢、星巴克、可口可乐，这些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中常年拿高分的西方企业，到了巴西，都背上了现代奴役的指控。
一个两个，你可以说是企业的问题。十个二十个，而且是全球最顶尖、最有合规意识的跨国公司集体翻车，你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考卷本身有问题？
巴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布鲁诺·贡萨尔维斯·罗西在他的博士论文《巴西的苦役，对奴役劳动监管政策的批判性分析》中提出一个悖论，巴西拥有全球最严苛、最详尽的劳动法，却同时拥有西半球最高的现代奴役举报率。你看，越是用力监管，奴役反而越多。这就像一个人使劲握沙子，握得越紧，沙子漏得越快。
巴西经济学家罗德里戈·康斯坦丁诺说得更直接。他在《劳动法，通往奴役的巴西之路》中直言，巴西1943年的《劳动法汇编》（CLT）不是在保护工人，而是在建立一个庞大的劳动官僚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不是促进劳资双方的自愿合作，而是预设雇主永远是恶人、劳动者永远是婴儿。
当法律预设你永远是错的，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这就是比亚迪和所有那些跨国公司共同的遭遇。
二）模糊的法条与异端裁判所
2025年，巴西人权和公民部收到了4515起类似奴役条件的举报。平均每天超过12起。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咱们把它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上看，2021年1918起，2022年2084起，2023年3430起，2024年3959起，2025年4515起。四年翻了一倍多。
自1995年巴西政府正式承认当代奴役形式存在以来，截至2025年底，巴西全国累计解救类似奴役条件下的工人超过68000人。
68000人。这是一个足以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数字。
但问题来了，一个拥有全球最先进劳动立法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多奴工？难道巴西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吗？不是，巴西1888年就废除了奴隶制，比中国还早。难道巴西的资本家特别邪恶？那为什么欧美日韩的企业到了巴西也纷纷变坏？
答案不在道德层面，而在制度层面。
咱们先来看巴西法律是怎么定义类似奴役劳动的。
巴西《刑法》第149条规定的使工人处于类似奴役条件包括四种情形，强迫劳动、限制行动自由、债务奴役，以及，有损尊严的劳动条件和令人疲惫的工作日。
注意到没有？前三种还算有客观标准，后两种，有损尊严和令人疲惫，完全是一张空白支票。什么叫有损尊严？31个人共用一间厕所算不算？当然算。但如果10个人共用呢？5个人呢？分界线在哪里？法律没说。什么叫令人疲惫？一天工作10小时算不算？如果工人自己愿意加班多挣钱呢？法律也没说。
阿德里亚诺·贝尼特斯，是巴西米塞斯研究所的学者，直接把巴西劳动法院比作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为什么这么比？因为在宗教裁判所里，你是不是异端，不由客观证据决定，而由裁判官的内心确信决定。
在巴西劳动法院，你是不是奴役雇主，不由白纸黑字的合同决定，而由法官根据保护弱势方原则的内心裁量决定。
贝尼特斯指出，巴西劳动检察官和法官扮演了价格制定者的角色。他们不需要了解市场的供需状况，不需要知道工人的真实意愿，只需要凭自己对体面劳动的想象，就可以推翻企业与工人之间的一切自愿约定。
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后果之一，是事实优于合同原则。
巴西法律在认定劳动关系时，完全不看合同上怎么写。
就算你和对方签的是《独立承包商协议》，司法机关还是会穿透纸面，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来判断是不是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一旦被认定为雇佣，CLT规定的所有福利、税费、保障全部自动适用。
你想想，这会造成多大的不确定性？今天你跟一个工人签好合同，约好工资待遇和工作方式，双方都觉得满意。明天一个劳动法官就可以站出来说，不对，这个工人实际上是你的雇员，你必须给他补缴过去五年的社保、13薪、30天带薪假折算工资，外加40%的FGTS罚款。企业怎么敢雇人？怎么敢签合同？
后果之二，是黑名单制度的程序失当。
巴西劳工部的耻辱名单，学名叫使工人处于类似奴役条件的雇主登记册，是一个杀伤力极大的行政工具。一旦上榜，企业面临的是，政府采购资格取消、银行贷款渠道切断、商业声誉崩塌。但问题是，谁有权力把企业放进这个名单？劳工部。放进名单需要什么程序？不需要法院判决。企业有没有机会充分辩护？进入名单之前几乎没有。
巴西自由研究所的弗拉维奥·莫拉伊斯·德·安德拉德直接指出，巴西劳工部仅凭行政检查报告就将企业列入黑名单、剥夺其融资和市场准入权利的做法，是对法治基本原则的系统性违反。
法治的核心是可预测性。人们需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需要知道做了会有什么后果。
但当行政权力可以不经完整司法程序就给企业贴上奴役标签，当黑名单可以在贴上两天后又被法院摘下来，整个商业环境就不存在可预测性了。
而在一个没有可预测性的环境里，最理性的企业行为是什么？是不投资、不雇人、把一切可能的责任都转嫁出去。
你看，从模糊的法条到异端裁判所式的司法裁量权，从程序失当的黑名单到身份歧视的三分之二规则，巴西的劳动管制制度不是在保护劳动者，而是在制造一个巨大的法律黑洞。
三、“奴工”的收入比自由人还高
我们来看第三个事实。这个事实可能会让很多义愤填膺的批评者陷入沉默。
比亚迪在巴西的奴工，那些31人共用一间厕所、床铺没有床垫、护照被扣留的中国建筑工人，他们的收入是多少？
年薪二十万（人民币）左右。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对比数据。
根据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2024年的数据，巴西建筑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2289雷亚尔，大概是人民币2800元。注意，这是平均工资，包括了那些有几十年经验的老工人。如果是初入行的普通建筑工人，月收入往往不到2000雷亚尔，也就是2200元左右。
与中国不同的是，巴西建筑工人需要自己承担食宿费用。在圣保罗、里约这样的大城市，房租加伙食轻松吃掉大半个月工资。
换句话说，那些被巴西政府认定为类似奴役的中国工人，他们拿到手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自由的巴西建筑工人高了好几倍。
这就是巴西劳动管制制度最为搞笑的地方。
巴西政府说中国工人的居住条件有损尊严，31人一个厕所，床铺没有床垫。但问题是，这些中国工人为什么不抗议？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还有人托关系想进这个工地？
答案很简单，因为对他们来说，忍受几个月拥挤的宿舍、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是一种理性的、自愿的经济选择。他们的参照系不是圣保罗中产阶级的公寓标准，而是自己家乡的收入水平。在巴西工地干一年攒下的钱，可能比在中国农村老家干两年还多。
巴西的劳动监察员在认定类似奴役劳动时，依赖的是他们个人对体面生活的想象，而非工人的主观评价。31人共用一个厕所，在圣保罗中产阶级看来是奴役，但在许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工人看来，这是为了省钱寄回家的自愿选择。
巴西政府监察员无法区分真正的强制（奴役）和为了特定经济目的而忍受的艰苦。当法律禁止这种艰苦的自愿交易时，这些工人的选择权反而被剥夺了，他们可能会失去这笔在他们看来至关重要的收入。
只有交易双方自己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有利。旁观者，无论多么好心，都无法替代当事人做出价值判断。一个巴西劳动监察员认为31人一个厕所是不能接受的，但一个来自贫困农村的中国工人可能认为只要能省下房租、多寄钱回家，这点苦算什么。
谁是对的？
如果你相信人有自由意志、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你就必须尊重那个中国工人的判断。你可以觉得他的选择很苦，但你不能说他是被奴役的。奴役的本质是强制，是剥夺选择权。只要他还有走的自由，哪怕这个走意味着失去押金，只要他评估后认为留下更划算，这就是自愿交易，不是奴役。
巴西政府的态度不是父爱逻辑，而是家长主义，其潜台词是，我不相信你能做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来替你选。你不许住31人一间的宿舍，哪怕你愿意。你不许一天工作超过10小时，哪怕你想多挣钱。你不许放弃带薪假，哪怕你觉得攒钱比休假更重要。
这种家长主义的终点，不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工人的囚禁。囚禁在一个被保护的牢笼里，钥匙在政府手里。
通往自由的道路只有一条，承认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承认自愿交易是双方获益的唯一途径。承认法律的作用是保护契约，而不是替代契约。
另一位巴西米塞斯研究所的学者里卡多·贝里内利，则对巴西政府进行了最无情的讽刺，他说，巴西法律将连续25天不休息、31人共用厕所定义为现代奴役；但与此同时，巴西政府征收的税负占GDP的33%，强迫每个巴西人每年工作153天才能交够税，谁在奴役巴西的劳工，是政府还是企业？
如果国家不承认工人对自己劳动力拥有完全的产权和处置权，那么任何关于保护的法律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
第四个事实，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让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而不是道德的角度，来看看巴西的劳工管制制度到底带来了什么。
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不看动机，看结果。
巴西立法者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保护劳动者、提高劳工待遇、消除剥削，这些目标谁也不能说错。但经济学要问的是，这些政策实际产生了什么效果？
答案是四个字，事与愿违。
类似巴西的发展中国家很多，比如印度，菲律宾，以及南美大部分国家，非洲大部分国家，这些地方，都有严格的劳动法来保护劳动者的所谓利益。
但是，这些地方的劳动者都陷入了长久的收入无法增长的状态当中。
巴西在1978年时，已经有大量的人开上小汽车了，比中国人可富得多，但今天的巴西的劳工的实际收入不仅是名义上就远低于中国了，同时，巴西的大多数商品的物价还是中国的两至三倍，巴西这么些年，没有进步，反而是在退步。
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左派反复执政，执行了大量的劳工管制条例，最终让这一地区的民众，陷入了实际收入无法增长的困境。
巴西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在警示中国，因为中国正在走向这条路，劳动法管制的威力也正在越来越大，这些手段，都是做不到提升劳动者收入的，相反，给予劳动自由交易，让法律保护任何他们自由签署的契约的执行，才能推动劳动者实际收入的提高。
如果比亚迪的企业行动是所谓的奴役，那么，你说一个巴西建筑工人是愿意在当地拿2000多人民币的工资，并要承受中国两倍以上的物价，还是愿意在中国来拿一万以上的月薪，巴西二分之一的物价呢？这叫奴役的话，那人们岂不是要向往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