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政权的「职业兵困境」

文丨言九林

《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周思成著）中介绍过这样一场战斗：

宋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钦宗在汴京被围的情势下答应向女真割地求和。金军统帅斡离不派了十七名骑兵护送和议文书北还。这支金军小部队在路过河北磁州时，被当地的北宋驻军误以为是落单者，河北路兵马钤辖李侃率两千名禁军与民兵出城，欲将这十七名金军骑兵碾成齑粉。即便金军骑兵声明宋、金两国已经议和，李侃也无意放过他们。可出乎意料的是，战斗的结局却是两千宋朝禁军大败，十七骑金军大胜。原因是金军人数虽少，但因地制宜选择战术并执行战术的能力远胜宋军。《三朝北盟会编》记录下了金军此役的作战策略：

“十七骑者分为三，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翼而稍近后。前七骑驰进，官军少却，左右翼乘势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

北宋的禁军是职业兵，其日常主要业务便是锻炼身体、操练武器、熟悉阵法与战术。按常理而言，应是两千北宋禁军在战场上表现出更好的战术选择能力与战术执行能力，至少不能比刚刚脱离部落制的兵农合一的女真军队差。但实际情况却完全颠倒了过来。

我觉得可以将这种颠倒，称作自秦汉至明清以来，所有秦制政权都无法回避的“职业兵困境”。意即秦制政权无法通过编练职业兵来实现军事上的崛起，秦制决定了它们崛不起来。

众所周知，通常情况下，职业兵在作战能力上要远胜过义务兵。毕竟义务兵顶多在军队里干个两年三年（秦汉至明清的有些时代更短，每丁每次在边境服役不过数月），而职业兵在军队里一干就是一二十年。后者对战术的理解、对指令的执行、对武器的认知，与前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对秦汉至明清以来的所有秦制政权而言，职业兵又有一个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它无法与“家天下”兼容。职业兵部队必须是国家的部队，而非一家一姓之私兵，其存在才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是职业兵能够走通的制度前提。而秦制政权恰是“一家一姓之政权”，这决定他们虽然想搞职业兵，但最后搞出来的必定不会是真正的职业兵——政治头目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获得真正的职业兵，那就是他自己是部队的直接领导者，比如曹操与青州兵的关系，再比如安禄山与范阳武装集团的关系。只有成为直接的带兵者，政治领袖才有可能真正掌握住有战斗力的职业兵部队，也才会有动力去建设职业兵部队。而在多数情况下，秦制政权的君王是无力亲自统帅部队的，其对部队的掌控必须依赖代理人，如曹魏政权后期依赖曹真、司马懿等重臣，唐玄宗依赖安禄山等藩镇头目。而一旦依赖代理人，不要说职业兵部队，即便是由义务兵组成的军队，也常常会脱离秦制君王的掌控，渐渐变成代理人的私产。这是“家天下”时代无法解决的死结，亦即“职业兵困境”。

在这种困境下，秦制君王没有两全之法，不能既要职业兵部队具备战斗力，又要职业兵部队保持对秦制君王“家天下”的向心力。北宋禁军有职业兵之名而战斗力奇弱，便是赵宋皇权刻意选择后的产物。赵宋皇权组建规模百万的禁军部队，主要用于维持内部的统治稳定。为了防止这支庞大的职业兵成为代理人的私兵，赵宋皇权在制度设计上实施兵将分离，造成一种“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效果。与该效果相伴而来的，是没有将领会用心训练部队——过几个月就会被调至别的部队任职，何苦在这支部队耗费精力呢？训练搞好了得留给别人，搞不好还可能给自己惹麻烦。于是，北宋的百万职业兵就变成了伪职业兵，变成了毫无战斗力的纯吃皇粮者。军中将领也普遍蜕化成了克扣军粮、虚报战功、坐吃空饷的腐败分子。

简言之，自秦汉至明清的所有秦制政权，因其“家天下”的天然缺陷，皆不可能成功实现军队的职业兵转型。即便在创业过程中存在过既有战斗力、又有向心力的职业兵，也会在创业完成后或消失，或落入他人之手成为秦制皇权的威胁。曹魏政权创业成功后保留住了职业兵的战斗力，却丧失了军队的向心力；赵宋政权创业完成后保留住了职业兵的向心力，却阉割掉了军队的战斗力。这种无法两全，可谓秦制政权的“职业兵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