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底，必须重新分析美国（3万字长文）

灯塔国，要完！

我们都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给世界的印象是什么？

是一座灯塔。

它手里高举着两把火炬，一把叫“民主自由”，另一把，叫“自由市场”。

特别是这第二把，它告诉全世界：打开国门做生意吧，别修墙，让商品、资本、人才像水一样自由流动，这样大家才能一起发财，世界才能和平。

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就是全球化的总设计师和首席布道师。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这座灯塔的光，好像有点不对劲？

它不再是热情地招呼大家“都过来”，反而开始嚷嚷着“你们别过来”，甚至在亲手往自己门口砌墙。

那只曾经象征着开放和包容的“自由女神”，好像也悄悄地转过身，开始干起了泥瓦匠建墙的活儿。

有一个问题来了，那个曾经高举自由贸易火炬、视计划经济为洪水猛兽的美国，是不是正在一条非常熟悉的、通往深渊的道路上，悄悄地加速？

它是不是正在滑向它曾经最鄙视、最瞧不起的那个敌人——极权体制？

有人肯定要说，你又在危言耸听。

我知道，这听起来太疯狂了。

美国，怎么可能？它有宪法，有三权分立，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民间社会。

但是，再坚固的城堡，也往往是从内部开始崩坏的。

早在80年前，二战的硝烟还没散尽，一位名叫米塞斯的奥地利思想先知，就在一本《全能政府》的书中提出了他的洞察。

他说，一个国家，走向极权和奴役，往往不是始于某个大独裁者的邪恶计划，而是始于一个看似充满善意和爱国情怀的起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从这个起点开始，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会引发一连串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

为了让干预生效，就必须搞贸易保护；

为了让贸易保护有效，就必须搞产业计划；

为了让产业计划执行，就必须管制资本和人员；

为了让管制彻底，就必须控制价格和思想……最终，国家权力像一个失控的黑洞，吞噬掉一切，把整个社会拖入深渊。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奥派学者用米塞斯的这一理论，去分析过苏联，分析过纳粹德国，分析过很多历史上的悲剧，都惊人地吻合。

但很少会想到，有一天，在全球化响了几十年后，又开始需要拿起这套理论，来对照今天的美利坚合国。

所以，今天这篇长文的任务，就是再一次应用米塞斯的理论，覆盖在2017年以来的美国国土上，看看上面的路径，是否正在与现实的轨迹，惊人地重合。

核心问题就是：从川普那句响亮的“美国优先”和挥舞的关税大棒开始，到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再到限制对华投资、管制药品价格、抬高移民门槛的种种具体操作——美国这艘巨轮，是否正在一步步地，验证着米塞斯80年前写下的那个可怕的预言？

一、干预主义的“宿命”逻辑（理论）

在解读近几年的经济史之前，必须先理解理论，那就是米塞斯关于“干预主义”的理论。

我们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彻底搞懂这套理论的精髓，因为它是一切后续分析的地基。

只有当地基打牢了，才能看懂，后面那些看似孤立的、混乱的政策，其实都遵循着同一套宿命般的脚本。

1、干预主义的起源与内在矛盾

干预主义，这颗包裹着糖衣的毒药，它的起源，往往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源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善意”。

有一个国家，叫它A国。

A国的纺织业正在面临困难，工人们的工资水平，在市场竞争下，稳定在每小时10美元。

这时候，一位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政治家上台了。

他走访了纺织工人社区，看到他们拮据的生活，深受触动。

于是，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慷慨陈词：“每小时10美元，这是对劳动的剥削！不能容忍的公民生活在贫困线边缘！我承诺，要将法定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

台下欢声雷动，媒体盛赞这是“保障劳工权益的历史性进步”。

法案顺利通过。

看起来，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米塞斯总是在大家欢庆的时候，用人类史上最聪慧的大脑之一来分析后果。

他会让冷静下来，去看一看，这颗投入经济池塘的“善意”石子，会激起怎样一连串致命的涟漪。

第一层涟漪：成本的突变。

对于纺织厂老板来说，这不是政治，这是会计。

他的劳动力成本，在一夜之间，凭空上涨了50%。

他不是慈善家，他的首要任务是让企业活下去。

他会怎么办？无非三条路：要么，希望把这50%的成本，通过涨价，转移给下游的服装厂和最终的消费者；要么，为了维持原价，他必须裁员，或者用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来削减成本；要么，如果他的利润本就微薄，涨价卖不掉，裁员也无法挽回亏损，那就只能破产关门。

你看，政府的“善意”，在这里，就造成了它的第一个“非预期后果”：

它本想帮助工人，结果却可能导致了更广泛的物价上涨（伤害了所有人），或者更高的失业率（伤害了最需要工作的那批人）。

第二层涟漪：价格信号的扭曲。

在这里，必须理解米塞斯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价格”的伟大。

市场价格，不是商人随便拍脑袋定的。

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信息系统。

每小时10美元的工资，这个数字背后，浓缩了无数信息：这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全球的棉花产量、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工人的技能水平……它像一个灵敏的温度计，诚实地反映了这个岗位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真实价值。

而政府强行规定工资为15美元，就相当于用一只发烫的手，捂住了这个温度计。

它并没有改变房间的真实温度，但它扭曲了信息的传递。

这个被扭曲的价格，会向整个市场发出错误的信号：它会让企业家误以为，社会对纺织品的需求，足以支撑起15美元的时薪，从而可能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它也会让工人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第三层涟漪：干预的“上瘾性”。

这才是米塞斯最深刻的洞见。

他指出，政府的干预，是会“上瘾”的。

因为第一个干预，必然会制造出新的、更棘手的问题，而政府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引入更多、更强的干预。

在这个故事里，最低工资导致了物价上涨和失业。

民众会抱怨：“政府你管了半天，怎么日子更难过了？” 

这时，政府会承认是自己错了吗？

不，它会说：“这不是我的政策问题，是无良商家在恶意涨价，是企业主在恶意裁员！我需要更大的权力，来管制物价，并且禁止企业随意解雇工人！”

你看，为了让第一个干预“看起来有效”，第二个和第三个干预，就必须跟上。

而管制物价，又会导致商品短缺；

禁止解雇，又会导致企业丧失活力……

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直到政府的管制之手，伸向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是干预主义的内在悲剧：它以“善意”为起点，却以一连串无法控制的“恶果”为过程，最终，必然导向一个与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

2 为什么国内干预必然走向贸易保护？

现在，让把这个故事，从一个封闭的国家，放入一个开放的全球化世界。

这时，悲剧的演化，将急剧加速。

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行动来说，扮演着两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第一，它是“魔镜”。

还记得A国的纺织厂吗？在国内干预下，它的生产成本，因为15美元的时薪，已经大大高于它真实的经济效率。

这时，隔壁B国的纺织厂，没有搞这套干预，它的工资水平，依然是市场决定的每小时10美元。

结果是什么？B国生产的布料，物美价廉，像潮水一样涌入A国的市场。

A国的服装厂，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本国昂贵的布料，转而采购进口货。

这一下，A国的纺织厂，将面临灭顶之灾。

它们的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产品，只能大规模裁员、破产。

此时，国际市场这面“魔镜”，就起作用了。

它无情地、清清楚楚地，照出了A国政府那个“最低工资”政策的失败和愚蠢。

它用最直接、最残酷的市场信号（本国企业的溃败），向A国的所有人宣告：你们的政府，正在干一件违背经济规律的蠢事！

第二，它是“缰绳”。

这种快速而剧烈的“阵痛”，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机制。

它像一根缰绳，在政府的马车冲向悬崖时，猛地把它勒住。

民众的愤怒、企业的倒闭、媒体的质疑，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政府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视甚至撤销那个错误的干预政策。

但是，我们需要深入到政治的机理中去思考。

一个需要选票、需要维持执政合法性的政府，它的第一生存本能，是什么？是“承认错误”吗？

不，是“掩盖错误”。你什么时候听到川普或拜登说过，他错了？

当“魔镜”照出自己丑陋的真相时，当“缰绳”勒得自己生疼时，政府最本能的反应，不是去反思自己，而是——打碎镜子，挣脱缰绳！

怎么打碎？怎么挣脱？

答案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选择——筑起高墙，搞贸易保护！

政府会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的纺织业正在遭受不公平的竞争！B国用‘剥削工人’的低工资，向进行可耻的倾销！为了保护工人的饭碗，为了捍卫的产业尊严，我宣布，对所有进口纺织品加征50%的关税！”

魔法发生了。

B国成本100元的布料，加上50元的关税，也变成了150元。

A国的纺织厂，瞬间从ICU里被抢救了回来。

它们可以继续用高成本生产，继续在国内卖高价。

工人的工作保住了，企业的破产潮避免了。

政府，从一个“失败的干预者”，摇身一变，成了“捍卫国家利益的英雄”。

在这里，必须把米塞斯的结论，用黑体字、加下划线，刻在脑子里：

贸易保护主义，本质上根本就不是一个主动的、深思熟虑的对外经济战略。

它是一种被动的、应激性的、为了掩盖国内干预政策失败而采取的“政治续命丹”和“制度遮羞布”。

它是一种把国内政策失败的成本，强行“外部化”，甩锅给外国人的政治操作。

所以，一个致力于在国内进行广泛干预的政府，必然会走向贸易保护。

这不是一个“可能”或“或许”的问题，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

因为不这样做，它的所有干预谎言，都会在开放市场的阳光下，瞬间被戳穿。

这就是干预主义的“宿命”逻辑。

它从一颗“善意”的种子开始，在“非预期后果”的土壤里发芽，最终，必然会结出“贸易保护”这颗毒苹果。

当彻底理解了这个深刻的、有点残酷的理论地基之后，再回过头去看2016年以来的美国。

你会发现，川普和拜登政府的所有操作，都像是在一丝不苟地，为米塞斯的这套理论，提供着最生动、最鲜活的注脚。

二、“美国优先”的本质

2016年6月28日，宾夕法尼亚州，蒙纳森市。

这个名字，你可能很陌生。

但在几十年前，这里曾是美国钢铁工业的心脏，钢水奔流，烟囱林立，空气中都弥漫着财富的味道。

而此刻，它只剩下锈迹斑斑的废弃厂房，和一群被时代遗忘的人。

就在这一天，一个头戴红色MAGA帽子的纽约地产商，站在了一座废弃的铝制品工厂前。

他不是来投资的，他是来“收割”愤怒的。

这个人，就是唐纳德·川普。

他对着台下成百上千名失落的蓝领工人，发表了一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反复研究的演说。

这场演说，可以说是美国转向的“发令枪”。

川普没有讲什么复杂的经济理论。

他用的是最简单、最能刺痛人心的语言。

他说：

“我们的政客们，推行了一种导致工厂倒闭、工作岗位流失的全球化政策。他们为了那些资助他们竞选的全球金融精英，牺牲了的工薪阶层……看看蒙纳森吧，看看宾夕法尼亚吧，钢铁厂和铝厂的炉火已经熄灭。我们的父辈，曾在这里用美国钢铁，建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今天，却在用外国的钢铁和铝，去重建别的国家。”

然后，他给出了那个致命的、也是最诱人的承诺：

“这一切，都会改变。

从今天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在这场演说里，川普还精准地找到了两个“替罪羊”：

一个是1994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他称之为“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

另一个，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他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工作盗窃案”。

这场演说不是一次即兴的政治表演，它是一份精心构建的“政治契约”。

川普与“铁锈地带”的选民们，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交易：“你们把选票给我，我把‘敌人’和‘解决方案’给你们。”

这个“敌人”，就是全球化和那些“不公平”的贸易伙伴。

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推倒现有的一切，用强硬的手段，把工作“抢”回来。

当他在2017年1月正式入主白宫后，这份“契约”的履行，便立刻开始了。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进行复杂的国内改革，而是履行那些最具象征意义的承诺。

他上任第一周，就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这个由奥巴马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旨在建立新一代贸易规则的协定，被他轻而易举地撕毁了。

紧接着，他启动了对NAFTA的重新谈判。

整个谈判过程，充满了胁迫和恫吓。

川普政府不断威胁，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不满足美国的要求，就要对它们的汽车等产品，加征毁灭性的关税。

与此同时，在国内川普政府虽然口头上信奉“小政府”，但在行动上，却对特定的利益集团，给予了明确的“干预”和“保护”。

比如，在2019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针对通用汽车公司发起的、长达40天的大罢工中，川普一反共和党总统的传统，没有谴责工会，反而多次发推特，向通用汽车施压，要求其“不要关闭俄亥俄州的工厂”、“在美国开设新工厂”。

你看，这条在国内进行“选择性干预”的暗线，已经悄然铺下。

他通过默许甚至支持工会的强硬立场，来维持“铁锈地带”的政治基本盘。

但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削弱其国际竞争力。

当国内干预的“因”已经种下时，对外寻求贸易保护的“果”，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但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战，光有国内的政治需求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理论上和道义上，构建一个完美的“敌人”。

这个任务，落到了一位关键人物的肩上——彼得·纳瓦罗。

这位哈佛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在学术界本是边缘人物，但他的极端观点，却与川普一拍即合，被任命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成了贸易战的“总设计师”。

纳瓦罗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一本耸人听闻的著作——《致命中国》。

这本书，后来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在这本书里，纳瓦罗系统性地将美国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恶意行为”。

他总结了中国的“七宗罪”，包括：非法的出口补贴、操纵汇率、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网络间谍、倾销和血汗工厂。

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主流经济学界被嗤之以鼻。

但它的政治价值，却是无与伦比的。

它为川普政府提供了一整套“受害者叙事”。

在这套叙事里，美国不再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受益者，而是一个无辜的、被欺骗的“傻白甜”。

而中国，则是一个处心积虑、不择手段的“经济侵略者”。

这套叙事，就像战前的动员令，迅速在华盛顿传播开来。

2017年8月14日，川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这个“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一个“霸王条款”，它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对任何被其单方面认定为“不合理”或“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实施报复性措施，比如加征关税。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动作。

它意味着美国，彻底抛弃了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重新拾起了“国内法大于国际法”的单边主义大棒。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2018年3月22日，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另一位著名的对华鹰派——公布了那份长达数百页的“301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几乎全盘采纳了纳瓦罗的观点，洋洋洒洒地罗列了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种种“罪状”。

它成了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最终“法理依据”。

至此，所有的铺垫都已经完成。

国内的政治契约已经签订，外部的完美敌人已经塑造，法律上的“授权”也已经找到。

一场注定要改变世界格局的风暴，即将来临。

2018年，是二战后全球贸易史上，最黑暗的年份之一。

在公布“301调查报告”的同一天，川普在白宫正式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

那一刻，川普发表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充满误判的名言：

“正在打一场贸易战。我几个月前就说了。但是，朋友们，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很容易赢！”

这句轻描淡写的话，拉开了一场持续数年、愈演愈烈的关税螺旋战的序幕。

让来回顾一下那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第一轮打击：钢铝关税。

3月1日，川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将对所有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这虽然是针对全球的，但矛头直指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

第二轮打击：500亿美元清单。

7月6日，美国正式对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

清单主要集中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涉及的高科技产品，如航空航天、信息技术、机器人、工业机械等。

8月23日，另外160亿美元的清单也开始生效。

第三轮打击：2000亿美元清单。

中国迅速采取了对等的报复措施。

这激怒了川普。

9月24日，美国宣布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威胁要在次年1月1日，将税率提高到25%。

这次的清单，范围急剧扩大，囊括了数千种消费品，从手袋、家具到海鲜、自行车，几乎无所不包。

这三轮打击，如疾风骤雨，彻底颠覆了中美之间乃至全球的贸易秩序。

必须看到，这套“关税组合拳”，其打击目标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第一轮的钢铝关税，直接回应了“铁锈地带”钢铁工人的诉求。

第二轮的500亿高科技产品清单，则旨在精准打击中国的产业升级计划。

而第三轮的2000亿消费品清单，则是一种极限施压，试图通过伤害中国的出口经济，来迫使其在谈判桌上屈服。

当然，这场“很容易赢”的贸易战，并没有像川普想象的那样迅速结束。

反而陷入了漫长的拉锯战，并对其自身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反噬。

国内的反对声浪，也此起彼伏。

来自农业州的议员们，几乎要急疯了。

因为中国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大豆、猪肉等农产品，加征了高额关税，导致美国农民损失惨重。

零售商协会则发出警告，关税最终将以涨价的形式，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科技公司也抱怨，供应链的扰乱，将严重影响它们的生产和创新。

但所有这些理性的声音，在当时那种狂热的、民粹主义的政治氛围下，都显得苍白无力。

因为，正如在前面所分析的，发动贸易战，其首要目的，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计算题了。

它是一场政治秀，一场必须演给“铁锈地带”选民们看的、展示强硬姿态的“真人秀”。

在这场秀里，川普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敢于挑战旧秩序、为美国工人“打抱不平”的角斗士。

至于关税造成的通货膨胀、农民的损失、以及全球经济秩序的动荡，这些在短期的政治利益面前，都成了可以被忽略的“代价”。

至此，美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贸易保护主义这条不归路。

那第一块沉重的多米诺骨牌，已经被川普用尽全力推倒。

然而，所有人都低估了这块骨牌倒下后，所引发的连锁反应的强度和广度。

当关税这剂猛药，被证明既无法根治沉疴，又带来了剧烈的副作用时，一种更深层次的、更具计划经济色彩的干预冲动，便在美国的政治精英中，开始不可遏制地滋生。

一场由拜登政府主导的、更加雄心勃勃的“国家改造计划”，即将在地平线上升起。

而它的核心，就是那颗看起来无比诱人，实则可能蕴含剧毒的“苹果”——《芯片与科学法案》。

如果说川普的贸易战，还像是一场充满着个人风格、大开大合的“街头斗殴”，那么，当历史的车轮滚入拜登时代，斗争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白宫的新主人，不再满足于仅仅在国门上加几把锁。

他和他背后的精英团队，要做的是一项更加系统、更加宏大、也更加危险的工程——他们要亲自下场，拿起图纸和水泥，为美国经济重新设计和建造一套全新的“底层操作系统”。

这套系统的核心代号，叫作“现代产业政策”。

而它的旗舰项目，就是那部耗资数千亿美元、旨在重塑全球科技格局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这标志着美国，已经从被动的“贸易保护”，正式迈入了主动的“产业计划”阶段。

那只“看得见的手”，不再满足于遮遮掩掩，它要堂而皇之地走上舞台中央，成为聚光灯下的绝对主角。

三、产业政策的“毒苹果”

2021年的春天，华盛顿的气氛，充满了焦虑。

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芯片荒”，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美国经济的咽喉。

福特、通用等汽车巨头，因为缺少小小的汽车芯片不得不让耗资数十亿美元的生产线，间歇性停摆。

工厂外，数以万计的新车静静地停在停车场，只因为缺少那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大脑”。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美国的政治精英。

它以一种最直观、最屈辱的方式，向他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美国，这个曾经发明了半导体、开创了信息时代的科技帝国，如今，却连自己汽车工业的“口粮”都无法保证。

这场“芯片荒”，成了催生《芯片法案》最直接的“催化剂”。

2021年4月12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白宫召开了一场备受瞩目的“半导体和供应链韧性CEO峰会”。

与会的，是英特尔、谷歌、通用汽车等19家巨头企业的CEO。

在那场会议上，拜登高举着一块晶圆，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

“这些芯片，这些晶圆……是电池，是宽带，它们都是基础设施。

需要建设今天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修复昨天的。

……坦白说，不能再等了。”

在这段话里，拜登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概念偷换。

他将“芯片”，这个本应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生产和分配的高科技商品，直接定义为了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

这背后是一套极其重要的政治话术。

因为一旦一个东西被定义为“基础设施”，那就意味着，它可以也应该由政府来主导投资和建设。

这场峰会，为《芯片法案》的出台提供了最终的政治推力。

经过一年多的激烈辩论和两党博弈，2022年8月9日，拜登在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那部全称为《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法律。

我们需要深入到这部法案的文本中，去感受一下，那只“看得见的手”是如何进行干预的。

这部法案，总授权金额高达2800亿美元。

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为半导体产业，提供了527亿美元的巨额财政补贴。

这527亿，又被精准地分成了几个部分：

390亿美元，用于激励在美国本土新建、扩建或改造芯片制造工厂。

这是最大的一块蛋糕。

110亿美元，用于先进半导体技术的研发，比如建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

20亿美元，用于加强军事和国防相关的芯片生产。

5亿美元，用于促进国际间的信息通信技术安全和半导体供应链活动。

2亿美元，用于培养半导体行业的劳动力。

除此之外，法案还为投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建厂的企业，提供了25%的投资税收抵免。

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撒钱嘛，很多国家都这么干。

不，魔鬼，藏在细节里。

这部法案最关键、也最暴露其计划经济本质的，是那些被称为“护栏”的附加条款。

这些条款，由拜登政府中那位强势的、被誉为“芯片沙皇”的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亲自操刀并坚定执行。

“护栏条款”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胡萝卜加大棒”：

“胡萝卜”：就是前面说的527亿美元和税收抵免。

“大棒”：则是极其严苛的限制性规定。

法案明确指出，任何一家公司，如果接受了这笔联邦资金，那么，在未来十年内，它将被禁止在中国等“受关注国家”，进行任何涉及28纳米以下先进制程半导体的“实质性交易”，包括扩建产能或新建工厂。

不仅如此，商务部在后续的执行细则中，还加入了更多令人咋舌的条款。

比如，要求申请超过1.5亿美元补贴的公司，必须与政府分享其超额利润；必须为工厂的建筑工人和员工，提供可负担的托儿服务；必须优先使用美国本土生产的钢铁和建材；并且，必须详细说明将如何促进劳工组织的参与。

现在，把这些细节拼在一起，非常清晰了。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的产业扶持计划。

它是一份由政府主导的、极其详尽的“国家计划”。

政府，不仅仅是出钱的投资人，它还是项目的总规划师、施工的监理方、利润的分配者、甚至员工福利的监督员。

它试图用一套行政命令的组合拳，去规划一个高科技产业从投资、研发、生产到人才培养、利润分配的几乎所有环节。

这正是米塞斯所警示的，当政府从市场的“守夜人”，变身为经济的“总工程师”时，必然会出现的场景。

当总工程师的宏伟蓝图，开始在现实世界中施工时，经济规律，这位从不讲情面的“地心引力”，便开始发挥作用。

《芯片法案》签署后，全球半导体巨头们在美国政府的“盛情邀请”下，纷纷宣布了在美国的建厂计划。

台积电、三星、英特尔，这三家占据了全球芯片制造绝大部分江山的企业，成了这场“美国实验”的主角。

然而，这场看似风光的“回流”，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代价高昂的“美国劫”。

第一个遭遇困境的是“模范生”台积电。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400亿美元建设两座先进制程芯片工厂。

这个项目，一度被白宫视为《芯片法案》成功的最大样板。

拜登总统甚至亲临工厂的“移机仪式”，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称“美国制造业回来了！”

但现实，很快就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成本失控了！

台积电创始人，那位备受尊敬的张忠谋先生，在多个公开场合，几乎是毫不客气地，一次次地给这个项目泼冷水。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美国生产芯片的成本，可能比在台湾高出50%。” 

他认为，这种基于政治考量的产业转移，违背了经济的比较优势原则，是昂贵且徒劳的。

更大的问题，出在“人”身上。

美国缺乏足够数量的、经验丰富的芯片产业技术工人。

为了保证进度，台积电不得不计划从台湾派遣数百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前来支援。

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亚利桑那州当地工会的强烈反对。

当地工会主席亚伦·巴特勒，公开指责台积电，是在以“缺乏熟练工人”为借口，引进廉价的外国劳工，来压低本地工人的薪资。

这场激烈的劳资纠纷，让工厂的建设进度雪上加霜。

最终，台积电在2023年7月，被迫正式宣布，其亚利桑那州工厂的4纳米芯片量产时间，将从原定的2024年底，推迟到2025年。

由于美国工厂的运营成本比台湾本土高5%-30%，4nm制程的代工溢价甚至达到30%。

2025年7月24日彭博社消息，美国芯片大厂AMD公司首席执行官苏姿丰于当地时间周三在一场由All-In Podcast团队和名为“Hill and Valley Forum”的科技领袖与立法者联盟共同主办的活动上表示，该公司从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采购的芯片要比中国台湾晶圆厂的高出5%至20%。

这个价格，还是在台积电获得了数百亿美国政府补贴的情况下的定价。

台积电去美国生产，并没有让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反而提升了他们的成本，降低了竞争力。

第二个陷入泥潭的，是美国本土的“全村希望”——英特尔。

作为美国本土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自然是《芯片法案》最大的受益者，获得了高达85亿美元的直接补贴和110亿美元的贷款。

它也画出了一张宏伟的蓝图，宣布在俄亥俄州，投资200亿美元，建设两座“地球上最先进的”芯片工厂。

这个项目，被命名为“硅谷之心”，承载了美国芯片制造业复兴的全部梦想。

但梦想的实现，同样困难重重。

2023年初，英特尔的CEO帕特·基尔辛格，在一次财报会议上，不得不承认，由于“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和“供应链问题”，俄亥俄州工厂的建设进度，将慢于预期，原定的2025年投产目标，可能无法实现。

而行业分析师则指出，英特尔面临的根本问题，和台积电一样：在美国本土，根本找不到足够多的、愿意并且能够从事芯片制造这种高强度、高纪律性工作的熟练工人。

此外，英特尔自身在先进制程技术上，已经落后台积电和三星，即便工厂建成，能否在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订单，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三星在得克萨斯州的建厂计划，也同样面临着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误的困扰。

把这些巨头的困境，放在一起看，就能清晰地看到米塞斯“经济计算理论”的现实威力。

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大的行政力量，用527亿美元把工厂的“物理外壳”强行“搬”到美国的土地上。

但是，它无法用钱凭空“买”来一个高效的产业生态。

它无法“买”来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熟练工人、高效的供应链、以及那种精益求精的工程师文化。

当政府的“计划之手”，试图去强行扭转市场自发形成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格局时，它所要对抗的，是经济规律本身。

而这种对抗，必然是低效的、浪费的，最终，可能是徒劳的。

当政府发现，自己精心设计的“总蓝图”，在现实中处处碰壁时，它的反应，不是反思蓝图本身是否合理，而是认为，一定是蓝图的执行出了问题。

是有“漏洞”需要去堵，有“敌人”需要去防范。

于是，干预的“上瘾性”开始发作。

以《芯片法案》为原点，管制的“藤蔓”开始向整个科技领域疯狂地蔓延。

这场蔓延，由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BIS）主导。

这个机构，在过去几年里成了美国“科技计委”的核心执行部门。

第一步：升级出口管制。

2022年10月7日，BIS出台了被誉为“史上最严”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

这份长达139页的文件，其专业性和复杂性堪比一部芯片设计手册。

它不再是简单地禁止某个产品，而是从技术参数的维度进行精准的、无死角的封锁。

比如，它精确地定义了逻辑芯片的计算性能，如果超过某个阈值（比如每秒4800万亿次运算），就禁止出口；存储芯片，如果达到某个层数（比如128层以上），就禁止出口；芯片互联的带宽，如果超过某个速率（比如每秒600GB），就禁止出口。

第二步：拉拢盟友“共同管制”。

美国政府发现，光靠自己无法完全锁死中国的技术通路。

因为芯片设备的关键厂商，分布在荷兰（ASML的光刻机）和日本（东京电子的蚀刻机）。

于是，美国政府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施压。

最终，在2023年荷兰和日本都相继跟进了美国的管制措施，同意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制程的半导体设备。

第三步：将管制延伸至AI领域。

当管制了硬件之后，美国政府发现，软件和应用端，也需要被纳入“计划”。

2023年，管制措施进一步升级，开始限制美国云服务厂商（如亚马逊AWS、微软Azure），向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高性能的云计算服务。

其逻辑是，即便你买不到高端芯片，我也要防止你通过“租用”云算力的方式，来训练你的大语言模型。

这场由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所系统阐述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战略，其本质就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试图对全球高科技产业链进行强制性“脱钩”和“重组”的宏大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企业不再是自由的市场主体，而是国家战略棋盘上的棋子。

它们必须服从于政府划定的“院子”和“高墙”，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安全供应链”内进行生产和交易。

到此为止，这些产业已经在开始计划经济化了。

政府已经不仅仅是在影响市场，它正在试图创造一个全新的、平行的、符合其政治意志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里，决定资源流向的不再是价格和效率，而是国籍、是技术参数、是那份越来越长的“实体清单”。

当这条路走到极致，当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被纳入到这个“国家计划”的轨道中时，对那些最不听话、最难以捉摸的要素（资本和人才）进行全面的管制，就成了逻辑上必然的、也是最后的一步。

一场针对自由本身的“围城”之战，已经蓄势待发。

当一个政府，既试图用关税来抵御外部的潮汐，又试图用补贴来开凿内部的运河时，它很快就会发现，有两股最强大的、最不羁的洋流——资本和人才——总是不听号令，总想按照自己的规律流动。

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张宏伟蓝图的最大挑战。

于是，为了让计划能够万无一失，为了确保所有的资源，都能被牢牢地禁锢在自己设计的航道之内，政府必然会伸出它的“最终之手”，去修建两座最关键的堤坝：一座用来围堵资本，另一座用来圈禁人才。

这标志着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领域——要素管制。

这不仅仅是对经济自由的限制，这已经是在动摇美国之所以成为“灯塔”的根基。

三、无形之墙的建立

“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句写在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话，其基石就是个人拥有支配自己财产和身体的自由。

你可以把你的钱，投到任何你认为值得的地方；你可以带着你的大脑，去到任何你认为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国度。

正是这种对个体自由流动的、近乎信仰般的保护，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过去两百年里吸引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从爱因斯坦到马斯克，吸引了全世界最雄厚的资本——从罗斯柴尔德到孙正义，共同造就了美国的辉煌。

但今天，这块立国之本正在被一个看似无法反驳的理由慢慢地侵蚀。

这个理由，就是已经反复提及的那个万能词汇——“国家安全”。

在“国家安全”这面大旗下，一道道针对资本和人员的“无形之墙”正在悄然建立。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2023年8月9日。

这一天，白宫发布了一项由总统拜登签署的、看似措辞严谨、实则影响深远的行政命令。

这项命令的标题很长，叫作《关于处理美国在受关注国家的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领域投资的行政令》。

让把这层外交辞令的外壳剥开，看看它的内核是什么。

这项命令明确授权美国财政部，可以禁止或限制美国的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合资企业等，对中国的三个关键高科技领域，进行直接投资。

这三个领域被精准地锁定为：

半导体与微电子

量子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命令要求，任何计划在这些领域对中国公司进行投资的美国实体，都必须向财政部进行强制性报备。

而对于那些被认为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特别严重威胁”的交易，财政部长有权直接予以否决。

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对资本的管制大多集中在“流入”端。

比如，它有一个著名的机构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专门负责审查外国资本对美国公司的收购，防止关键技术落入“不友好”国家之手。

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姿态。

但2023年8月9日的这项行政命令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它第一次，系统性地将管制的矛头对准了资本的“流出”端。

也就是说，美国国内企业家自己的钱，要去哪里、怎么花需要先经过政府的批准。

这相当于在华尔街和中国的科技企业之间，设立了一个由美国财政部长亲自把关的“海关”。

任何一笔敏感领域的投资，想要“出境”，都必须拿到这位“关长”盖了章的“通行证”。

之前讲过，在一个开放的体系里，资本“用脚投票”的权利，是对政府权力最有效的约束之一。

如果一个政府的政策愚蠢、税负沉重，资本就会流向更友好的地方。

这种潜在的“资本外逃”，像一根无形的缰绳迫使政府不敢太过胡来。

而拜登的这项行政命令，就等于是在这根缰绳上开始打结、收紧。

它向美国的整个投资界——从硅谷的风险投资人，到华尔街的基金经理——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你们的投资自由，是有边界的。

这个边界，不再仅仅由市场风险和商业回报来定义，更要由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战略来定义。

这道口子一旦撕开，就很难再合上。

今天，边界是中国的半导体；明天，它就可能是印度的制药业（如果被认为威胁了美国的医药霸权）；后天，它甚至可能是欧洲的新能源产业（如果被认为削弱了美国的能源独立）。

当投资决策的最终裁判权，从市场转移到政府手中时，资本的逻辑就彻底改变了。

它不再是单纯地去寻找全球范围内的最佳回报，而是要去揣摩和迎合不断变化的政治风向。

其结果，必然是资本配置效率的极大降低，以及整个经济活力的丧失。

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等行业组织，对此就表达了深切的担忧，认为这种模糊不清的限制，会扼杀创新，并损害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比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权力扩张。

政府通过这项命令事实上获得了对私人经济活动进行“事前审查”和“一票否决”的巨大权力。

而这一切，都可以在“国家安全”这个几乎无法被挑战的、可以被任意解释的理由下进行。

如果说对资本的管制，是掐住了经济的“血液”，那么对人才的管制，就是试图控制经济的“大脑”。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打出了一套极其精密的“组合拳”，一边“堵门”，一边“锁门”。

其核心逻辑，就是要把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尽可能地“圈养”在美国设计的“小院高墙”之内。

第一招：“堵门”，提高外来人才流入的门槛。

这在川普政府时期，表现得尤为露骨和粗暴。

他在两个任期内都大幅收紧了H1B高技能人才工作签证的审批标准和进入门槛，并多次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暂停该项目的运行。

虽然拜登政府在口头上，声称要回归“欢迎移民”的传统，但在实际操作中，门槛却在以一种更“精致”的方式被不断抬高。

2024年，美国移民局宣布了一项新的规定大幅提高了多种签证的申请费用。

其中，与H1B签证相关的费用出现了惊人的涨幅。

比如，H1B的注册费，从象征性的10美元，暴涨至215美元；而最关键的I129申请费（企业为外籍员工提交的申请），从460美元，飙升至780美元，涨幅高达70%。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川普政府时期，则推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方案：将H1B签证的申请费用，提高到令人咋舌的10万美元。

其后果是立竿见影的。

包括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在内的众多硅谷科技领袖，都曾多次公开批评这种不友好的移民政策，认为它正在削弱美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能力。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留学生和科技人才开始将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地，作为替代美国的首选。

加拿大的“全球人才流”项目，以其快速的审批流程，已经从美国“截胡”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

第二招：“锁门”，增加本国人才流出的成本。

相比“堵门”，“锁门”的动作更加隐蔽，但也更加致命。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不断升级的“退出税”。

这个制度，被很多人形象地称为“弃籍税”或“分手费”，其设计之严苛，冠绝全球。

简单来说，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公民（或者持有绿卡超过一定年限的永久居民），一旦你决定放弃美国身份，对不起，你得先过税务局（IRS）这一关。

你需要为你名下的所有资产，包括房产、股票、艺术品、甚至未来的养老金，都按照放弃国籍前一天的市场公允价值，进行一次“视同出售”。

然后，就其产生的“虚拟”资本利得（扣除一定免税额后），一次性地，向美国政府，缴纳一笔巨额的资本利得税。

这个制度，就相当于在你走出美国国门的那一刻，强行对你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财产清算”。

它极大地增加了高净值人群和顶尖人才“用脚投票”的成本。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规定，2025年放弃美国国籍的官方手续费已经涨到了2350美元（约合人民币17000元）。这比十年前的450美元整整翻了5倍多！而这还只是基础费用，真正的"大头"在后面。

美国国会甚至提出了全新的《亿万富翁税务提案》。

这一法案要求《国内税收法》（IRC）第877适用于脱籍人士，适用时间为脱籍人士移居后的10年。

具体而言，某些类别的人，即使脱籍了，他的收入和收益将继续被视为美国来源的收入，并在美国纳税人身份终止后的10年内向脱籍人士征税。

在实践中，出售美国股票和证券的收益被认定为有美国来源，并需要纳税。

如果脱籍人士在离开美国后的1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在美国居住超过30天，他们将被视为美国人，在税收方面需要缴纳当年美国的全球收入税。

在10年期限结束时，所有脱籍人士的全球资产将再次被视为出售。简而言之，出境税是在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或放弃长期绿卡身份时征收的，并在10年后再征收一次，以获取他们离开后10年的任何收益！

当一个国家，开始用越来越高的成本，来阻止自己的人民离开时，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它意味着，政府正在潜移默化地，把公民从一个拥有自由选择权的独立个体，变成一种需要被管理的、附属于国家的“资源”。

这不正是米塞斯所警示的吗？在一个计划经济的蓝图里，人，不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

你不能随意流动，因为你的离开，会打乱总工程师的规划。

你的大脑、你的技能、你的财富，都属于这个宏伟蓝图的一部分，需要被“圈养”起来，服务于“国家利益”。

现在，把对资本和人才的管制，这两条线索合在一起看，令人恐惧的真相就浮现了。

美国，这个曾经以“自由流动”为立国之本的国家，正在亲手建立起一套针对核心生产要素的“双向壁垒”。

对内，它限制资本和人才的“流出”。

通过投资审查和“退出税”，它试图把这些最宝贵的资源，像圈羊一样，牢牢地锁定在自己的国界之内。

对外，它限制资本和人才的“流入”。

通过关税、技术禁令和签证壁垒，它又试图阻止外部的竞争要素，进入自己的“保护圈”。

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一个封闭的、半封闭的系统，必然是一个熵增的、走向衰败的系统。

当资本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回报，当企业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招募最佳人才，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创新能力和效率，必然会持续下降。

但比经济衰退更可怕的，是其背后的权力逻辑。

一个致力于在国内进行全面规划和控制的政府，必然会恐惧和敌视一切形式的自由流动。

因为任何流动，都意味着不确定性，都意味着对它完美蓝图的潜在冲击。

当资本和人才，这两个最活跃、最难以捉摸的要素，都被政府用“国家安全”的缰绳牢牢地拴住时，政府的权力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大。

它不再需要去“讨好”资本，不再需要去“吸引”人才。

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推行它的产业政策，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它的经济计划，因为最强大的两个“反对派”，已经被缴械了。

到这一步，美国政府是在亲手拆除美国经济繁荣赖以成功的基石——那个开放、包容、鼓励自由流动的制度框架。

当一个国家的根基开始动摇时，更深的经济灾难就要来临了。

那只“看得见的手”，在驯服了资本和人才之后，它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那个最古老、也最敏感的领域——价格。

一场更加激进的干预大戏，正蓄势待发。

当一个政府，既筑起了贸易的“高墙”，又画好了产业的“蓝图”，还给资本和人才戴上了“镣铐”，它会发现，自己亲手制造出了一个无法回避、且日益愤怒的怪兽——物价上涨。

关税推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补贴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了浪费和低效；要素管制的壁垒，则降低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减少了供给。

所有这些政策的后果，最终都会像无数条涓涓细流，汇入同一条名为“物价”的大河，使其水位持续暴涨。

面对汹涌的民意——超市里飞涨的食品价格、加油站里令人咋舌的油价、药店里天文数字般的账单——政府会怎么办？它会像一个诚实的医生一样，承认是自己开错了药方，导致了这场高烧吗？

历史和米塞斯的理论都告诉：几乎不可能。

一个已经深度介入经济的政府，在面对自己制造的危机时，它的本能反应，不是“收手”，而是伸出另一只更强硬、更直接的手，去强行按住那个不断报警的温度计。

这只手，就是对经济心脏——价格——的直接管制。

这标志着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深水区。

因为对价格的管制，是通往全面计划经济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跃。

它意味着，政府不再满足于影响市场的“环境”，它要直接篡夺市场最核心的“灵魂”。

四、价格管制与垄断共谋的幽灵

价格，在市场经济中，拥有着近乎神圣的地位。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是经济世界里的“万有引力”，是资源配置的“指挥棒”，是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神经系统”。

市场是一个不需要中央大脑，就能自发协调亿万人复杂经济活动的精妙机制。

因此，任何对价格的直接干预，都无异于一场对经济体进行的大型脑部手术，其风险和后遗症难以估量。

然而，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这种经济学上的“常识”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当民众因为买不起汽油、付不起药费而怨声载道时，没有什么比政府官员拍着胸脯说“我来帮你管住价格”更能安抚人心的了。

这只曾经被几百年来经济学家们反香香警告过的“看得见的手”，在今天的美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强势回归。

让先来看一看政客们的表演。

在近年的选举周期中，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现象是，无论是被贴上“右翼民粹”标签的川普，还是被视为“左翼进步”代表的伯尼·桑德斯，或是白左的哈里斯，都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共识”——那就是，将通货膨胀的原因，归咎于企业的“贪婪”，并主张用政府的权力，来对抗这种“贪婪”。

在各种竞选集会和电视辩论上，能反复听到这样的论调：

川普，在面对高油价问题时，多次公开宣称，如果他当选，他会给石油公司的CEO们打电话，直接命令他们“把油价降下来”。

他还曾暗示，将考虑对猪肉、牛肉等基础民生商品，实施临时价格管制，以打击所谓的“价格欺诈”和“无良商家”的囤积居奇。

而民主党阵营的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等进步派参议员，以及2024年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则更是“价格管制”的坚定倡导者。r

他们系统性地提出，要对大型食品公司、能源公司和制药公司的“超额利润”，征收“暴利税”，并主张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审查和否决大企业“不合理”的涨价行为。

我们必须看清这套话术背后的逻辑陷阱。

它将一个复杂的、由货币超发和供给冲击共同造成的干预后果，巧妙地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道德化的“好人与坏人”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政府和人民是“好人”，而那些涨价的企业，则是“贪婪的坏人”。

这套叙事，与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所描绘的那些干预主义者的思维模式，如出一辙。

米塞斯早就警告过：当政府的干预导致了恶果（比如通货膨胀），它绝不会反思干预本身，而是会指责是“人性的贪婪”破坏了它完美的计划，因此，它需要更严厉的管制，来约束这种“人性之恶”。

而这种看似迎合民意的“价格管制”主张，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竞选承诺了。

它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美国的立法殿堂，变成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法律。

这就是2022年8月16日，由拜登总统正式签署的那部——《通胀削减法案》。

这部法案的名字，本身就充满了政治的艺术和经济的讽刺。

因为它几乎没有包含任何能够从根本上“削减”通胀的条款（比如削减政府开支或收紧货币），反而塞进了一系列旨在补贴绿色能源和进行价格干预的“私货”。

其中，最核心、也最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就是针对处方药价格的那部分内容。

法案第一次授予了美国的联邦医疗保险——这个覆盖了超过6500万美国老年人的、全国最大的单一药品采购方——可以直接与制药公司，就部分价格最高昂的处方药，进行“价格谈判”的权力。

你可能觉得，“谈判”嘛，听起来很市场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错了！这根本不是一场平等的商业谈判。

法案为这场“谈判”，设置了一个极其严厉的“大棒”条款：如果制药公司拒绝参与“谈判”，或者不接受政府最终给出的“谈判价格”，那么，这家公司将面临一笔惩罚性的消费税，税率从其该药品年销售额的65%开始，逐步递增，最高可达95%。

这是什么概念？这无异于用枪指着制药公司CEO的头，微笑着问他：“我的这个提议，你觉得怎么样？不接受的话，我就拿走你几乎全部的收入。” 

这哪里是谈判？这是赤裸裸的价格勒索。

法案还规定，从2023年开始，所有处方药的价格上涨速度，不得超过同期的通货膨胀率。

一旦超过，药企必须将超出的那部分“不合理”利润，以“返利”的形式，上缴给政府。

法案明确为享受医疗保险的老年人，设定了胰岛素的每月自付费用，不得超过35美元的绝对价格上限。

这个法案下，政府通过立法和税收的双重武器，已经实现了对一个关键行业价格形成机制的全面接管。

它决定了哪些药品需要被“谈判”，它决定了谈判的“最终价格”，它决定了价格上涨的“最高速度”，它还为特定产品，直接规定了“价格上限”。

市场的定价权，已经被彻底剥夺。

取而代之的，是华盛顿一个委员会（计划经济委员会）的行政命令。

其后果是什么？经济学规律早就写好了答案。

当药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当新药研发的预期利润，因为政治的不确定性而急剧下降时，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必然会大大减少。

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预测，这部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导致新药研发投入减少约18%，新上市的药品数量，将因此减少135种。

短期内，民众或许能享受到一些廉价的胰岛素和降压药。

但长期来看，所有人可能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个代价，可能是未来再也等不到治疗癌症、阿尔兹海默症、罕见病的特效药。

这就是价格管制的终极悖论：它以“拯救今天”的名义，无情地扼杀了“创造明天”的希望。

如果说价格管制，是政府对市场的“正面进攻”，那么，默许甚至鼓励垄断则是政府对市场的“侧翼包抄”。

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计划经济的“一体两面”。

米塞斯早就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是垄断的温床。

因为当国门关闭，没有了外部的“鲶鱼”来搅动池水时，国内的几条“大鱼”很快就会发现，与其互相撕咬，不如联手起来共同统治这片池塘。

在美国，这种“共谋”关系正在两个关键领域，以一种更加精致、更加“合法”的方式上演。

第一个领域，是那个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就曾忧心忡忡地警告过的，古老而又强大的——“军工复合体”。

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波音……这五大巨头，像五根巨大的支柱，撑起了美国的国防工业，也像五只巨大的章鱼，用它们的触手，缠绕着五角大楼和国会山。

它们之间，早已不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关系，而是一种高度默契的寡头垄断。

这种垄断，是如何实现的？靠的不是技术和效率，而是两件无往而不利的法宝——“旋转门”和“政治游说”。

“旋转门”：高级将领和国防部高官，从五角大楼退休，转身就去军工企业担任高薪的董事或顾问，利用他们的人脉和内部信息，为新东家争取合同。

根据“政府监督项目”（POGO）的统计，仅在2022年，就有超过670名国防部前高级官员，在军工巨头任职。

“政治游说”：这些巨头，每年花费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在华盛顿豢养着庞大的游说团队。

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国会能够批准那些对他们有利的、哪怕是严重超支和性能堪忧的武器项目。

根据“公开秘密”的数据，仅在2023年，国防行业的游说支出，就高达1.3亿美元。

这种权力与资本的深度绑定，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波音公司。

2018年和2019年，波音的明星机型737 MAX，在短短五个月内，连续发生两起空难，造成346人遇难。

事后调查暴露出，该机型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存在致命的设计缺陷，而波音在认证过程中，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隐瞒了关键信息。

这是一场震惊全球的丑闻。

按理说，这样的企业，应该面临最严厉的惩罚。

但结果呢？在空难后的关键时期，波音的游说活动达到了顶峰。

根据公开数据，它针对国会山花费了数千万美元的游说资金。

其游说团队中不乏前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

他们成功地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豁免了737 MAX机型，不必遵守一项最新的驾驶舱警报系统的安全标准。

这个案例，完美地展示了什么是“监管俘获”和监管无效。

本应代表公众利益的监管机构（FAA），在事实上，已经被它所监管的对象（波音），通过政治影响力所“俘获”。

第二个领域，是新兴的、但同样强大的科技巨头。

很多人觉得，硅谷代表着创新和自由竞争。

但看到，随着“对华科技战”和产业政策的深入，美国政府与科技巨头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危险的变化。

当政府需要推行它的技术封锁战略时，它需要谁来执行？正是谷歌（限制华为使用安卓GMS服务）、微软（配合出口管制）、英伟达（断供高端AI芯片）这些平台型公司。

当政府需要对某些信息进行审查和定义时（比如什么是“外国势力的宣传”），它也需要与Facebook（现Meta）、Twitter（现X）、YouTube等社交媒体巨头进行“合作”。

作为回报，政府在反垄断审查、数据隐私立法等方面，也可能会对这些“听话”的、被视为“国家冠军队”的巨头们，给予某种程度的“宽容”和“保护”。

一种新型的、以“国家安全”和“产业标准”为名的“数字卡特尔”正在形成。

在这个体系里，政府不再是那个严厉的、防止垄断的“裁判员”，它越来越像一个“合伙人”。

事实上，川普政府已经正式入股了美国的科技巨头或要求从销售额中分成，他们不再满足于只管制，而是要求参与利润分配。

它与那些被选中的“国家冠军队”企业，共同制定行业的游戏规则，共同分配市场的蛋糕，同时，一起把那些不听话的、或者来自“敌对国家”的竞争者，排除在外。

这就是米塞斯所说的“权力与资本的共谋”的美国现代版本。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为垄断的形成创造了绝佳的外部环境。

而垄断企业则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反过来巩固和扩张了政府的干预权力。

二者，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在这个闭环里，被牺牲的是真正的市场竞争、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以及最终，是消费者的利益和选择权。

当一个国家，既开始用行政命令来管制价格，又开始用政治权力来拥抱垄断时，它的市场经济，其实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真正的资源配置权力，已经悄然从无数分散的、自由的个体手中，集中到了少数政府官员和垄断寡头的手里。

计划经济，已经近在咫尺。

而伴随经济集权而来的，必然是政治权力的集中。

一场对个人自由的、更深层次的侵蚀，已经山雨欲来。

因为，一个致力于全面控制经济的政府，很快就会发现，它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国的竞争，也不是市场的波动，而是人的自由意志。

是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人们对个人自由不可动摇的信念。

为了让那部庞大的、低效的计划机器能够运转下去，为了让所有人都服从于那个宏伟的“国家蓝图”，政府必须进行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重塑社会，驯服个人。

五、美国人权利的倒退

我必须再次强调，今天的美国，还不能说是我们传统定义中的极权国家。

它依然拥有强大的自由传统、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的，不是一个“是”或“否”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一个“趋势”。

就像温水煮青蛙，自由的丧失，往往不是一夜之间的剧变，而是以一种“切香肠”的方式，在一系列看似合理、甚至必要的名义下，被一片片地切掉。

今天，就是要去审视，在美国，这种“切香肠”的过程，是否已经开始？要寻找的，不是已经建成的“古拉格”，而是那些正在悄悄搭建的“思想篱笆”和“权利牢笼”。

这场对政治自由的侵蚀，是从一个最容易被“国家安全”叙事攻破的领域开始的——学术界，特别是那些从事尖端科技研究的华裔科学家群体。

2018年11月，川普政府的司法部，高调启动了一项名为“中国行动计划”的专项行动。

它的官方目标，听起来冠冕堂皇：打击来自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盗窃知识产权和人才招募计划（如“千人计划”）。

但在实际执行中，这场运动，迅速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华裔科学家的、带有严重种族定性色彩的、大规模的审查和起诉行动。

FBI的探员们，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美国顶尖大学的实验室里，约谈、调查甚至逮捕那些与中国有学术合作关系的华裔教授和研究人员。

让来看一个最典型的、也是最具悲剧性的案例：麻省理工学院的陈刚教授案。

陈刚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热传导领域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