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巴列维当年犯了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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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的儿子，现在是伊朗动荡的推动者之一，他在境外推动伊朗国内的示威，我们要回到当年，讲一讲巴列维当年犯了什么错，让他的政权覆灭的？

推翻巴列维国王的主力军，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搞宗教国家的那些教士，而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伊朗农民。

而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

巴列维国王，也就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他这一辈子最引以为傲、投入精力最大、自认为最仁慈的政绩，恰恰就是为了这一群人。

他搞的那场声势浩大的“白色革命”，核心就是要解放农民，给农民分田地，打倒传统的地主阶级。他的算盘打得很精，他觉得只要农民有了地，就会对他感恩戴德，成为巴列维王朝最坚固的基石。

可是结果呢？

结果是他在农村制造了绝对的绝望，在城市制造了愤怒的贫民窟。

恰恰是这群被他视为“心头肉”的农民，最后成了掘他坟墓的第一铲土。

为什么一场看似无比仁慈、方向无比正确的“分田地”运动，最后会演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这背后，不是因为国王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反对派太狡猾，巴列维国王太蠢了，犯了太多错误了。

巴列维国王搞土地改革，初衷非常简单粗暴。他看着那些大地主不顺眼，觉得他们是封建残余，阻碍了国家进步。

所以政府出钱，把地主的土地买下来，然后分给原本给地主种地的佃农。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但是，这里面出了一个致命的“经济计算问题”，这个问题简单到令人发指，却被当时坐在德黑兰皇宫里的决策者们集体无视了。

这个问题就是，伊朗的地，分完之后，太小了。

伊朗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但大部分是高原、沙漠和山地，真正能种庄稼的好地并不多。

而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没有大规模的机械化，没有高效的化肥，一个普通的伊朗农民家庭，如果不指望发财，仅仅是想从土里刨食把一家老小喂饱，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他需要多少土地呢？

经济学家后来算过一笔账，这个及格线是七公顷。

少于七公顷，这块地的产出就覆盖不了投入和生活成本。

那么，巴列维国王分给农民多少呢？

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他们分到的土地少于七公顷。在这其中，绝大多数人拿到的甚至少于两公顷。

两公顷是什么概念？这不仅仅是穷，这是直接判了死刑。

这就好比说，以前你是地主家的长工，地主拿走你一半甚至更多的收成，但是地主为了让你明年还能有力气干活，他必须得管你一顿饱饭，或者在你生病借钱的时候拉你一把。

这是一种落后生产力地区的一种依附关系，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底线生存保障。

现在好了，国王来了，国王说你是主人了，这块地归你了。

你拿着这一小块地，当你想要去买种子、买化肥、买农具的时候，你发现你那点可怜的收成连全家人的口粮都不够，哪里还有余钱去投入生产？

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农民在名义上拥有了土地，但在实际上，他们拥有的是“破产的自由”。

以前破产是地主的事，现在破产是你自己的事。

为了活下去，这些刚刚拿到土地证还没捂热乎的农民，只能含泪把地卖了，卖给谁呢？

往往还是卖给那些有钱的投机商，或者干脆荒废掉。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经济计算上的不成立。一旦土地人均分配太少，所谓的平均主义，其实就是普遍贫困。

有人就要问了，这就奇怪了，在这之前呢？

地不是还是这么多地吗？怎么能养活这么多农民呢？

如果仅仅是地少，可能还不至于让农村彻底崩溃。

第二个问题来了。

伊朗是个缺水的国家，它的农业命脉不靠天上的雨，而是靠地下的水。

在伊朗的农村，流淌着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水利系统，波斯语叫“坎儿井”。这是一种在地下暗渠里引水的技术，非常了不起，但它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就是维护成本极高。

挖掘一条坎儿井，疏通堵塞的渠道，防止坍塌，这需要大量的资金，还需要非常专业的工程技术，更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组织能力。

在传统的封建体系下，这个角色是谁扮演的呢？恰恰是那些被国王痛恨的地主。

地主虽然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但他们也承担了维护坎儿井的巨额费用。

这种模式，维持了伊朗农业上千年。

巴列维国王把地主赶跑了，他在欢呼雀跃中把地分了。但是，他忘了问一个问题：谁来修水渠？

国王当然不是傻子，他想了一招，他说我们要建立“农村合作社”，让政府派下来的官员带着农民一起干。

可是，当一种有效率的的生产合作模式被强行打破，用一种僵化的行政命令去替代时，效率通常会断崖式下跌。

那些官办的合作社，极其腐败、低效。原本应该用来修水渠的资金，在层层审批、层层截留中不知去向。

对于农民来说，这是灭顶之灾。

地主一走，资金撤离了农村，坎儿井年久失修，水流枯竭。对于伊朗农民来说，没有水，你给我再多的地，那也只是一堆废土。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诡异的数据，土地改革之后，伊朗的农业生产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暴跌。

这不是农民不努力，这是因为支撑农业的那个分工合作系统，被国王亲手拆掉了。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那至少那些分到地的农民，虽然苦一点，身份上还是提高了嘛。

这就涉及到了第三个问题，也是最让人心寒的一个死结：被遗忘的阶层。

巴列维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盯着那个显眼的目标群体，而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

巴列维的土地改革，盯着的是“有耕种权的佃农”。

在伊朗的传统农村，阶级划分非常细。有地的叫地主，没地但有租约的叫佃农，但还有一种人，他们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

波斯语里有一个词，叫“霍什内欣”。

这个词直译过来非常有意思，意思是“坐得舒服的人”。你听着像是有钱人对吧？完全错了。这个词是对无地农业短工的讽刺性称呼。

意思是你既没有地，也不用操心庄稼长得好坏，你就在那坐着等活儿干，所以叫“坐得舒服”。

实际上，这群人是农村最悲惨的群体。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固定的耕种权，平时就靠给地主打零工、做苦力过活。

这群人有多少呢？根据统计，占了当时伊朗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请注意，百分之四十。

当土地改革的大幕拉开时，这百分之四十的人满怀希望地抬起头，以为国王会给他们一口饭吃。

结果，政策规定得清清楚楚：土地只分给拥有“耕种权”的佃农。

霍什内欣？对不起，你们不在名单上。

这不仅仅是失望的问题，这是生计断绝的问题。

以前地主还在的时候，大农场需要人手，霍什内欣还能打打零工。现在地主被打倒了，大农场被拆解成无数个养不活自己的小家庭农场，那些分到两公顷地的农民连自己都养不活，哪里还有余钱雇人？

于是，这几百万人，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生计来源。

土地改革不仅没有给他们一寸土地，反而砸掉了他们唯一的饭碗。

他们是这场改革最大的受害者。这几百万绝望的人，成了第一批背井离乡，涌向德黑兰的流民。他们心里装着的不是对国王的感激，而是被国家抛弃的深仇大恨。

如果故事讲到这里，你觉得已经够糟糕了，你可能会问，这么明显的问题，巴列维看不到吗？他看到了。

接下来就是另一个骚操作了。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土地改革搞了一阵子，国王发现不对劲。农业产量不增反降，农村一片萧条。

按照正常的逻辑，这时候应该休养生息，给农民补贴，修缮水利。但巴列维国王是一个有着宏大梦想的人，他是一个极度的现代主义者。

他看着那些在土地上刨食的小农，觉得太落后了，太土了，配不上他心目中那个“大文明”的伊朗形象。

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美国那样的大型农业，是拖拉机，是收割机，是整齐划一的现代化农场。

于是，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政府开始强行合并刚刚分下去的小块土地，成立大型的“农业综合企业”。

政府把最好的水源、最肥沃的平原划成片，交给谁呢？交给外国资本，或者皇亲国戚控制的大公司。

在胡齐斯坦省，发生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为了给大兴修筑的水坝和农业公司腾出地方，数万农民被强行驱逐。他们几年前刚刚分到的地，现在国家说收回就收回了。

而且，大公司搞的是机械化种植。一台拖拉机开过去，顶得上一百个劳动力。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原本指望靠种地翻身的农民，发现自己既斗不过老天爷的旱灾，也斗不过国王的大公司。

他们变得“多余”了。

农民发现，在国王的棋盘上，自己从来就不是目的，而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手段。

好，这四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地太少养不活人、水利崩塌没法种地、最底层的农业短工失业、再加上国家强行搞大农业排挤农民。

这就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城乡大移民。

一方面，农村有着巨大的推力，实在活不下去了。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油价暴涨，巴列维国王手里突然有了很多钱，他在德黑兰大兴土木，搞建设。城市里有着巨大的拉力。

于是，数以百万计的破产农民，拖家带口，像潮水一样涌入了德黑兰。

但是，请注意，他们不是作为产业工人进入城市的，他们是作为难民进入的。他们没有技能，没有积蓄，也租不起德黑兰像样的房子。

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那些废弃的空地上，捡来废铁皮、塑料布、烂木头，搭建起一个个低矮、肮脏、拥挤的棚户区。伊朗人给这些地方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铁皮城”。

接下来又有人要问了，这有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也有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搞工业化吸收劳动力不就行了？

巴列维国王当时确实想搞工业化，而且是疯狂地搞。

但为什么伊朗的工业化没能像中国长三角、珠三角那样，把这几百万洗脚上田的农民变成稳定的产业工人，反而让他们变成了愤怒的街头暴民？

答案在于：巴列维搞错了工业化的方向。

他搞的是一场“排斥劳动力的工业化”。

巴列维有一个执念，他想让伊朗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强国（排在美苏日德之后）。

为了这个面子，他看不上那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玩具、鞋帽、小商品组装），因为他觉得那是穷国干的事。他要干就干“高大上”的。

 他把石油美元砸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石油化工、钢铁厂、核电站、汽车制造、铜矿冶炼。

结果是，工业产值确实上去了（GDP数据很漂亮），但就业岗位并没有同步增长。几百万进城的农民，发现工厂的大门对自己紧闭，因为他们连机器说明书都看不懂。

1973年石油危机后，油价翻了四倍，伊朗暴富。但这反而成了工业化的毒药，也就是经典的“荷兰病”。

这就导致了一个恐怖的现象：工业空心化。除了一些国家养着的巨型国企，那些本该吸纳大量底层劳动力的民营中小企业，在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下纷纷破产。

巴列维引以为豪的民族工业，很多是所谓的“螺丝刀工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的国民神车——“佩坎”。

巴列维宣传这是伊朗制造的汽车。但实际上，核心零部件几乎全是英国进口的，伊朗工厂只是负责把这些零件像拼积木一样组装起来。

你可能会问，那这几百万进城的农民靠什么活下来的？
答案是：建筑工地。

1970年代初的石油繁荣，引发了德黑兰的房地产狂热和基础设施大建设。进城的农民虽然进不了工厂，但可以去搬砖、扛水泥。

在1970-1975年间，建筑业是吸收农村移民的主力军。这些农民拿着日结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
当石油繁荣的泡沫在1976年左右开始破裂，巴列维政府为了控制通胀，被迫采取紧缩政策，大规模叫停建筑项目。

同时，涌入城市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

而巴列维建立的那些高端工厂，需要的是技术工人。

伊朗国内当时没有承接这部分劳动力，不是因为没钱搞工业化，而是因为搞了一场“贵族式”的工业化。

巴列维看不上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就像现在的中国，越南、孟加拉做的那样），他跨过了这个阶段，直接去搞高科技重工业。

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农村活不下去，进了城又融不进工业体系，最终只能变成城市边缘的“流氓无产者”。

当霍梅尼递给他们一把火把时，就在这些铁皮城里，最致命的化学反应发生了。

我们要知道，这一百多万进城的农民，他们的身体虽然进入了现代化的德黑兰，但他们的脑子，还是传统的、宗教的、保守的。

他们在村里的时候，虽然穷，但那个社会是熟人社会，有宗族，有长辈，有尊严。大家都穷，穷得坦荡。

但是到了德黑兰，情况完全变了。他们住在散发着臭气的阴沟边上，抬起头，看到的是德黑兰北城那些富人。

他们看到富人们开着进口的豪华跑车，看到富人的太太小姐们穿着巴黎最时髦的短裙，不戴头巾，喝着红酒，听着西方的摇滚乐。

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贫富差距，对于这些保守的农民来说，不仅仅是羡慕，更是一种极度的被羞辱感。

在他们朴素的价值观里，这一切都是罪恶的。他们觉得巴列维国王不仅骗走了他们的土地，还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充满罪恶、不道德、背弃了伊斯兰传统的西方妓院。

那种被剥夺的愤怒，混合着宗教的羞耻感，在铁皮城里发酵、升温。

这时候，我们再看巴列维国王，他还沉浸在“大文明”的梦幻里，在皇宫里举办极度奢华的庆祝波斯帝国建立两千五百年的大典，用直升机从巴黎空运鲜花和香槟。

他不知道，就在几公里之外的贫民窟里，炸药桶的引信已经被点燃了。

结局我们都知道了。

当那个名叫霍梅尼的老人振臂一呼，说要建立一个公平的、伊斯兰的、照顾穷人的政府时，这几百万住在城市边缘、一无所有的愤怒移民，立刻就成了革命卫队最狂热的兵源。

他们冲上街头，烧毁电影院，砸烂豪车，最后推翻了那个自以为是他们“解放者”的国王。

你看，没有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不是想着放开市场、放开管制，让市场发育出最适合的产业，而是试图用背离经济规律来搞改革，失败就是必然的。

回头看看东亚的市场化改革，你就会明白，东亚人算是幸运的，没有走太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