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婚姻市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彩礼越来越高，动辄数十万，让许多普通家庭望而却步。

媒体报道中充斥着因彩礼问题而陷入困境的故事：农村小伙子为凑彩礼四处借债，城市白领为买房娶妻背负三十年房贷，甚至有人因无力支付彩礼而放弃婚姻。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人开始抱怨："现在的女方太物质了！"、"婚姻变成了交易！"、"传统美德到哪里去了？"

然而，我们是否想过，这一切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天价彩礼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中国男性群体自身长期以来保守思想和政策偏好的必然结果。

第一重围墙：对外来人口的严格限制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移民政策之一。根据《全球移民报告》统计，中国的永久居留权（绿卡）是全球最难获得的。

2019年数据显示，中国颁发的绿卡仅约1万张，而同期美国颁发了约100万张，加拿大颁发了约34万张，即使是人口仅有中国1/10的日本，每年颁发的永久居留权也达到约5万张。

有意思的是，许多中国男性对此竟然表示自豪："我们的绿卡那么难拿，说明我们国家多么强大！"殊不知，这种政策恰恰是切断了解决性别失衡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国周边有大量生活水平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以人均GDP为例：

• 俄罗斯：约11,654美元（2023年）
• 乌克兰：约4,384美元（2023年）
• 越南：约3,756美元（2023年）
• 菲律宾：约3,646美元（2023年）
• 印度：约2,256美元（2023年）
• 中亚五国平均：约5,000美元（2023年）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2,000美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女性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实际生活水平，其实远高于GDP的差值。

如果实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允许这些国家的公民更容易获得工作签证和居留权（反对公民权和福利权），将会有大量女性愿意来到中国工作和生活，进而融入中国社会，与中国男性组建家庭。

然而，现实是什么？外国人想在中国工作，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需要有本科以上学历，需要有至少两年相关工作经验，需要获得由雇主申请的工作许可证。

在香港，有大量的菲佣可以自由去香港工作，但中国中产请得到吗？不允许。基本上只有外国企业高管才能申请到这个资格。

即使是合法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国人，要获得永久居留权，通常需要在中国连续居住满5年，每年至少9个月在中国，且必须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所证明。

而嫁到中国来的外国女性，在中国是不能工作的，派出所每年要巡查，五年后，拿到中国绿卡后，才能工作。

你不能工作，外国女性又为什么要嫁到中国来？

这些规定使得大多数外国女性几乎不可能长期在中国生活，与中国男性结婚的成本非常高。

第二重围墙：文化排外与民族主义情绪

除了政策限制，广泛存在的文化排外心理也构成了阻碍外国女性融入中国社会的无形屏障。

同样的中国大多数男性群体，对中国女性嫁给外国男性却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从"崇洋媚外"到"数典忘祖"，各种帽子扣下来，仿佛中国女性选择外国伴侣就是一种背叛。

当自己面临婚恋困境时，却又将责任全部推给"物质女性"和"畸形的婚恋观"。同时还各种抵制外国人来中国生活。如果外国女人因为羡慕中国男人的物质水平高而想嫁到中国，他们又该如何自处呢？

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间，有大量中国女性通过婚姻移民到欧美国家、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根据美国移民局统计，仅2018年就有约1.5万中国女性通过婚姻获得美国绿卡。相比之下，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嫁到中国大陆的女性数量则少得可怜。

这种单向流动不仅加剧了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也进一步推高了彩礼价格。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供不应求时，价格自然水涨船高。而解决之道显而易见：开放工签和涉外婚姻政策，引入新的婚恋市场参与者，平衡供需关系。

第三重围墙：性产业的严厉打击

当婚姻成为普通男性难以企及的奢侈品时，性产业本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这并非鼓励不道德行为，而是承认人类基本生理需求的现实。然而，中国的保守主义男性主导的政策再次筑起了一道墙。

中国对性产业的打击力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最严厉的。与德国、荷兰等将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不同，中国将任何形式的性交易视为非法。这意味着那些无力支付高额彩礼、暂时或永久无法进入婚姻的男性，连这一替代选择也被剥夺了。

奇怪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大力支持打击性产业的，往往是同一批对高额彩礼怨声载道的男性。

他们一边抱怨自己娶不起妻子，一边又坚决反对任何可能缓解这一问题的替代方案。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不禁让人怀疑：究竟是谁在制造这种困境？

第四重围墙：对"二婚"和"剩女"的社会歧视

在许多发达国家，离婚后再婚已成为常态，人们对此普遍持开放态度。然而在中国，"二婚"女性仍然面临严重的社会歧视。许多男性在择偶时明确表示"不接受二婚"，即便自己也是离异身份。

同样，对于所谓"大龄剩女"的污名化也主要来自男性群体。30岁以上未婚女性在中国往往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被视为"有问题"的群体。讽刺的是，同年龄段的未婚男性则被委婉地称为"黄金单身汉"。

这种双重标准不仅反映了传统父权文化的顽固残余，也进一步缩小了可选择的婚恋对象范围。

什么子宫里死过人的，就不能要之类的传言，满天飞。

当男性群体普遍拒绝接受"二婚"女性和"大龄"女性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自己脚下挖坑，进一步推高了"适龄未婚"女性的市场价值，间接导致彩礼水涨船高。

第五重围墙：农村集体经济导致的重男轻女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长期保持在115:100以上（男:女），远高于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103-107:100）。

这意味着，每年都有数百万男性注定找不到中国籍的女性伴侣。

这源于农村集体经济与传统制度结合下的“资产分男不分女”的制度，只有男丁，才能分到宅基地、集体资产，这使得男女在财产权上的不一致，进一步刺激男多女少。

截至2020年，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约3500万。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加拿大的总人口或者北欧五国人口的总和。

面对如此庞大的"剩男"群体，高额彩礼几乎是必然的市场反应。

然而，即使在认识到人口危机后，中国的政策调整仍然主要集中在鼓励本国公民生育上，而非开放移民政策来平衡人口结构。

这种思路上的局限，恰恰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排外心理。

结语：打破自筑的牢笼

回顾上述种种，不难发现，天价彩礼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背后，往往有保守思想在作祟。那些抱怨"娶不起"的男性群体，恰恰是那些支持严格移民政策、排斥外国人、维护传统性别角色、反对性产业合法化的群体。

他们在不经意间，为自己编织了一张无法逃脱的网。

如果中国真的要解决"天价彩礼"和"剩男"问题，就必须勇于打破这些自筑的围墙：推行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消除对外国人的文化排斥和歧视；重新思考对性产业的政策定位；打破对"二婚"和"大龄"女性的污名化；从根本上改变导致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文化因素。

最讽刺的是，当代中国男性一边抱怨人口不足、女性短缺、彩礼高昂，一边又在政策和文化上支持各种限制性措施，阻止潜在解决方案的实施。

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不正是"天价彩礼"问题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吗？

在这个意义上，天价彩礼确实是中国男人自己种下的苦果。

当我们再次听到有人抱怨"现在的女方太物质了"时，也许应该反问一句："是谁造成了这个局面？"答案或许就在镜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