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建议，让企业家代表参与制定涉企的政策制定。

这个建议乍听起来挺合理的。

因为显然是企业家更懂经济，他们在市场中搏击风浪，判断和满足消费者需求，跟劳动者整天打交道，天天面对各路人马的骚扰和蹂躏，最懂得市场、最明白痛点。让一帮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连小卖部都没有开过的人去制定涉及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经济政策，是非常荒唐的。

但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提议。

我们赞赏企业家精神，是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企业家组织的。他们判断消费者的偏好，拿出资本冒险，配置生产要素，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经济进步过程中，企业家发挥核心作用。

但这里的“企业家”，只是经济学的“功能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发挥上述功能、在市场中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都属于企业家的范畴。它并不是指某个人或者特定的群体。

具体到企业家个人，在行政权力存在的前提下，为了自身利益，他们也完全可能与权力勾结，为自己排除竞争，获取垄断收益，伤害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这个时候，他就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权力的同盟，是排斥竞争的反市场分子，是剥削消费者的抢劫犯。

如果让他们参与政策制定，结局极有可能是，在国内实行各种准入限制、产业政策，为自己排除竞争，谋求利益和垄断特权；而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是有机的整体，为了使国内反市场的政策得以实施，就必然对外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面对国外的竞争，国内干预政策就会土崩瓦解。

实际上，各种经济干预政策，看似是A4纸发布的，但其实背后就是各种利益集团。

美国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从进步主义时代以来，美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企业集团通过与权力结盟，采取立法手段出台政策，维护自身利益的历史。

美国之所以参与八竿子打不着的一战，是因为影响力巨大，在政商两界通吃的摩根财团，与英国关系紧密。摩根旗下的纽约国民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取得了英国债券的独家承销权，摩根集团承包了英国在美国的武器和物资的采购权。他们通过安插自己人进入联邦政府担任要职，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战争决策。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崛起。洛克希德·马丁、雷神、通用电气等大型集团成为美国军方的合作伙伴，高层人士在军火商和国防部之间“旋转门”。此后主导了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现如今，已经不是为了打仗而生产武器，而是为了生产武器而打仗。

钢铁产业是美国历史上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从卡耐基开始，摩根后来加入，一直以来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成为美国国企，拿到稳定的收益并排除竞争。为了面对国外的竞争，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加征关税，1873-1890年间美国针对英国钢铁制品的关税从未低于50%，最高值为70.2%。1950年代以后，面对国外进口的冲击，美国钢厂与钢铁工人联盟（USW）形成统一战线，联合向政府施压寻求对国内钢铁行业的保护，对日本等国实行贸易限制合约（VRAs），要求其每年出口美国的钢铁不得多于1400万吨。

1977年，卡特政府颁布“价格触发机制”（TPM），对欧洲八个国家以及巴西钢材征收61%的反补贴税和33%的反倾销税。布什政府对12种进口钢铁制品实施平均30%的临时关税；特朗普也依旧走保护美国钢铁业的老路，2018年3月开始对进口钢铁征收25%的高额关税。

汽车产业与钢铁行业如出一辙。1964年，欧美之间的“鸡肉大战”助推了美国汽车产业的崛起。当时美国人沉迷诸如大众甲壳虫之类廉价的德国汽车，德国人则热爱从美国进口廉价的冷冻鸡肉。于是德国农民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德国政府对美国进口的冷冻鸡肉征收50%的高额关税；随后，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对德国（后扩大到全球贸易）出口的轻型卡车、白兰地等商品征收25%的关税。

1970年代后，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日本汽车迅速占领美国市场，美国汽车产业和工会势力推进立法进程，里根政府开始对日本汽车企业征收惩罚性关税、签订《美日自愿出口协议》限制日本汽车进口，并且要求国外汽车厂商必须在美国设立工厂，使用美国零部件，雇佣美国工人。

但在这样的保护下，美国钢铁企业和汽车产业失去了创新动力和竞争实力，仍然连年巨额亏损，形成了美国的“铁锈地带”。他们依靠美国政府不断的保护、补贴和输血生存，每年吞噬美国纳税人数百亿美元的税金，并且让美国消费者无法购买国外廉价的汽车。

其原因就是，工会势力闹事，政客要赢得选票，拜登和川普都去为美国汽车工会闹事站台。两派势力沆瀣一气，各有所得，以牺牲美国纳税人和消费者利益为代价。

这就是让企业家参与政策制定的结果。他们在国内，会通过抬高准入门槛、加征税收、环保政策、最低工资法、严苛的监管标准等等，将小企业和竞争对手排挤出局；对国外，会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加征关税、以及现在耳熟能详的“国家安全”之名，不让外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

总之，他们就会把政策制定变成打压竞争对手的利器，让反市场的行为以法律的名义畅通无阻。

很明显，假如让出租车司机制定政策，他的政策就是取缔所有网约车，并将共享单车扔进护城河。

假如让Facebook制定政策，它的政策就是将Tik Tok赶出美国市场。

所有的政策背后，都是利益动机。

现在，这种大企业试图主导政策的趋势，已经从大洋彼岸传染到了我们这里。

比如董小姐。她曾经说，要把企业往死里查，企业才有生命力；必须按照最高标准生产电器，国外的标准都要符合中国制造的最高标准。

你觉得她反常识吗？一个企业家，怎么可能热衷于立法，热衷于被往死里查呢？难道是有受虐倾向？并不是。因为她是行业的领军者，她不怕查，但是小企业一查就死了；凡是达不到她的企业可以搞1000个实验室这种标准的，一律不得进入中国市场。由此，她就可以实现排除国内国外竞争的目标。

现在她又说：

这个建议如果付诸实施，意味着“刺激消费”政策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你家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以及你的手机和电脑，要设置一个使用年限，达到一定年限必须强制报废，甚至，要不要报废，不是你说了算，而是像你的汽车一样，必须每年年检交费，一旦不符合标准，就强制报废。

而这些，都以经济繁荣、你的安全和更好的生活的名义实施。

你说董小姐这种提案，是出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吗？傻子才信。

自由市场，并不需要什么政策，不论是喝茶看报的制定的，还是企业家制定的，都不需要。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政策机制，它唯一要求的就是平等地保护产权，不得设置准入限制，不得限制他人竞争，不得妨碍自由交换，每家企业以迎合消费者需求为己任，而不是依靠政策手段享受垄断特权。

所有干预政策，都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违背，因为那必然意味着侵犯产权，制造不公正的环境，必然意味着消费者的福利受损。这在最近的快递行业政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