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揭秘：美帝是怎么从共和发展成帝国的？
这是一篇讲述美利坚帝国取代美利坚共和国的历史文。
共和国死过很多次，很多次的结局都是走向帝国。
在历史那漫长而又幽暗的画廊里，悬挂着一幅幅，关于“共和国”死亡的肖像。
它们的面容，各不相同。有的，在雅典的广场上，因苏格拉底的毒药而凝固；有的，在罗马的元老院里，被凯撒的剑锋所刺穿；有的，在佛罗伦萨的街头，随萨佛纳罗拉的火焰一同燃烧。
但它们的眼神，却都透露出同一种，深沉而又宿命般的悲哀。
那，是一个关于“自由”，如何，在“权力”的重压之下，被一步步地，窒息、扭曲，最终，化为一具，拥有着“共和国”名号，却跳动着一颗“帝国”心脏的华美尸体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要在这座画廊里，驻足于一幅，可能是其中最宏大、最壮丽，也最令人心碎的肖像之前。
这幅肖像的主角，是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边疆的、身材高大、面容忧郁的律师。
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林肯。
而在他的身后，那片被硝烟与炮火所笼罩的背景，就是1861年的，美利坚。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这是一个关于“解放”的故事。一个伟大的“圣人”，发动了一场正义的战争，去摧毁“奴隶制”这个人类文明的毒瘤，最终，让一个国家，“获得了自由的新生”。
但是，这是一个谎言。
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充满了道德光辉的“神话”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我们将看到，那场著名的内战，或许，并不是一个“共和国”的新生。
恰恰相反，那可能，是一个“共和国”的黄昏。
是那个，由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们，所精心构建的，那个基于“分权”、“制衡”与“州权自治”的，脆弱而又宝贵的“联邦共和国”的理想，被一个更强大、更现代，也更冷酷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幽灵，所彻底吞噬的，一场盛大的、也是最后的“葬礼”。
而林肯，这位“诚实的亚伯”，他，或许无意成为“皇帝”。
但当他，为了那个被他奉为圭臬的、神圣的“统一”的宏伟目标，而选择用战争，去碾碎那个，同样被建国先贤们，所珍视的“自由退出”的契约精神时，他，就已经亲手，为那个日后将主宰整个世界的“美利坚帝国”，举行了血腥的“加冕礼”。
这，是一个充满了悖论、无奈和历史宿命的，悲剧故事。
两种“罗马”的对决
要理解1861年的那场冲突，我们必须先回到，那个更古老的“思想战场”。
回到，那两个，自古罗马时代起，就一直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天空中，相互缠斗的，巨大的“幽灵”。
第一个幽灵，是“共和国”的幽灵。
它，诞生于中世纪欧洲，那片独特的“政治马赛克”之中。
当罗马帝国那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之后，欧洲，没有再出现一个，能够一统天下的“超级帝国”。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无数个，王国、公国、城邦、教会领地、行会、大学……所共同构成的，一个去中心化的、多元的、犬牙交错的“权力拼图”。
历史学家拉尔夫·雷科和让·巴克勒告诉我们，恰恰是这种“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为“西方的自由”，提供了最肥沃的生长土壤。
在这个体系里：
权力，是分散的。
任何一个君主，他的权力，都受到了其他无数个“社会权威”——贵族、教会、城市议会——的有效制衡。
“主权”，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没有一个声音，可以宣称自己是“绝对至高无上”的。
所有的权力，都是有限的，都是在相互的博弈和契约中，形成的。
忠诚，是多层次的。
一个人，他既忠于他的家庭、他的行会，也忠于他的城市，他的领主，以及那个遥远的教皇。
他，不是任何一个“中央权力”的，绝对的“臣民”。
最重要的，是“用脚投票”的自由。
如果一个君主，变得过于残暴，税收过于沉重，他的人民，可以相对容易地，逃到，由另一个领主，所统治的，邻近的城邦去。
这种“人口流失”的威胁，像一根无形的缰绳，时刻约束着君主的权力。
这个，由无数个，拥有自身固有权利的、独立的社会权威所构成的，一个“联邦式”的、“多层次”的政治共同体，就是美国的“联邦政体”。
它，是“美利坚共和国”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思想模板”。
美国人的建国先贤们，他们，正是继承了这种，对“中央集权”的深刻不信任。
他们，设计的，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而是一个，由十三个，拥有自身主权的“邦国”，所自愿组成的，一个“有限权力”的“联邦”。
在这个最初的“契约”里，每一个州，都保留着，那个最根本的，也是最终极的权利——“自由退出的权利”。
这，是“共和国”的，第一张面孔。
第二个幽灵，是“帝国”的幽灵。
它，由那位伟大的，也是最令人畏惧的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他那本不朽的著作《利维坦》中，被赋予了最清晰的“现代面孔”。
社会契约论理论创造者：霍布斯
霍布斯所描绘的那个“现代国家”，它，与“联邦政体”，截然相反。
在这个体系里：
权力，是绝对集中的。
必须，也只能有一个，唯一的、不可抗拒的“主权者”，它的意志，就是法律，它的声音，必须贯穿整个社会。
社会，是扁平化的。
它，不再是由那些，拥有自身权利的“独立社团”所构成。它，被还原成了一堆，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人”的简单集合。
没有，任何中间地带。
在“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和“赤裸裸的个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可以与之抗衡的“中间权力”。家庭、教会、地方社群……所有这些，都只是“主权者”的恩赐，可以被随时，收回。
你发现了吗？
这个“现代国家”的逻辑，它，在摧毁那些“旧的”封建压迫的同时，也摧毁了所有，能够抵御“中央权力”侵犯的“社会堡垒”。
当个人，不再有那些“小共同体”的保护，而必须赤裸裸地，去面对一个，掌握了绝对暴力的“利维坦”时，他，是何等的脆弱和无助。
这，就是“帝国”的，第二张面孔。
一种，以“统一”、“秩序”和“效率”为名，最终，却可能导向，一种更全面、也更无可逃遁的“奴役”的，现代逻辑。
而1861年的美国，恰恰就站在了，这两个古老的“幽灵”，最终对决的，历史的十字路口。
那场战争，从它最深刻的本质上来说，不是“北方”与“南方”的战争。
它，是“联邦共和国”的理念，与“中央集权帝国”的理念，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终极决战”。
而林肯，就是那个，被历史所选择的，“帝国”理念的，最终的执行者。
被神话所掩盖的林肯
在我们讲述这场“决战”之前，我们必须先，把它的主角——林肯——从那个，被后世所塑造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神坛上，请下来。
我们，必须直面，那些被“神话”所刻意掩盖或美化的，“不那么光彩”的历史事实。
事实一：
林肯，发动战争的最初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废除奴隶制”。
这是所有专业的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事实。
但却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最大的“误解”。
林肯，在他1861年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白纸黑字地，说得清清楚楚：
“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去干涉那些，已经存在奴隶制的州的制度。”
他，甚至表示，他支持，通过一项新的宪法修正案（讽刺的是，那本该是“第十三修正案”），来永久性地，禁止联邦政府，干涉各州的奴隶制。
他，发动那场，最终导致150万人伤亡的战争，只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明确宣示的目标：
用武力，去“维护联邦的统一”。
事实二：
林肯，根本不是一个“种族平等”的倡导者。
那个我们熟悉的、在漫画书里出现的，对黑人充满了慈悲的“林肯爷爷”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艺术创作”。
真实的林肯，是一个，典型的、带有他那个时代深刻烙印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在1858年，那场著名的，与史蒂芬·道格拉斯的辩论中，林肯，亲口说道：
白人与黑人之间，存在着“生理上的差异”，这，将永远阻止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平等的条件下”，生活在一起。
既然，他们无法平等地生活在一起，那么，“我，和道格拉斯法官一样，赞成，将优越的地位，赋予白人种族。”
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在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他，从未，为改善黑人的地位，做过任何一件，实质性的事。
那时的伊利诺伊州，黑人，不能投票，不能在法庭上指证白人，不能当陪审员，甚至，不能进入，由他们自己缴纳的税款所资助的，公立学校。
事实三：
而所谓的“邪恶的南方”，其内部，对“奴隶制”的态度，也远非“铁板一块”。
我们常常以为，南方，就是一群为了维护奴隶制，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奴隶主”。
但事实是：
南方最受人尊敬的两位将领——罗伯特·李和“石墙”杰克逊——他们，本人，都反对奴隶制。
李将军，更是称其为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邪恶”。
南方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桑韦尔，在战争期间，甚至提出了一个“逐步解放奴隶”的计划。
而从那些普通南方士兵的日记和书信中，我们看到的，他们之所以而战，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保卫奴隶制”。
而是为了，保卫他们的“家园”，保卫他们所理解的“自治权”和“国民自决”的原则——那些，他们坚信，是他们的祖先，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为之奋斗的，同样的原则。
所以，你看，一旦我们，拨开那些简单的“道德标签”，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真相，是何等的复杂、暧昧，和充满悖论。
一个，并不真正相信“种族平等”的北方总统，发动了一场，最初目的并非“废奴”的战争。
去对抗一个，其内部，也充满了“反奴隶制”声音的，南方邦联。
这，真的，只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简单的“道德剧”吗？
或者，在这场，看似关于“奴隶制”的冲突背后，还隐藏着一些，更深层的、更重大的，“命运攸关之事”？
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
在我们继续深入之前，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更令人痛心的问题：
这场，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惨重伤亡的战争，它，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或者说，除了“战争”，还有没有其他，更和平的、成本更低的方式，来解决“奴隶制”这个问题？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比如杰夫·赫梅尔，他们，给出了一个，响亮的、肯定的回答。
奴隶制，在19世纪中叶，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奄奄一息”的制度了。
西半球的所有其他国家——从海地，到英属殖民地，再到古巴和巴西——所有这些，奴隶制比美国南方，更根深蒂固的地方，它们，最终，都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废除了奴隶制。
在经济上，用来发动那场南北战争的，天文数字般的金钱，如果，被用来，直接“赎买”所有奴隶的自由，不仅绰绰有余，甚至，还能给每一个被解放的奴隶，都分上“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
在政治上，即使，林肯，在1861年，真的允许那七个“墨西哥湾沿岸”的小邦联，和平地脱离出去。
奴隶制，也注定无法长久。
一个，由共和党所控制的，强大的“北方联邦”，它，必然会废除那个，饱受诟病的《逃奴追辑法》。
一旦，北方的边境，变成了“自由的土地”，南方的奴隶，就会大规模地，向北逃亡。
这将大大地，提高南方奴隶主，维持奴隶制的“执行成本”。
最终，这个“特殊的制度”，将在经济的压力下，自我瓦解。
所以，一个残酷的、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那场，被林肯，以“维护统一”为名，所发动的战争，它，非但不是“解放奴隶”的唯一途径。
它，甚至，可能，是所有可能的方式中，最血腥、最昂贵，也最没有必要的一种。
那么，问题，又回来了。
如果，战争，不是为了“废奴”。
如果，战争，甚至，是“可以避免”的。
那么，林肯，和他所代表的那个“北方”，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
而南方，他们，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而抵抗？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关于“两种罗马”的，终极对决。
我们，已经，用一种“帝国史”的视角，为这场即将到来的“美国内战”，铺设好了一个，宏大而又悲壮的“思想舞台”。
我们，看到了，那两个，关于“联邦共和国”与“中央集权帝国”的，古老的幽灵，是如何，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进行最后的缠斗的。
我们，也戳破了，那个关于“圣人林肯”的，简单的道德神话，看到了一个，更复杂、也更真实的“历史人物”。
我们更提出了，一个最令人不安的“反事实”假设：那场，我们以为是“解放之战”的战争，其本身，可能，就是一场“不必要”的悲剧。
有了这些“思想的铺垫”，我们就已经准备好，去真正地，理解那场战争，最深刻的，也最被后世所忽略的，历史意义了。
当“统一”成为“解放”
我们知道，林肯发动战争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联邦”。
但是，那些了解并为他辩护的历史学家们，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解释。
他们说，没错，林肯一开始，确实没想过要解放奴隶。
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这场战争的“意义”，在林肯自己的心中，“进化”了。
它，不再仅仅是一场，为了“统一”而战的战争。
它，升华成了一场，为了“人类解放”而战的，“道德圣战”。
而其中，那些更具“神秘主义”色彩的辩护者，甚至会说：
“解放奴隶，从一开始，就是这场战争，冥冥之中注定的‘天意’。只不过，林肯本人，也是逐渐地，才意识到了，他自己，被置于何等重大的‘历史时刻’之中。”
这个解释，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它，充满了那种，我们已经剖析过的“历史哲学”的味道。
它，把一个，充满了现实政治考量的、复杂的历史过程，给“诗化”和“神化”了。
但是，修正主义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反问”：
“好，既然你们说，林肯的战争目标，‘进化’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认为，南方的抵抗目标，也同样，‘进化’了呢？”
即使，南方，最初，确实有一部分人，是为了“维护奴隶制”而脱离联邦。
那么，在长达四年的残酷战争中，他们，难道就不可能，也开始意识到，这场冲突背后，所涉及的，那些更宏大、更根本的议题吗？
而这个“更宏大的议题”，到底是什么？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那场，关于“两种罗马”的终极对决。
1865年，当罗伯特·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法院，向格兰特将军，交出他的佩剑时。
那，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领袖的投降。
那，是一个政治理念的，彻底的败亡。
那，是“联邦共和国”的那个古老幽灵，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痛的一次“退场”。
从那一刻起，“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
在战争之前，它，更多地，被理解为一个复数名词。它，是“这些”联合起来的“邦国”。它，是一个“联邦共同体”。
而在战争之后，它，变成了一个单数名词。它，是“这个”“国家”。它，成了一个“一体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
那个，曾经被建国先贤们，所珍视的“州权”，那个，被认为是制衡“中央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在这场战争之后，被彻底地，摧毁了。
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州，再也没有了“自由退出”的权利。
从此以后，任何对“中央政府”的抵抗，都不再被看作是，捍卫“地方自由”的“美德”。
它，将被唯一地，定义为“叛国”——一种，最严重的罪行。
那个，由无数个，拥有自身权利的、独立的“小共同体”，所构成的，那个“多层次”的、去中心化的“联邦政体”，死亡了。
取而代之的，是那个，由霍布斯所预言的，那个“中央政府绝对至高无上”的、那个将社会，还原为“原子化个人”的、那个铲平了所有“中间地带”的，“现代国家”——“利维坦”。
这，才是南北战争，最深刻，也最被后世所忽略的，真正的后果。
它，不仅仅是解放了400万黑奴。
它，更是为那个，日后将拥有，前所未有的、可以深入到社会生活每一个毛细血管的“绝对权力”的，“美利坚帝国”，奠定了最坚实的“法理基础”。
先知的悲鸣
这一个，深刻而又悲剧性的转变，当时，有没有人，看清了呢？
有！
而且，看得最清楚的，恰恰是那群，被历史所“抛弃”的“失败者”——那些最优秀的南方思想家。
他们，当然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那些由“现代国家”所犯下的，古拉格、奥斯维辛式的惊天暴行。
但是，他们，以一种近乎“先知”般的直觉，敏锐地，洞察到了，这场“北方的胜利”，将为未来的世界，打开一个怎样可怕的“潘多拉魔盒”。
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悲鸣。
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感叹道：
“如果，中央集权主义，最终，占了上风；如果，我们的共同祖先，所建立的整个自由制度体系，被颠覆了，并反过来，建立了一个帝国……那么，请放心，面对如此可怕的灾难，如此严重的、反人类的罪行，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良心上，还是在人类的审判中，我们南方人，都将洗脱一切罪责。”
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
而那位，被誉为“南方之魂”的，罗伯特·李将军，他在战后，写给英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的信中，更是说出了，那段，堪称“政治遗嘱”的，深刻箴言：
“我仍然相信，维系那些留给各州及其人民的权利和权威，不仅，对于整个制度的平衡至关重要，更是自由政府，得以延续的保障。”
“我认为，这，是我们政治制度，保持稳定的主要源泉。”
“而将各州，合并成一个庞大的共和国，它，必然对外侵略，对内专制。它，必将成为，某种毁灭的前兆。而这样的毁灭，曾经摧毁了，此前有过的一切。”
你听听，这，是一个，一心只想“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者”，能说出来的话吗？
不。
这，是一个，深刻洞悉了“权力”与“自由”之间，永恒张力的“古典共和主义者”，所发出的，最沉痛的警告。
而大洋彼岸的阿克顿勋爵，这位毕生都在研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完全听懂了李将军的“弦外之音”。
正是这种，对“现代国家”这个“利维坦”的，深刻的恐惧，而不是对“奴隶制”的任何同情，才使得他，这位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会对“南方的事业”，抱以如此深切的同情。
在南方的败局，已成定局之后，阿克顿勋爵，在回给李将军的信中，写下了那段，令所有后世的自由主义者，都为之动容的，著名的悲叹：
“我，于州权当中，看到，对主权意志之专制的，唯一有效制衡。而分离权，让我鼓起希望，因为它，不是在破坏，而是在拯救民主……”
“因此，在我看来，你们，是在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进步，和我们的文明而战。”
“里士满战败的损失，生死攸关，它，带给我的惆怅之深，远甚于，滑铁卢大捷所保全的一切，带给我的欢欣。”
为什么？
因为，滑铁卢的胜利，只是打败了一个，拿破仑式的“旧帝国”。
而里士满的失败，却意味着，一个更强大的、更现代的、也更危险的“新帝国”的，诞生。
它，意味着，那个，可以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去中心化联邦”榜样的，宝贵的“另类可能性”，被彻底地，摧毁了。
从此以后，“美国的统一”，将成为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
而“中央集权”，将被描绘成，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的潮流。
而这个潮流，最终，将把20世纪，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由“全面战争”和“极权主义”所主宰的，血腥的深渊。
这，才是阿克顿勋爵，真正为之“惆怅”的东西。
一个“道德剧”的重塑
我们，从那个简单的、“南北对决”的战场，一路，回溯到了那个，更古老的、“两种罗马”的思想源头。
我们看到，那场战争，在“废奴”这个道德光环的背后，所隐藏的，那个更深刻的，关于“政体”与“国体”的，根本性变革。
我们，也听到了，那些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的、“失败者”们的，那一声声，充满了远见的、悲剧性的“预言”。
那么，我们今天，花这么大的力气，去“重述”这段，早已尘埃落定的历史，其最终的意义何在？
意义就在于，它，迫使我们去重新审视，那个被我们，当作“公共常识”一样，所接受的“标准道德剧本”。
那个剧本，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好人战胜坏人”的简单故事。
但真实的历-史，却告诉我们，这可能是一个，更复杂、也更悲壮的故事。
这，是一个为了“解放”一部分人，最终却可能，把所有的人，都置于一个，更强大的“权力”之下的故事。
这是一个，为了摧毁一种“旧的奴役”（对个人的奴役），最终却开启了一种“新的奴役”（对国家的奴役）的，充满了历史悖论的故事。
这，绝不是，在为“奴隶制”，做任何辩护。
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罪行，它，必须被废除。
但是，“以何种方式，来废除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美国当代人，用最深刻的智慧，去进行反思的，重大的伦理问题。
是用一种，血流成河的、代价高昂的、并且，会带来一个更危险的“副产品”（中央集权的帝国）的“战争”方式？
还是用一种，更和平的、更渐进的、成本更低的“市场”与“政治演化”的方式？
这，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
而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最大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去“权衡”，这种“历史代价”的机会。
它让我们，对所有那些，打着“崇高”旗号的“宏大叙事”，都抱以一份，最深刻的警惕。
它让我们，对“权力”，这个，总是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最终，却往往会变成新的“奴役者”的，永恒的“魔兽”，抱以最深的不信任。
而这，或许才是我们，能够从那场，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血与火之中，学到的，最宝贵，也最历久弥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