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正在宣布胜利，为什么？

金十数据6月28日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文：“哈梅内伊明明知道自己在说谎，还要如此厚颜无耻且愚蠢地宣称他赢得了与以色列的战争。我清楚地知道他的藏身之处——本可以让以色列或世界上最强大美军结束他的生命。是我把他拯救出来！最近几天，我一直在研究可能解除制裁等事宜，这本来能让伊朗有更好机会实现全面快速的复苏——制裁正在造成严重伤害！但相反，我得到的却是充满愤怒、仇恨和厌恶的声明，于是我立即停止了所有关于解除制裁的工作。伊朗必须重新融入世界秩序，否则他们的处境只会更糟。我希望伊朗领导层能明白，用蜜糖往往比用醋能得到更多。”

这场冲突全球关注，特别是资本市场。我反对任何战争行为，因为没有任何政府战争，是有意义的。

但川普说伊朗正在宣布胜利，他没有说错。

为什么呢？这是不是有点奇葩？被打得这么惨，损失这么大，为什么还在宣布自己胜利了？

我们要看伊朗政府在做什么，他们在遭受了核设施、军事设施被毁、高级将领阵亡的重大损失后，伊朗官方媒体却高调宣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声称其对美国空军基地的打击“迫使”强大的对手接受了停火。

这一幕在许多外部观察者看来，这是一出自欺欺人的闹剧呀。

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从这场具体的冲突中拉开，投向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现实，就会发现这并非孤例，更不是简单的“死要面子”。

伊朗政府的这番“胜利宣言”，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权力的表演”，它遵循着伊朗统治集团必须遵守的、关乎生存的根本法则。

一）一场精心包装的“胜利”

要理解伊朗的行为，我们首先需要将官方叙事与客观事实进行并置对比，看清表象与内核的巨大差异。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网和国家通讯社的报道，整个事件被描绘成一出伊朗主导的、从容反击并最终制胜的英雄剧。其宣传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先是定义胜利。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宣布，通过打击行动，“击败了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并“迫使敌人后悔并接受失败，单方面停止侵略”。这里的关键词是“迫使”，它将停火的主动权归于伊朗。

战争始于以色列和美国发起的一系列精准、猛烈的先发制人打击，在冲突初期，伊朗遭受了不成比例的巨大损失。

其军队的大部分高层指挥官被“斩首”，这对于一个依赖集权指挥的军事体系是致命的。

同时，防空系统、导弹设施乃至部分关键核设施遭到摧毁或严重破坏，这意味着伊朗数十年来投入巨资建立的战略威慑能力有可能彻底不存在了。

伊朗的后续报复，无论在规模还是效果上，都与其遭受的损失不相称。

一位匿名官员私下透露，这本质上是一场“挽回颜面的报复努力”，其首要目标是向国内民众展示政府并未坐以待毙，同时要小心翼翼地控制行动的烈度，竭力避免将冲突升级为一场伊朗毫无胜算的与美国的全面战争。

在中国漫长的皇权历史中，皇帝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天命所归”。

而天灾（如洪水、地震、瘟疫）和人祸（尤其是军事惨败），都会被普遍解读为上天对当朝统治者不满、准备收回“天命”的征兆。

因此，每当遭遇重大挫败，统治者必须立刻进行政治表演。

一方面，他们会下“罪己诏”，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但措辞巧妙，重在姿态而非认错），并将具体问题归咎于个别奸臣，通过“清君侧”来转移矛盾。

另一方面，则会大力宣传祥瑞、前线的小规模胜利，甚至不惜编造捷报，以向天下证明“天命仍在吾身”。

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就等同于向天下所有野心家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公开邀请。

二战后的英国虽仍是世界大国，但国力已江河日下。当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英法联合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并迅速取得军事优势。

然而，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此举极为不满，通过施加巨大的金融压力（威胁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汇率暴跌），迫使英国首相艾登接受停火并撤军。

在军事上占优的情况下，却因经济胁迫而屈服，这一事实赤裸裸地暴露了英国已沦为美国“小弟”的地位。

这种“软弱”的观感，沉重打击了英国民众的帝国自尊心，艾登政府的支持率一落千丈，他本人在党内外压力下，最终以“健康原因”为由黯然辞职。

这次事件，成为大英帝国彻底衰落的标志性时刻，其根源就在于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博弈中展现了无法掩饰的软弱。

当伊朗革命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为人质。

时任总统卡特采取了长时间的外交谈判和经济制裁，但收效甚微。长达444天的危机，通过电视新闻每天都在折磨着美国民众的神经。

随后，他授权执行的“鹰爪行动”军事营救计划，又因飞机相撞、人员伤亡的灾难性失败而告终。

这次失败不仅未能救出人质，反而将美国军事上的无能和政府的束手无策暴露无遗。

卡特总统在电视上那个疲惫、沮丧的形象，与美国人期望的强大果决的领袖形象背道而驰。

这种“软弱”的印象，成为他1980年总统大选中败给高喊“让美国再次强大”的里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在一个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中，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被层层“优化”。

一个前线指挥官，如果如实上报自己的部队损失惨重、任务失败，他将面临的可能是撤职、处分和军事生涯的终结。

相反，如果他“包装”战果，夸大敌方损失，淡化己方伤亡，则更有可能获得嘉奖和晋升。于是，坏消息在传递链的底端就被过滤掉了，传递到上一级的，是经过美化的“好消息”。

每一级官僚都有同样的动机，最终汇集到最高决策者案头的，可能是一份与事实严重脱节、但却无比“鼓舞人心”的报告。

伊朗官方的“胜利”通稿，很可能就是这样一条信息过滤链的最终产物。

统治集团通过其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获得了巨大的、非生产性的经济利益，这可以被视为他们的“权力租金”。

这笔租金的稳定，完全依赖于其统治的合法性。公开承认军事上的重大失败，会直接威胁到这笔“租金”。

民众会质问：“我们纳税供养的军队和政府，连国家安全都保障不了，凭什么继续统治？”

这种质疑一旦蔓延，就会动摇整个寻租体系的根基。

因此，花费巨额资源进行“胜利宣传”，看似成本高昂，但与可能丧失的“权力租金”相比，这其实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旨在维护核心利益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