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如何，拜登决定不了

原创古原古老板的老巢

大家好，我是老古。

分析国际政治问题，先要厘清几个问题。

什么叫中美关系？这就是一个核心问题，中美关系，指的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两国政府关系不好，且容易引发冲突，两国政府关系有所改善，那么就有可能避免误判，导致不必要的冲突。

这种关系的缓和，当然是边际上的改善，毕竟和平是最高价值，没有和平，就没有一切。

但是，中美政府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一组织中，所有人的利益也不是一致的。

我们一般将政府成员中，分为两类人群，一类叫政客，另一类叫官僚。

政客们的核心利益，是政治地位，比如拜登就面临着明年的大选，大选中经济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议题，因此，他需要做出更好一点的数据来证明他有资格继任。

议员们也属于政客，他们的核心利益也是政治地位，特别是美国的众议员，两年就选举一次，越短期的任期，越急于表现，他们需要设定议题，让自己成为舆论焦点，以吸引选民的目光。

因此，美国众议院各种强硬、奇葩的法案是很多的，但大多数并不能成为真正实施的政策。

除去政客，还有官僚。官僚们的核心利益，是权力的大小，权力越大，他可用来交换利益的空间就越大。

所以，任何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只要开设了，他就会鼓动增加更多的权力，只有增加权力，他才有存在感，他才有可能通过职位权力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

这是所有官僚部门最终不断扩张的根本性的动力。

官僚与政客的利益并不一定是一致的，扩张的权力不一定能为当下的政客带来权力的稳定性，还有可能是反效果。

约束官僚们对权力的追逐，是所有政客都面临的问题，因为有可能这种扩张最终给政客带来地位危机。因为官僚们往往不会考虑政客的问题，他们只聚焦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并且，政客经常更换，因为有任期，而官僚则往往是终身制的，世界上所有的公务员，基本上都能干一辈子。

你看，光是美国政府中，就有总统、议员（参众两院），官僚，他们是存在不同的利益的。

我们说政府关系缓和，仅仅是指拜登作为美国总统，在部分外交问题上有独立的裁量权，然而，他并不代表所有美国政府成员的利益和态度。

因此，哪怕是中美政府之间关系缓和，也不是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他只能说是中美两国政府外交关系上的部分缓和。

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在全球展开竞争，本质上，这些企业并不存在国家这个前缀词，只不过是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将企业冠上国籍名字。

比如抖音是哪里的企业，他的老板张一鸣已经移民新加坡了，他的创始地和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而他的业务遍及全球。

但是抖音在美国倍受打压，理由是，这是一家中国企业。很多议员们都拿抖音说事，这些议员们被什么利益驱动呢？

他们被背后的当地企业所驱动，脸书就是一直在推动美国政客们发动对抖音的管制的重要企业，因为二者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当下的中美两国政府间外交关系的部分缓和，与这种竞争压力下由利益驱动、由政治机制驱动的争斗，会消失吗？不会。

美国军工复合体，是由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来的特殊的美国政商关系，这种政商关系，是由美国的官僚们与军火商们共同构建而成的。

五角大楼、中情局这些机构的官员们的利益，与军工企业形成了共构，而官僚们会驱动冲突的产生，而不是管控冲突。如果冲突没有了，那么，五角大楼和中情局官员的存在感就没有了。

没有问题，那就是创造问题出来，这是所有政府职能机构共同的特点，不如此，他们的价值何在呢？

如果再叠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那么，发动冲突，就成为这些官僚部门的利益之所以。

因此，夸大战争风险，或设置假想敌，以争取预算和更大的权力，是这一类部门最为常见的扩权手段。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我们能看到的所有鹰派，并不仅是他们具备有某一种强硬的意识形态对抗观点，更多的是，他们服从于庞大的军事组织和军事生产部门的利益。

给定任何一个政府职员以管制某事的权力，那么，不停地扩权和增加预算，就是这一个职员天然的行动逻辑。

当然，他们的扩权会受到制约，那就是大多数的民意。大多数的民意若不认同美国存在巨大的战争风险，就很难接受美国有全球如此庞大的军事开支。

在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是坐电车上下班的，连公车都没有，军队规模极小，全国也就不到二十万常备军。

孤立主义是每年国会议员们要宣读的誓词，被认为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但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成功地将美国转变成了为孤立主义的彻底对立面，即让美国成为了世界政府。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建立在全球管制基础上的军工—官僚利益集团，打击全球竞争的企业家——议员利益集团，管制劳动力的工会——政客利益集团。

不管拜登在谈什么，这些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都不会发生改变。

因此，对于中美两国的企业和民众来说，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就必然会持续增加管制。

自7月以来，全球最大的3家芯片制造商英伟达、英特尔和高通强调，打压中国将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对政府、半导体产业和政策研究组织等的20多名官员的采访显示，他们不但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的会晤中质疑白宫的国家安全智慧，还寻求智库的支持，并敦促华盛顿各方领导人重新考虑额外的芯片限制措施。

但是，另一群人工智能服务商，比如微软、脸书、谷歌，他们则认为禁止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有利于他们击杀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服务商的竞争。

这些利益结构在，英伟达、英特尔就阻止不了美国的芯片法案。

不仅如此，美国工会不仅逼迫三大汽车工厂提升薪资，还成功地逼迫日系车企在美国提升薪资，那么可见的未来，对来自中国进口的汽车进行贸易管制，也是一个必然。

拜登能改变这些吗？不能。因此，贸易冲突依然会持续。

脱钩断链，军事冲突，并非由某一个政客在驱动，而是由一群试图通过政治获得不当利益的企业、军工厂、工会组织们在驱动。

中国当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国有企业利益集团反对开放竞争，希望用关税和管制壁垒阻止来自全球和本土的企业竞争，以维护他们低效的生产。

只要你站在具体人的职务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角度，你就能看清这些冲突背后其实都是利益驱动的结果。

利益集团越庞大，涉及到的利益规模越大，变革往往就越难以进行。

反全球化的趋势，暂时没有止跌的可能性。各国的利益集团已经尾大不掉了，除非民众的观念变革，推动大量的裁减政府机构，推动更加开放自由的营商环境，否则，这些利益集团只会在利益驱动下，不断地要求管制和阻断各国民众间的自由贸易。

中国民众也没有几个支持三零政策，支持单边自由贸易的主张，反而聚焦在国际政治关系上，其实没有什么用的。

破除国际政治关系带来的贸易冲突，只有一招，就是全面开放，取消关税，取消一切国外企业的进入门槛，取消一切补贴。

他国的贸易管制伤害了另一国的企业，本国实施的关税和管制不是一样伤害本地区的企业和民众吗？与其天天与他国谈政治，不如本国就直接取消这些玩意，不是更简单快捷么？

取消关税，牛肉你都可以吃到十块一斤的，所有消费者因此减少支出。取消关税，在中国生产的所有企业，都可以降低成本，可以吸引全球投资，弥补被贸易管制伤害的企业竞争力，还可以降低税收，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让这些国际政治带来的贸易管制的伤害降低到最小。

这些比中美会议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