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法律的关系

经济学与法律（包括政治、伦理等），往往被视为两个不相干的领域的问题。然而，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经济学作为有关人类社会的合作秩序得以可能的理论知识，事实上构成法律的理论基础。“法律”是在这样的秩序中“生长”出来的。因此，“法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秩序。对秩序的正确理解，是产生真正的“法律”的条件。假如人们对秩序的理解发生错误，那么很容易把束缚个体自由的规则视为“法律”。对法律与经济学的关系的如此理解，与芝加哥学派“法与经济学”（基于最大化计算的法律实证主义）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经济学的性质与法律的性质，都要从“功能”的角度去理解。如上所述，我们把那种使普遍的合作（自发秩序）得以可能的理论知识定义为“经济学”，而不是根据是否带有“经济学”这三个字的经验实体，如经济学院、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期刊等等去定义经济学。也即，经济学不是“学科”概念，它与经济学院、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期刊等等无关，或者说 ，经济学未必就在经济学院、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期刊等等中，相反经济学需要人们自己去发现或认知。经验实体与本质的区分非常关键，真正有价值的经验实体，即有助于个体幸福增进的经验实体，是在对本质的认识的基础上建立的，而现实中存在的经验实体，如国家，大学，法律，经济学院，经济学期刊等等，则未必是这样，它们可能是人为建立的，不是服务于自发秩序的需要，而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需要。

同样，对“法律”来说，也要从“功能”的角度去理解。法律是协调无数人行动的规则，同时也是使个体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利用他人的知识的规则。因此，这样的规则，往往并不体现在法学院的授课内容中，法学教科书中，或政府颁布的法律条文中。也即，就像经济学与带有“经济学”字眼的经验实体无关一样，“法律”也与带有“法律”字眼的经验实体无关。

所以，要区分人们正在使用的法律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前者是服务于既有秩序的，既有秩序比没有秩序强，因为它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稳定性。但是既有秩序是一种状态，而自发秩序是一个过程，所以既有秩序不等于自发秩序。既有秩序及包含在既有秩序中的法律，必须不断地朝着自发秩序的方向演化。这样的“演化”，不是自动发生的，是人们在认识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选择”的结果。假如人们对这种经济学知识是无知的，那么就容易把法律的经验形式视为法律本身，从而使这种演化不能发生。

如前所述，法律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法律”，是因为它在服务于合作秩序中所具有的“功能”。法律的权威性，也正是来自于它所具有的这种“功能”，而不是来自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及其“君主”或“皇帝”的化身。在那些未开化的国家，人们往往是先树立这样的权力，把它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然后把它作为法律权威性的来源，这意味着“他律”或“专制”，同时，这也是立法或法律实证主义思维，而不是真正的法律思维，即作为一种功能的、自发演化的法律观。也正是这样一种思维，使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这种法律观，与“法律”来自于“天”的“宇宙论”或“自然论”有关，然而，这种宇宙论或自然论，最终导致“君主”成为“天”的代表（天子），成为立法者，使他的意志名正言顺地成为法律。它与本文强调的“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法律观”是截然不同的。

经济学是有关“目的与手段”的科学。合作秩序是普遍增进个体幸福的手段，经济学与法律都是促进合作秩序的手段。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经济学是“理论”，而法律是“历史”，前者是“抽象的原理”，而后者相对具体一些，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抽象的。还有，经济学是演绎性的，并且也是确定性的，但法律不是演绎性的，同时也不是确定性的，因为法律是人的行动的结果，是处于演化之中的。两者的联系，如前所述，在于经济学为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比如在前面，我们认为法律的性质应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理解，而功利主义正是经济学的方法。还有，法律没有本体论地位，它存在于秩序之中，它只是经济学所揭示的普遍合作原理的“具象化”，是对经济规律的确认。假如否定了经济学揭示的普遍原理，那么社会秩序就变成任意的，法律也变成任意的，也就是容易使秩序（法律）处在一种不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状态中。

基于“法律需要借助于经济学”这一认识，我们认为真正的法律，即有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法律不能被视为“自动出现的”，相反，应该被视为人们利用经济学知识进行选择的过结果，法律的演化，是伴随着人们利用（选择）这种知识，即它不能在脱离这种知识的情况下发生。美国的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保护私有财产权等制度的建立，正是一个例子。因为这种制度的建立，与“人的目的性”、“企业家精神”、“知识的分散性或地方性”等经济学原理是一致的。我们不清楚美国国父们从哪里获得这种知识，可能是在实践中习得，也可能是受英国、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这个问题不重要。因为我们所说的这种经济学知识，是“实践性的”，它不一定非得是“经济学家”或“念过经济学”才拥有，商人或企业家可能比“经济学家”更准确地把握了经济学。西方近代的兴起，是这种知识被发现与利用的结果。经济学知识的利用取得突破时，才能使法律（政治）的巨大进展具有可能性。在一些国家，由于这种知识的利用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有关“国”的错误观念笼罩在人们头上，阻碍了他们文明的进展。

法律（政治）不能脱离经济学原理对它提出的要求，假如无视或否定经济学，那么就会导致政治建构的任意性，使得政治成为普遍增进个体幸福的阻碍。很多“政治学者”，最终沦为国师，用政治去否定法律，也是这个原因。当政治要朝着不断满足经济学对它提出的要求的方向调整时，不同的政治实体的利益是相一致的。但是，这与“政治服务于经济”是有区别的，后者意味着“重商主义”。俄乌冲突与贸易战，也可以放到这一视角下理解：当政治脱离了经济学原理，从而导致政治不受真正的法律的约束时，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