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投资的本质，是放弃一切幻想

二

价值投资对“已发生未来”的倚重，以及对“多余假设”的摒弃，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根基。

首先，它与经验主义，特别是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思想，遥相呼应。

经验主义主张知识来源于感官经验，对价值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决策更多依赖于可观察、可验证的事实——公司历史财报、经营记录、商业模式的实际运作等。

休谟的“归纳问题”更是点出了经验预测的局限：我们无法从逻辑上证明过去重复发生的事件，未来也必然会同样发生。

太阳过去每日升起，不构成其明日必然升起的逻辑保证。

这警示价值投资者，即便基于历史数据的推断也非绝对可靠。

休谟连因果都怀疑，更何况那些隐藏在因果之后的多余假设呢？

因此，“打个折”——即寻求“安全边际”——便成为对休谟式怀疑的务实回应。

这个折扣不仅是对估值误差的缓冲，更是对“未来可能不按历史剧本上演”这一根本不确定性的敬畏与补偿。

它承认了人类认知和预测能力的局限，不把过去的成功简单外推为未来的必然。

价值投资者在经验证据基础上做出概率判断，而非奢求绝对的预知。

从这个角度看，从休谟到富兰克林，再到芒格和巴菲特，在哲学层面是一脉相承的。

三

除了经验主义的审慎，价值投资的现实主义色彩中，还带有一丝清醒的“悲观”。

这里的“悲观”并非消极绝望，而是一种审慎的风险意识，对世界复杂性和事物发展曲折性的深刻理解。

它表现为一种底线思维——时刻警惕潜在风险，相信“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它总会发生”（墨菲定律的通俗演绎）。

对于“困境反转”这类幻想，悲观的现实主义者抱有极大怀疑。

他们明白大型组织的积弊往往根深蒂固，扭转颓势需天时地利人和，概率不高。

对人悲观一点儿，总是好的。毕竟“人类令人失望”这件事儿从不令人失望。

他们更倾向于相信事物维持原有惯性的趋势。因此，价值投资常将资本安全置于增长之前（“投资首要原则是不要亏损”），这正是悲观现实主义的体现。

它首先考虑“万一失误怎么办？”，而非“如果成功能赚多少？”。这种心态使其天然倾向于低估值、高确定性的资产。

同时，这种现实主义也包含了对市场参与者人性的洞察，格雷厄姆的“市场先生”比喻即是明证，价值投资者试图利用而非被非理性情绪裹挟。

的确，这种悲观到骨子里的理性主义，似乎混合了格雷厄姆半生的悲惨经历，和巴菲特家族基因层面的冷酷。

更进一步，当我们审视巴菲特和芒格的智慧时，会发现他们对商业世界中一种更根本的趋势——“熵增”——有着敏锐的洞察。

他们曾言，“一家好公司早晚要落到糟糕的人手里”，以及“不能永远运动下去的东西早晚会停下来”。

这些论断，与物理学中“熵增定律”（系统总是自发从有序走向无序）在哲学层面异曲同工。

价值投资者警惕那些基于“永动机”式增长的估值模型，关注“护城河”的持久性及企业开辟新“负熵”来源的能力。

安全边际，亦可视为对抗熵增的缓冲带，为未来潜在的“熵增”风险提供补偿。这种对周期和均值回归的尊重，也是对熵增规律的认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价值投资者只计算“已经发生的未来”，而且还要打一个折。

四

《滚雪球》作者爱丽丝·施罗德曾经分享过巴菲特早期一笔鲜为人知的个人投资——中部穿孔卡公司，便生动诠释了如上原则。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是拒绝幻想，后半段则是计算真实价值。

在50年代，IBM是计算机行业的绝对霸主。

当朋友韦恩和约翰计划创办中部穿孔卡公司，从中西部地区与IBM高利润（毛利率超50%）但被迫剥离的穿孔卡业务展开竞争，并邀请巴菲特投资时，他断然回答：“不。”

这并非因为他不了解科技行业，而是他投资流程的第一步便是拷问：

“这个生意有没有可能因为某种灾难性风险而彻底失败？”

在他看来，一家初创企业直接挑战如日中天的IBM，失败风险过大，属于应被放弃的幻想。

大概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巴菲特没有投资好友盖茨的微软公司。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韦恩和约翰毅然推进，一年之内，公司每月已能成功印制3500万张穿孔卡，生意兴隆。

当他们为扩大生产、购买更多卡罗尔印刷机而再次找到巴菲特寻求资金时，他产生了兴趣。

因为，“灾难性风险”这一关键因素已通过市场的实际检验得到极大缓解——这家公司已经证明了自己能与IBM成功对抗，这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的未来”。

于是，巴菲特开始了他标志性的价值计算。他获取了详细的经营数据：

公司资本年周转7次；

每台卡罗尔印刷机成本7.8万美元，每次运转卡片盈利超过1.1万美元（意味着一年一台机器的盈利足以再购新机）；

净利润率高达36%（一说40%）；

销售额已达100万美元，并以超过70%的年增长率飙升。

巴菲特并未构建复杂的财务模型去预测遥远的未来。

他像研究赛马往绩一样，细致分析这些历史数据，核心是判断销售增长和成本优势能否持续。

除此之外，不做任何多余假设。

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在公司销售额达到200万美元时，能否获得15%的初始回报。

基于已有的强劲数据，他判断可以做到，并且这个目标本身已隐含了巨大的安全边际——因为他在评估时，只保守地按约一半的实际高利润率来计算。

最终，巴菲特用6万美元个人资金（约占当时其个人净资产20%）投资，获得了该公司16%的股权及部分次级债券。

这笔始于对不切实际幻想的果断拒绝，终于对已验证业绩的审慎计算与保守“打折”的投资，在接下来的18年中，为他带来了年化33%的惊人复合回报。

这完美演绎了价值投资的真谛：

立足现实，摒弃幻想，稳健前行。

五

当然，“不做任何假设”，必须在数学意义上才有价值。这关乎概率和置信度。

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并不需要总如投资般理性而冷酷。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每天都在做无数个假设：

假设明天太阳还会升起；

假设大气层还完好无损；

假设毁灭地球的核战争还没有发生；

假设自己还能够安然醒来；

......

这些假设，已经被我们设为默认选项。--很多时候，我们会因此而低估了这些假设对生命的伟大庇护。

父母会假设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

年轻人会假设将来能过上美好生活；

科学家假设自己的发明能够拯救人类；

......

这些假设即使落空，也并不悲哀。

生命中总是要有一些幻想，哪怕实现的概率极低。

但是，对于投资、创业、择偶等次数极少、成本极高、几乎不可逆的重大决策，如价值投资一般，放弃一切幻想，不去做那些先入为主的假设，也许是更理性的行为。

在这些关键节点上，“放弃幻想”意味着，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假设一切终将如我们所愿般美好，更不能毫无保留地假设人性总是经得起考验、在重大利益面前始终闪耀光辉。

相反，对潜在的阻碍、人性的幽暗复杂乃至可能的背叛与自私，都应有充分的预期和准备。

在投资中，这意味着不盲从于管理层的乐观陈词，要警惕其言行不一与潜在的道德风险；

创业时，需洞察合作伙伴的真实动机与能力，而非仅凭一腔热血与对友情的过度信赖；

择偶时，更要穿透最初的吸引与激情承诺，审视双方在利益冲突与生活压力下的真实品性与责任担当。

这种不轻易假设“美好”、不轻信“人性”的审慎，并非要我们悲观厌世或放弃信任，而是为了在重大抉择中保持最大限度的清醒与主动，为自己构建最坚实的保护层，避免因天真的预设而陷入无法挽回的困境。

最后

当在价值投资的世界里，没有水晶球，只有计算器、对商业规律的敬畏和对人性的洞察。

其概率观的精髓，在于清醒地认知到未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而非单一的预设脚本。

人生与市场的诸多事件，其发生与否，本质上是在不同概率权重下的随机漫步。

多余假设，太多幻想，都是在为概率挖坑。

因此，价值投资舍弃对分布中小概率、高回报“奇迹”事件的执念与赌博，因为依赖奇迹，就如同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偶然性中那根最细的蛛丝（哪怕赔率诱人）。

它转而通过严格的筛选和充足的安全边际，致力于提升大概率获得满意回报的可能性，并最大限度规避灾难性损失的风险。

这是一种深刻理解赔率与胜率的智慧：

不为虚幻的高赔率所惑，而专注于提升长期博弈中的“期望值为正”的胜算，确保每一次决策，都是在概率的天平上，向着更有利于自身的一端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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