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走向中等收入陷阱吗？来看另一种解释
中等收入陷阱，又称南美化。
主要由南美国家的现实经验总结而来，是一种现象的总结和描述，他不涉及因果解释。
指的是，一个国家国民达到中等收入后，很快将陷入增长乏力甚至返贫的现象。
南美多个国家都是如此，包括南美主要大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等，这些国家在八十年代初都进入了中等收入，远远比中国要富，但现在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的实际收入远低于中国人。
好，这是为什么呢？
用奥派来分析，早有定论，福利主义的必然结果。
这些国家都大规模实施了福利制度，免费医疗教育养老，一应俱全，最后都走向了财政破产，然后天量发钞，于是一夜返贫。
但这个解释，还不够，因为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走向福利主义？
今天，我给各位介绍一位芝派的观点，我基本认同。我对芝派的观点很熟悉啊，因为我六七年前成为奥派之前，就是一个资深的芝派迷，学习了十几年的芝派。
芝派的货币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都有涉猎。
这位芝派经济学家叫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
他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是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此人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一个论断，他说，政府的公共支出，主要是为了中产阶级的利益，而税收成本却主要由穷人和富人承担。
1970年，他的同事、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基于他的观点，代笔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公共收入再分配的迪雷克托定律》。
对，这一观点又被定义为迪雷克托定律。
你一听，这与中等收入陷阱又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的，接下来，我就慢慢给你讲明这个逻辑。
当然我知道，看我文章的，也主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我最后也会说明，中国的中产阶级们的思维，也是当下困境来源之一。
一、迪雷克托定律
先问你一个问题，在欧美国家，政府收税、花钱、搞公共项目，你觉得这些钱最终流向了谁？
不少对经济学有所认知的朋友会说，他们在搞社会主义，他们在劫富济贫，比如纽约市市长，就公开说要抢富人的钱，给穷人发补贴。
比如，很多民主公知也认为，欧美民主就搞了让穷人从出生到坟墓的福利，这些社会主义者们认为这才是人间天堂。
但事实不是如此。
迪雷克托提出的这个公共支出的定律是在说，公共支出主要是为了中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而其税收成本则在相当大程度上由穷人和富人承担。
也就是说，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劫巨富和穷人，济了中富。
当然，不要来抬杠先，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第一，主要为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不是说说穷人一点公共支出利益没有，而是说最大的受益者不是穷人，是中产。
第二，相当大程度上由穷人和富人承担，这也不是说富人是唯一的税源，也不是说穷人不享受任何公共服务，而是说税收的更大的负担，最终落在了两头。
这个定律不是什么纯粹推理出来的，而是迪雷克托通过经验观察结合分析得出的。
这一观察的起点是，政府拥有强制力。
这种强制力使得政府可以做一件市场做不了的事，那就是强行从一部分人手中拿走资源，给到另一部分人。
税收和公共支出，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资源转移。在自由市场里，你不想给，我可以不买。但在政治体系里，你不想交税？不行。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能控制这个强制转移的机器？
斯蒂格勒说，任何一个能够控制国家机器的群体，都会利用这个机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这意味着，所谓的公共政策从来不是什么全民利益的结晶，而是特定利益群体利用国家强制力为自己谋利的结果。
那问题就变成了真正的关键问题。
哪个群体最有可能控制这台机器？答案就是，中产阶级。
为什么？斯蒂格勒给出了一个他的判断。
第一步，先看理论上的穷人联盟。
从数字上看，穷人占人口的大多数。如果所有穷人联合起来，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把富人的财富拿走分给自己。
51%的人拿走49%的人的钱，这在数学上是成立的。
这是很多人的直觉。但这个直觉不对。
第二步，穷人组织不起来。
为什么？因为导致一个人贫穷的那些条件，教育水平低、信息获取能力差、时间精力被生存压力耗尽，恰恰也是阻止他们有效组织起来的条件。
穷人没有时间搞政治，没有资源搞舆论战，没有渠道表达诉求。他们人数虽多，但是一盘散沙。
我记得秦晖在08年左右在炒低人权概念、血汗工厂概念时，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们大声附和，但是，真正在工厂努力加班的人，听都没有听过。
他们没有时间参与这些舆论，生活压力如此之大，工作如此之辛苦，哪有空和知识分子们一样磨牙？
富人有资源，有人脉，有组织能力。但他们人数太少。
不管是选票政治里，还是舆论政治中，人数少就是硬伤。你再有钱，一人一票，你投不过中产。你再有实力，一人一张嘴，都得说得你不敢开口。
于是，中间这51%的人，也就是中产阶级，他们成为了舆论上、政治上的决定性力量。
他们有足够的教育水平去理解政策，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去参与政治，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去形成利益集团。
他们人数足够多，多到可以决定选举结果和舆论风向。
因此，中产阶级，恰恰是政治里最合适的统治者。他们主导了大众舆论，他们驱动了政治的主要力量。
我问你，三座大山论，在中国很流行，其实在美国也挺流行的，三座大山论源于05年之后的中国舆论，到了10年左右发展到了很高的声浪。
请问，是中国最穷的农民们、最辛苦的农民工们的声音吗？不是！
城市房价多少，他们当时不在乎，没有几个农民包括农民工计划在城里买房，他们也不认为教育是压力，因为当时义务教育免费了，就算不免费，农民的孩子上学交学费，也很低，因为有低端学校。他们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很低，大部分人认为孩子读个高中就可以了。
他们认为医疗和养老是压力吗？也没有这么认为，医疗消费对当时的农民来说，还是奢侈品，没有很高的期望值，而靠子女养老，则是几千年的习惯，领退休金，可没有多少农民想过这事。
三座大山论，源于逐步中产化的城市阶层。
而08年之后的政策，如何处理三座大山论是一个重要的主线。你看，中产的舆论力量才是主流的力量。
斯蒂格勒在论文里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你们看看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等教育。公立大学的學生，其父母的收入分布高度偏向高收入群体。加州是个相对富裕的州，其他州的父母收入可能略低，但无论如何调整数据，美国的大学里都是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这话什么意思？公立大学是用所有人的税收来补贴的，但真正享受这个补贴的，是那些有能力把孩子送进大学的中上阶层家庭。
穷人交了税，但他们的孩子大概率上不了好大学。富人交了更多的税，但他们的孩子可能去了私立学校。
真正吃到大块肉的，是中产阶级。
斯蒂格勒还补了一刀，三十年前，公立高中教育也是同样的效果。当年高中还不是义务教育的时候，公立高中的主要受益者也是中上阶层。等到高中普及了、人人都能上了，这个政策就不再惠及中产了，于是政治热度也就下去了。
这个逻辑在今天依然成立。
你看看美国关于学生贷款减免的争论，支持声浪最大的，恰恰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背负着学生贷款的中产阶级。而直接给穷人的福利，比如现金补助，反而总是被各种质疑、各种削减。
为什么？因为中产阶级会为自己的利益发声，穷人不会。
到这里，迪雷克托定律的核心逻辑就很清楚了。
他说的是，在现代政治中，中产阶级凭借其人口规模和动员能力，成为公共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推动那些让自己受益、而成本由穷人和富人共同分担的公共项目。
事实上的结果是，收入再分配不是从富人流向穷人，而是从富人和穷人两端，流向中间。
这个结论太反直觉了，但却是事实。
我写过多篇文章，论证过，在当下，上海一个普通中产，其父母和孩子一生得到的财政补贴，可以高达几百万。
我也写文章说过，要求高速公路免费的，就是中产阶级。
全民税款建高速公路，如果免费，那就是中产阶级占便宜，因为这股舆论开始时，中国农村汽车还没有开始普及，是城市开始普及汽车时，穷人没有车，即使有车，也不经常远行，中产是有钱有闲的一群人，他们渴望高速免费，就是希望所有人交税建高速，他们来拿最大头的收益。
芝派的旗手弗里德曼在他的讲座中经常引用迪雷克托定律，用它来反驳政府是在帮助穷人、剥削富人这个天真的说法。
你想想看，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公立大学、高速公路、警察和消防，这些公共项目谁受益最多？是那些有工作、有房产、有汽车、有子女要上大学的中产阶级。
最穷的人呢？他们可能连医保都看不懂。最富的人呢？他们有自己的私人保险、私立学校、私人安保。
所以，公共项目，本质上是一个中产阶级俱乐部。
二、中产阶级还推动了很多管制
严格来说，迪雷克托定律并没有直接说中产阶级推动管制。它说的是中产阶级是公共支出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受益者。
但我要给这个定律进行补充，既然中产阶级主导了舆论，进一步通过舆论主导了政治，那么他们要推动管制，以增加自己的利益也是必然之举。
管制，本质上也是一种分配，只不过它不是收钱来分配，而是用强制规则来分配。
比如，职业资格认证。
当律师、当医生、当会计师，需要考执照。这算不算管制？当然算。这个管制对谁有利？对已经拿到执照的人有利，他们可以限制供给、抬高价格。谁最有可能已经拿到执照？中产阶级。
再举个例子。城市规划中的容积率限制、建筑高度限制，政府卖地总量控制，城市环境保护等，这算不算管制？当然算。这个管制对谁有利？对已经买了房的业主有利，他们由此限制新楼盘的建设，限制城市的扩张，因为可以保住他们的房产价值。
谁最有可能是有房一族？中产阶级。
你看香港之所以无法扩大土地供给，就是因为香港的政治被中产阶级绑架了，明明香港底层人的住房可以说是灾难级的，甚至有住铁笼子，棺材房的，香港明明有地，还有海可以填海，但是中产就是不同意开发。
因为只要大规模开发，中产的房子的资产价格就得下跌，很多背着贷款的中产，就得成为负资产者。
中产阶级是在位者。他们利用政治影响力，设置各种准入门槛和管制规则，把后来者挡在门外，从而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不是阴谋论，这是理性选择。
因为，任何能够控制国家机器的群体，都会利用这个机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中产阶级控制了国家机器，他们当然会用它来设置规则、建立壁垒、分配利益。
管制也是利益分配的工具。
还记得当年的大气污染的问题吗？河北的钢厂，北京的空气，一边是普通人渴望的工作机会，改善生活的长期职业，另一边是富起来中产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只要技术水平、资本生产条件，未来到一定的水平之前，污染是不可避免的。污染无时无刻不在，八十年代的北京，比2005年的北京，污染更为严重，因为重工业就在市中心，市中心有着大量竖着的烟囱。
只不过，当时大家都穷，空污算什么，还吃不上肉呢。
在中产看来，为了他们的生活品质，消灭穷人的工作机会，在所不惜，因为中产的舆论声音更大。
食品安全类的管制也是一样，今天的农村，食品安全环境都不见得很好，谁会关心添加剂？是中产们，富起来的中产们，对生活水平有要求了，开始要求市场上提供的产品，以他们的标准来进行管制。
至于食品因此涨价，破坏了更穷的人增加食品需求的能力，那他们顾不上，市场的多样性因此被破坏。
美国FDA也是中产们呼吁出来的，富起来就更惜命，就渴望由政府来把关药品，由此推动了药品管制，以至于将药品价格不断推高。
好了，这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关系呢？
三、管制与福利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迪雷克托定律依然是现实。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指南美，而是说全球，他指的是一国经济高速发展后，然后开始停滞，生活水平下降，欧美都是一样的。
这并不是某一种地域特征，其实是全球共有。
你看看今天的美国。
你看看今天的学生贷款。1.7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谁背着？中产阶级。谁在要求减免？中产阶级。谁在反对减免？也是中产阶级中那些已经还完贷款的人，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占便宜。
你再看看今天的住房政策。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房贷利息抵扣来补贴购房者，每年耗费上千亿美元的税收。谁受益？有房的人。谁是有房的人？中产阶级。最穷的人租房子，享受不到这个抵扣。最富的人不需要这个抵扣。这个政策本质上是用所有人的税收，补贴中产阶级的住房。
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是谁在用？还是中产。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怎么办？中产阶级难道就是自私自利的既得利益者吗？中产阶级的行为，也是一种基于自利的选择。
穷人之所以没有发声，不是因为他们道德更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发声。富人之所以没有赢，不是因为他们道德更低劣，而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少。
中产阶级赢得了政策红利，不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坏，而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强，更有组织、更有信息、更有时间、更有资源。
真正的原因在于，当一个国家有了政治分配财产的制度，即运用权力来分配财产时，这一制度必然要被舆论中的主力所利用。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结果。
穷人为什么总是输？斯蒂格勒的答案很简洁，因为他们组织不起来。
这不是说穷人笨，或者说穷人懒。而是说，贫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无能的状态。
你没有时间去看政策文件，因为你要打两份工。你没有精力去参加公共政策辩论，因为你下班已经累瘫了。你没有渠道去表达诉求，因为你身边也没有人懂政治。
贫困剥夺了人的政治及舆论的参与能力。而政治参与能力的缺失，又反过来固化了贫困。
这是一个死循环。
当然，当代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因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让大众舆论不再由中产阶级主导了。
迪雷克托定律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不是他说的，是我总结的。
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国家形成了大量的新中产后，由于在政治上依然有着大规模分配财产的机制和实现通路，因此，中产们就开始利用这个制度，建立了大规模的福利系统，以及各种复杂的管制手段，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其结果是，这个国家就陷入了大规模的财产分配制度当中，以及越来越多的管制当中，最终带来了经济灾难。
传统的解释只说明了，福利主义与管制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实际，而我结合迪雷克托定律则说明了舆论驱动政治，政治再推动福利主义与管制的这条因果线。
四、回到核心
再一次强调，斯蒂格勒论文的哲学起点是，政府拥有强制力，这使得它可以做一件市场做不了的事——强制性地把资源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
在自由市场里，你想从别人那里拿东西，你得用东西去换，这叫自愿交易。但在政治体系里，你想从别人那里拿东西，你只需要控制国家机器。
你以为政府是在帮穷人？不，政府主要是在帮中产。你以为富人是唯一的被剥削者？不，穷人也在被剥削。你以为民主制度天然会带来公平？不，民主制度只是把谁更有组织变成了谁更受益。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迪雷克托定律给这句话加了一个注脚：中产阶级的午餐，是穷人和富人一起买单的。
我也要告诉读者们一个事实，当下，中国的中产们，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一群中产，其中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各种大模规生产带来的物价降低，还有就是他们拿到了财政收入分配的大头。
中国一年福利支出高达近二十万亿（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大头主要就是中产们获得的。这些年，中产知识分子们孜孜不倦地传播福利主义，终于搞到钱了！搞到的还是全世界最好的福利。
中国城市退休老人如此年轻就退休，就满世界旅游广场舞，全球独此一家！
如果没有这种分配机制，努力程度更高工作量更高的那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会过大多数普通城里中产过得好得多。
当然，这帮家伙并不满足，他们说，中国有个屁的福利！
呵呵。
本文基于乔治·斯蒂格勒1970年发表于《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的论文《公共收入再分配的迪雷克托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