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有什么难治理

陈兴杰人文经济学堂

作者：陈兴杰（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最近几年，野猪频繁出现在城镇，一些大城市（比如南京）也有野猪乱闯的新闻。一开始，很多人还抱着猎奇心态，觉得这些事有趣。现代人很少见着野生动物，野猪看起来粗黑蠢笨，它们走街窜巷，看起来很好玩。

事实上野猪是很凶猛的野兽，能轻易刨食树根，咬死牲畜，撞翻行人。野猪与人接触，难免受惊吓，一惊吓就发怒。数百公斤的身躯横冲直撞，猛兽都避让三分，更何况是人。伤人事故多见，出现更严重后果，就很难避免了。

最近陕西安康野猪杀人事件，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发生。一农妇被野猪撞伤，咬破腹肠，痛苦死去，很多人才意识到，野猪入村进城，东奔西窜，不是闹着玩的。死者是一农妇，缺少话题性，倘若咬死幼童，或一下咬死许多人，不难想象会有多轰动。

一般人遇上野猪，惊慌失措，无辜丢命，这不奇怪；可野猪为患多年，各地新闻报道多年，总说治理，结果愈演愈烈。2024年的现代社会，还被农业时代的困扰搞得头疼，就是怪事了。

野猪有什么难治呢？一方面，如前所说，很多人没当回事。另一方面，据说野猪之害，是挺难治理。每次新闻谈野猪伤人，总有各路专家侃侃而谈，说狩猎野猪，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比如说，野猪繁殖太快，一窝就是几十只，现在它们缺少天敌，几年间数量增加许多倍，各地都已泛滥成灾。狩猎野猪的难度太大，枪有管制，猎犬难驯，还缺少专业猎人。总而言之，野猪治理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

说起来煞有介事，其实都是胡扯淡。所有国家的官僚体系，总是倾向于把困难说大，把无能合理化。就像中国人难以想象，一些欧美国家，竟会出现鲤鱼滥滥、龙虾成灾，官僚束手无策的场面。荒谬背后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不妨看看，野猪是如何被正常治理的。我的故乡在福建山区，那里丘陵纵横，树林茂盛，山谷间是稻田。这是野猪喜爱的环境，农村人口稀疏分散，那时生产力也落后，没什么对付野兽的科技手段。按理说，野猪应该泛滥。

事实上，我从小在村里生活，没被野猪困扰，更没听说野猪成灾。它们只是偶尔到田间捣乱，至于伤人害人，闻所未闻。原因人人猜得到：那时的乡下，狩猎野猪完全自由合法——禁捕禁猎的法律虽已颁布，乡下人并不知道，也不以为然。他们自行其是，自发对付这些活跃在山林田间的畜生。

农民没枪没炮，就放捕兽夹，挖陷阱。技艺颇专业，不是人人都会。每个村子有几个兼职猎户，他们流动捕猎，互通信息，互相协作，就完全足够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野猪被捕，运气好的话，会有一窝小猪崽。那时，野猪肉是很常见的野味。

这样无法无天，各行其是的捕猎，会不会造成野猪灭绝？当然不会。野猪食性极杂，繁殖力强，深山野岭到处有野猪踪迹，如何捕杀殆尽。全世界范围看，野猪只有成灾，从没有灭绝风险。另一方面，野猪肉卖得再贵，也不会贵得离谱。捕猎并不容易，不是每次都有收获。野猪多，捕猎者勤快，野猪变少，捕猎自然就少了。

就这样，在一个民间猎人自行其是、成本收益调节的市场下，本地野猪数量大约保着相当的稳定。没有人计划，一切顺理成章，本来就该如此。没人担心野猪灭绝，更不用怕它们泛滥，影响生产生活。

我离开故乡多年，现在那里野猪是否泛滥，我没询问过。当下法律意识普及，猎人和村民再也不敢擅自捕猎，况且生活水提高，很少人再去打猎赚钱。故乡野猪的数量一定大幅增加了，伤人害人的事情，但愿没有发生。

有些学者说，自2023年起野猪就被调出“三有保护动物”名列，管制不再，很快就能恢复正常的野猪生态。这种说法过于乐观了。

野猪不在“三有保护动物”之列，私人狩猎仍被禁止，未经批准，一切狩猎野猪的行为——即使不用枪支弓弩这类管制武器——都可能触犯刑律。近两年，因所谓“放开野猎捕猎”传言，各地不断出现有人因私捕野猪，被定罪判刑的案件。

自2020年起，国家就已经立法，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捕猎、交易和运输。这项法律不仅成规模的野生动物交易完全禁绝，就连民间个体、微小、偶发、分散的野生动物交易，也涉嫌违法。这个过去一直存在的市场，被消灭了。

治理野猪之害，显然不难——农村普通人的手脚，被法律捆住了。他们不敢，也不能主动出手，对泛滥的野猪进行打击。真正有动力、有能力的民间猎人也消失了，只有拿牌照的所谓“专业猎人”，在东奔西走，忙于应付。

这样的治理手法，不说治理野猪之害，就算对付兔子，也会力不从心。要想解决也简单，破除相关法律，将狩猎权逐步放还民间。要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这一项权利放还，一定会在乡村旅游、娱乐体育等领域，激发出巨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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