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补贴发给效率更高的企业，是一种边际改善？

现在有一种假设：如果存在政府订单以及补贴，那么把它交给一个私营企业，可以达成效率上的更优，相对于把订单和补贴发给效率低下的国企，它是一种边际上的改善。

比方说，政府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如果交给一家国企承建，需要200亿，但若交给一家私营企业，花80亿就建成了，成本降低了，而且工期还缩短了，质量还更高。因此应当交给私营企业来建设。再比如发射火箭，如果让NASA的承包商去发，一次需要2亿，而交给马斯克去发，一次只需要5000万，那么交给马斯克发就是更有效率的，因此是一种边际改善。

这不但成为一些人的理论认知，而且成为他们为私人裙带企业家辩护的理由。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误导性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我们首先要问：谁的效率？

效率这个概念，除了去追求特定的目标之外毫无意义。我们只能说，在给定的知识条件下，为了实现A目标，采取B手段是有效的。一旦目的发生变化，B手段就变得毫无意义。而目的必定是个人的，每个人的目的又是主观的，甚至是矛盾和冲突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就变成了：谁的目的说了算？

一个对你的目的有效率的手段，对我来说不一定有效率，甚至是一种危害。这个时候，高效地追求你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因为你的目的实现得越高效，对我的伤害就越大。

我们把它应用到具体的案例中。

比如发火箭。发火箭是谁的目的？追求的是谁的效率？想必它不是消费者的目的。如果它真的是消费者的目的，他们自然会用金钱投票的方式自愿支持，而不需要采取强制的手段。消费者本来想用这笔钱买一台空调，结果被强制征收，拿去发火箭了，他们被告知，地球已经没法住了，要去火星殖民一下。然而很明显，放火箭、殖民火星并不是消费者的迫切需求，他们并没有通过行动展示自己偏好放火箭。

那么它是美国政府、以及马斯克的目的，而不是美国消费者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更低成本、更短周期地发射火箭，被视为效率高，但那是美国政客和马斯克的效率，不是美国消费者想要的效率。难道消费者是嫌烧钱的效率不够高吗？补贴给一个烧钱效率最高的企业，让他能够开足马力，以最快的速度将纳税人的财富挥霍一空？

如果让消费者自愿选择，这些火箭一个都发不出来，是最低效的，然而那才是消费者的真实偏好。

我们把逻辑推演到极致，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如果纳粹要建集中营，给订单、给补贴，这时候有一家私营企业是建设集中营效率最高的，所以应该把订单和补贴发给这家企业吗？

犹太人一定不会这样想的，他们想的是，集中营的建设应当越低效越好，最好是永远建不成。

所以建设集中营，是纳粹的目标，不是犹太人的目标；追求高效，是纳粹的高效，不是犹太人的高效。

因此，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谁的效率高，而是这种项目本来就不应当存在。因为它是将一部分人的目标凌驾于另外一部分人的目标之上，前者实现该目标的效率越高，对后者的伤害越大。这个时候，对后者谈效率，不但是无用的，而且是残酷的。

政府要在某个地方建一条高速公路，它并不关注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其资金来自于强制征敛。这个时候我们要说的是，不能建这条高速路，因为这种“建设”就不是建设，而是破坏。而不是说，一个私营企业效率更高，所以应当交给私营企业去建。如果这个私营企业的收入来源是税金，不用接受消费者的检验，它跟纯国企有什么区别呢？难道我们会幼稚地认为，只要一家企业挂着私营的牌子，就一定是好的？

自由主义者往往陷入一个误区之中，认为将某种行为私有化就是一种边际改善。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私人行为都值得我们不加批判地去支持，杀人抢劫盗窃，它是私有化的，要支持吗？

当我们说私有化的时候，是指政府垄断的、但消费者需要的服务，例如电力、邮政电信、能源、交通、教育、医疗、消防等，应当由市场上的私营企业来提供；而不是说，把那些反市场和破坏性的政府活动，交给私营企业来运作。IRS的职能如果私有化了，美国人要支持吗？不，应当取消它，将安保职能交给市场的竞争化企业来提供，而不是通过强制征敛的方式来为垄断的安保机构提供资金。所以对于反市场的行为，正确的办法从来不是交给一个效率更高的私人去做，而是应当直接废除它。

那些提出这个假定的人肯定会反驳，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最好的状况是没有政府订单和政府补贴的存在，但是现实是它们存在，那么在这个现实条件下，怎样做更好？当然是私营企业去干更好。

首先应当指出，这种在理论和实际之间的二分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在经济学中，所有的观点都是理论的。并且，由于经济学讨论的就是真实的世界，这些理论观点本质上也就是现实的。那些偏离了理论的东西，必定在现实中不可能长久存在，它才是“不切实际”的。

承认这种不切实际的现状，是对错误现状的投降，是保守主义的，是对理论和真理的背叛。

其次，这种说法预设了政府项目是可以带来好处的。

它假定，政府行动是有生产力的，其支出在为国家的产出和共同的收益做贡献。由于假定它能带来好处，所以才认为效率越高越好，如果它根本就没有好处，完全是错误的，那你为什么要追求效率呢？难道我们会去追求杀人抢劫的效率吗？

然而，如果你真正相信自由和私有财产，就必然得出结论，许多政府行为根本不是社会“服务”，而是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根本不是有价值的“商品”。

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有私人的自愿交换行为都将提升人类福祉，而政府强制行为必然减损人类福祉。

你不能认为一个把你卖空调的钱强行抢走的人，给你修了一条路放了一个火箭，所以它就是在增加你的福祉。这很荒唐。

即便某个项目政府经营盈利了，看起来是资源正确利用了，我们也不能说它有好处。因为既然一个项目能盈利，私营企业就只会比政府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盈利，因此政府经营，仍然是浪费性的，是坏的。

第三，它假定了人们目的相同。

它假定，人们都喜欢放火箭和修高铁，所以政府来组织、让私营企业高效地做这件事是有益的。

然而如前所述，人们目的从来就不同，那就更不能有意义地谈论效率。当一个人的效率会造成对另外一个人的危害的时候，人们对效率的要求就是完全相反的。

之所以假定人们目的相同，是因为经济学家希望自己可以价值无涉地像一个技术员一样，来建议和论证、甚至测算相关的经济政策。然而即便如此，他依然预设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遵从大家的价值判断，照样是一种价值判断。

第四，它假定了效用是可以跨人际比较和加总计算的，并且由此“计算”出了“社会效用”。

承认这种项目会带来好处，预设的条件就是效用可以跨人际比较，并且可以在一个人群与一个人群加总后进行比较，并且以集体化的“社会效用”来判断公共政策。否则你以什么理由说它有好处呢？

认为它能带来好处，就已经站在了纳粹或者风灵的视角，而不是犹太人和被强制征收税金的纳税人视角。它就是要把纳粹和雅利安人的效用加总起来，与全部犹太人的效用加总后进行比较；就是把政客和马斯克的效用加总，与那些被强制征收的纳税人的效用加总进行比较。然后说，前者的效用大于后者，因此“社会效用”最大化了，因此它就是可欲的。

而我们知道，效用无法跨人际比较，每个人的价值偏好都不同，更无法量化加总和比较。这种量化加总，是不成立的、非法的，它是拙劣的功利主义计算，无视产权原则和主观价值论。

第五，成本也不能比较。

认为让私营企业以较低成本来发火箭、修高铁是更优，又违背了主观价值论。

为什么社会成本应当最小化呢？这并非显而易见。我愿意付出较多的金钱来做某事，在你看来是不值得的，但在我看来就值；你认为很值的事情，我却觉得花一分钱都太多。成本对个人来说是主观的，因此不能被测量，也不能在个体之间加以比较。但是，如果像公共事业这样的成本是主观的、不可加的、不可比的，那么任何社会成本（包括交易成本）的概念，都变得毫无意义。

况且，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成本？成本就是一个人放弃了的次优目标的价值，在每一项决策中，所付出的代价都是事前的，一旦做出决定并付诸行动，成本就消失了，成为沉没成本了，你只能观察到我采取了什么实际行动，怎么可能观察得到我放弃了的那个目标？

所以，上述种种预设和隐含的假设，都是不成立的。当这种假设根本不成立的时候，其结论也必然是错的。

总之，我们不能根据“效率”或“成本最小化”“社会效用”来决定公共政策。它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我们社会得以存续与和平合作的基础。私有财产的伦理，每个人主观的目的，才是判断效率问题的标准，也才是公共政策的基石。产权，永远高于“效率”，也是对抗一部分人将自己的效率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堡垒。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批判的核心和攻击的目标，那就是政府订单和补贴本身。它们必须被取消。如果认为把它们交给私营企业是一种改善，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是对政府订单和补贴行为的承认，那么这些拿到订单和补贴的人，也会变成“政府”本身，并且更加具有欺骗性，吸引更多的人跟他们一样向政府靠拢，加入分赃的饕餮盛宴之中，这就是从过去的一个“国王”，变成了无数国王，来瓜分人们上交的贡品。他们一定会与政府一道，以社会之名，更有“效率”地把手伸进每一个人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