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野生国师整天在鼓吹鼓励结婚、鼓励生育。这些呼吁形成社会舆论，已经导致很多干预主义政策出台，地方政府发钱奖励结婚的、反对彩礼移风易俗的、超长产假、陪产假、奖励二胎三胎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效果一点都不明显，反而制造了再分配、福利期待等诸多问题。如果是一个诚实的经验主义者，那么面对这种状况，应当得出一个结论：采取经济干预手段提升结婚率和生育率，是无效的，应当尽快收手止损。但是让一个人承认错误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他还是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的时候，要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就相当于自我否定、打自己脸，他的人设就倒了。一个时代，能够勇于自我否定的知识分子，不超过10个。再说了，社会科学不像物理学和化学，是能够进行受控实验的。物理学实验，不行就是不行，你不承认也得承认。但是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是人，人有自由意志，没法做实验，每个历史事件总是人的行动的结果，总是复杂因素的结果，因此，他们就可以轻松地逃脱责难。于是，他们说，这不是干预错了，而是由于干预得还不够，还要继续加大剂量。这几乎是所有干预主义的通用模板，在干预之上叠加干预，干预递增，用新的错误去掩盖原来的错误。知识分子到什么时候才能改掉高高在上、教导别人的臭毛病？什么时候才能不要装腔作势地“为天地立心”，一张口就是国家和民族？到什么时候，知识分子才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结婚、生育，都是个人的事情，结与不结、生与不生、生多生少，都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知识分子能不能不要皇上不急太监急，能不能把年轻人当人看，而不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猪圈里的母猪，一看他们不一生一窝就猴急？人口数量也好，人口结构也罢，只要我们站在个人自由和行动选择视角看，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一切“宏观”分析，假若脱离了人的行动视角，都是胡言乱语。任何人口数量，都是个人行动选择的结果。我们可以把逻辑贯彻到底，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假如年轻人不想要自己的“软肋”，说“我们是最后一代”的时候，他们家的人口就减少了。这有什么不正常呢？这是人家的自主选择，爱生不生，没有伤害任何人。那我们把这个偏好推而广之，当很多年轻人都坚持不婚不育主义的时候，加总到一起，全国的人口就减少了。一个人做这样的决定没有什么问题，一群人都做出类似的决定，怎么就有了问题了呢？这不科学啊。这跟凯恩斯主义的“节俭悖论”不是一样的愚蠢吗？可以明显看到，是每个人的行动偏好，决定了总的人口减少。你光看统计报表，觉得问题大的不得了，可以对于那些丁克家庭来说，他们会认为这是个问题吗？整天教导年轻人为国生娃，有谁家两口子过性生活的时候，会想着这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神经病不是？如果真的人口减少了，比方说中国人口从14亿降低到10亿了，我们倒是要问：那又如何？假如生产力水平在上升，人口减少了，那意味着人均占有资本量提升了，所有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了，这到底有什么不好？假如人口变得太少，导致不足以支撑有效的劳动分工，那就开放移民呗，又有啥了不起的？移民，也是个人行动选择的结果，我需要一个菲佣，需要一个缅甸的服务员，我们双方签订合同，她就来了，人口就增加了。别整天担心种族血统和大汉族沙文主义，来了，伟大祖国有57个民族了，都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还可以继续把逻辑推演到极致之极致：如果每个人都做出“我们是最后一代”这样的决策的时候，一个民族就消失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然而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也是人们自主做出的选择。就像一个人想要自杀、想要遁世，想要让自己消失一样，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正当理由去阻拦呢？当这种逻辑上的极端情况发生，排除外部因素，我们可以说，是某个民族想让自己这个民族消失。拉长时间线，在漫长的历史中，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和国家数不胜数，数百万人想方设法逃离某个国家的事件也屡屡发生，带来了这个国家的人口骤减，我不知道知识分子到底在大惊小怪什么？亚特兰蒂斯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除了让人一声唏嘘，不是照样吃吃喝喝吗？很多知识分子搞了许多图表和公式，显得自己很有学问，告诉人们现在老龄化多严重，如果不干预，2050年会怎样，2100年又会怎样。我就想说，你咋不上天呢，你连自己明天评职称的时候垃圾论文能不能过都说不清，居然在预测100年以后的事情了，致命自负和张狂孟浪得像个疯子。我们首先要问，你到底以什么样的理由说老龄化就不好，年轻化就好？老龄化，难道不正是经济进步的象征吗？为什么要否定人类文明的成果呢？刚果金的年龄中位数是15.8岁，是世界上年龄结构最优的国家吗？是这些整天用老龄化恐吓公众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国吗？你又凭什么断定老年人的生产力水平就一定低于年轻人？巴菲特都94了，还经历充沛地工作，创造的财富可以顶多少年轻人？无数企业家都是终生在工作，有创造力的产品是年纪大的人为年纪小的人发明的。担心年轻人少，就没法投资创业吗，不是还有技术进步吗，外卖直接用无人机送，筑桥修路用的是机器设备，要不了几个人。难道要年轻人就是为了搬砖干体力活儿？人类，有的是办法，科技进步，你无法预测。因为创新正是对保守的反叛，没有规律可言。杞人忧天干什么。其次，李四家里父母75岁了，两口子40多岁，他们只生了一个孩子18岁了，绝对的“老龄化结构”，可是李四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吗？从来不会。这正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那同样道理，如果大多数人都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加总在一起，就是全国的人口结构老龄化了，它怎么就成了一个问题了呢？还是那句话，不从个人行动视角观察问题，总是用合计数、平均数等加总的概念去分析，永远是不得要领的，搞再多的图表公式和垃圾论文，都是屎上雕花。当我们理解这一点时，那些鼓励结婚与生育的政策就没有舆论声势，因此就不会出台。也就能戳破知识分子的谎言。这些人就是表演成性，显得自己忧国忧民，高瞻远瞩，最具情怀，天天把国家民族这种大词挂在嘴上，不过是想当国师想疯了。他们是拙劣的经验主义者，从来没有个人行动视角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贻笑大方还死不认错。当他们说出“人口”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把年轻人当人看，而是当牲口看，脑力里充满着集体主义思维，而自己就是这个集体的上帝。他们担心的，也从来就不是人口数量和结构问题，而是社保问题——你是不是在担心自己的养老金到时候没人往进交了，没有年轻人当牛马了？那你就明说，装什么大尾巴狼！你的养老，凭什么让别人家的孩子管，你说你现在管了广场舞，谁让你管的？你跟公司直接签一个劳动成果协议，让公司把养老保险直接给你发了不行吗？人家这样做了，你随后却去告人家，毫无诚信可言，所以你不是活该吗？关于人口，经济学可说的并不多。原因就在于，它就是一个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这对于经济学来说是终极给定，无话可说。经济学对人口问题唯一能斩钉截铁说的，就是“马尔萨斯人口定律”。它是报酬率的特殊应用，意思是：在人口规模与可用资源之间，有一个最佳的比例，在这个点上，产出最大，偏离这个点，就会收益递减。这个最佳的点，是先验存在的，即必然存在这样一个最佳比例。但是至于这个点到底在哪里，则是一个经验问题，经济学不知道。马尔萨斯人口律是一项伟大的思想成就。人口律和分工原理构成了现代生物学和演化理论的基础。对行动学来说，这两个基本定律的重要性仅次于发现各类市场现象的规律性，以及这些现象取决于市场外生条件的必然性。
马尔萨斯人口律当然是一个生物学定律，而不是行动学定律。自然科学未能发现人口律，因此经济学家不得不填补这个缺口。人口律的历史推翻了一个流行的迷思：关于人的行动的各类科学是落后的，他们需要向一些自然科学取经。
看看大师的话，他们知道学科的边界在哪里，知道在什么问题上应该发言，什么是确凿无疑的定律，什么是经验现象。当今知识分子，对知识毫无敬畏和谦卑之心，思想和道德堕落得令人不忍直视，却自负得无以复加，动辄就要规划人口计划人类，连他们隔壁老王下一步会干什么都不知道，却装腔作势地要预测人类未来。凡是打着经济学旗号大谈什么人口问题的，基本上都跟经济学无关，他们都是骗子。我们倒是想问问那些整天把人口数量和结构挂在嘴上的知识分子，你们倒是说说，到底什么样的人口数量和结构最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