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往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道路

但值此次活动之际，我想和大家说说关于我智识发展历程的一些片断：从孩提以来，经历了所处那个时代的发展；通过和米塞斯和奥派经济学的相遇，成为智识上的特异独行者；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危险的疯子，显然来自一个不同的时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稍许带些传记背景，还是合适的。

我于1949年生于战后的德国，米塞斯巨著《人的行动》也在同一年出版问世。近30年后，这部书对我的智识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天在这一场合，它首度以德文译版呈现。

我父母都是来自前东德地区的难民，战后最终定居在西德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父亲是一位个体经营的裁缝大师，这是我和罗兰·巴德尔（Roland Baader，德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学生）的共同之处，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裁缝大师，在成为战俘后，再没有活着回到他被苏联占领的家乡。我的母亲，后来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她的家庭1946年被视为所谓东埃尔比安容克，财产遭苏联没收。他们被赶出了家园和农场，除了背包以外一无所有。

在我出生七年后，我家搬到附近的区镇之前，全家一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狭小的工作间兼寓所之外，只有一间外屋。但作为一个男孩子，我并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相反，我记得早年身为乡下小男孩那种极其快乐的时光。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由于父母特别卖力的辛勤劳动和一生坚持的刚毅节俭，我家庭的经济状况一年好似一年。

我父母定期阅读当地版的《汉诺威汇报》，每周一《明镜周刊》也会进入家中。家里有许多书，古典文学如莱辛、歌德、席勒、克莱斯特和冯塔纳，现代文学如托马斯和海因里希·曼、马克斯·弗里施、波尔和格拉斯。还有一些关于德国、欧洲和古代历史的著作，以及各种参考著作和地图集。我的父母本身就是热心的阅读者，总是鼓励我读书，自那时起，历史一向比文学更吸引我（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直到我十六、七岁时，家里才有了电视。但我的父母不是知识分子，不能在我阅读时指导、训练我、提高我的判断力。我也会对我的文法学校老师做出同样的评价，他们几乎都来自战争和战前的那一代。学校的历史课增强了我读史的兴趣，生物课让我注意到了康拉德·洛伦兹和动物行为学，一位新教神学家的宗教教育，第一次唤醒了我对哲学的爱好。

然而，正是这种对哲学问题日益增长的兴趣，导致了我越来越多智识上的不满和迷惑。许多问题呈现给我的答案和解释，似乎都是武断的，更多的是意见而不是知识，相互矛盾或者前后不一。这些矛盾和冲突从何而来，它们可以依据什么标准得到解决和确定，或者某些问题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呢？然而，最重要的是，我错过了一些东西，比如智识的系统化，对一切事物及联系的整体看法——尤其是这种需要以及对解决方案的探索——在最初乃至随后几年，让我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孩子：学生反叛期，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也就是我中学最后两个学年，在1968年达到顶峰，那一年我开始了大学学习。那个年代的精神产儿，后来被称为“68一代”。

受学生反叛领袖的启发，我首先开始研究马克思，然后是新左派理论家，即法兰克福学派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等，以为自己能从他们那里找到问题的答案。我（暂时）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尽管不是东德实行的那种“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我从自己定期拜访亲戚的经历中，了解到了东德制度下悲惨可怜的短缺经济及令人厌恶的无产阶级领导者。相反，我成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追随者，由一群被认为是明智的哲学家精英引领着。因此，尤尔根·哈贝马斯成了我最重要的哲学启蒙老师和论文导师。当时他是新左派冉冉升起的新星，如今则是社会民主国家主义和政治正确美德信号的“大祭司”。1974年，也就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我的左翼生涯当然早就结束了，我关于认识论的论文——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与社会主义或“左翼”毫无关系。

我短暂的左翼阶段之后，是同样短暂的“温和”阶段。我对智识的好奇心，现在越来越集中于维也纳学派，而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更具体地说，是对于围绕着摩里兹·石里克（Moritz Schlick，德国哲学家，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的所谓维也纳圈子，再具体一点，是对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哲学，它位于逻辑实证主义圈子的边缘。波普尔哲学，大概是至今传播最广和最有影响力的世界观，特别是在非学术领域，其核心居于以下双重论点：一切关于现实的陈述都是假设性质的，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被经验驳倒或证伪。反之，所有非假设的、先验的或确然的陈述，即原则上不可证伪的陈述，都是与现实无关的陈述。

我决不准备接受这一论点的普遍性。（顺便问一句：以上本身是一个假设性陈述还是一个确然性陈述？）甚至在写博士论文时，我就接触到了保尔·络朗琛（Paul Lorenzen，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主张以逻辑和数学为典范，建构科学研究的对象及其相应的理论系统）和所谓的埃尔朗根学派。这一学派让波普尔论点的有效性显得非常可疑，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为了检验有关因果关系的假设，是否有必要先行收集和测量数据并进行受控实验？难道关于测量仪器构造和受控实验执行的知识，不是在假设检验之前，就已系统地得出了吗？假设的可证伪性，难道其本身不是多亏了测量仪器构造和实验方法的不可证伪性？

我如今要比当时更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这个场合或机会，不适于研究这一课题（或任何更深层次的哲学）。当时（和现在一样），我的主要兴趣是社会科学，就这一点而言，我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愿意追随波普尔。和波普尔一样，我认为社会科学的陈述通常是假设性的，原则上是可证伪的“如果…那么…”句式的陈述，而实际的社会研究，如波普尔所说，必须是“零星的社会工程”。一个人在暂时证实自己的假设，或者对假设进行证伪和修正之前，必须先检验自己的假设（但绝不是确定无疑的）。另一方面，不可证伪的陈述，尤其是那些与现实有关的，也就是关于真实对象的陈述，在社会科学中并不存在。

今天，波普尔这一对于经验显然如此宽容和开放的论点，在我看来，不仅是错误的，还是彻头彻尾的灾难，甚至可以说是极度危险的。

首先，用一个日常经验中的小例子来证明其误。没有人会想让“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现身于两处不同的地方”这一陈述可以被证伪。相反，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确然的”或“先验的”真实陈述。此外，正如每一位犯罪惊悚片迷知道的那样，它无疑与现实有关。因为，如果迈耶女士于2019年1月1日在维也纳被刺死，而穆勒先生当时在纽约，那么在本案中，穆勒就不能被认为是刺杀者：不仅假设不是，而且明确和绝对不是。这一陈述构成了所谓不在犯罪现场证明原则的基础，该原则在日常生活中，一再为我们提供可靠的帮助。

我与波普尔主义的彻底决裂，发生在我撰写社会学和经济学基础的资格论文之时。一方面，我开始明白，要解释人的行为，一个人从原则上说，不能没有选择、目的或目标、手段、成功或失败之类的（目的论）范畴，而自然事件和自然过程“如其本身”，必须以因果论来解释，和任何选择、目标、手段、成功或失败无涉。另一方面，这一点虽不太显而易见，但意义要远大的多，我越来越清楚，人的行动学包含以下部分：经济学（相对于历史和社会学）——一个人能很好地做出各个确然的陈述和判断，如此一来，可以不必对其进行检验就能知道结果如何，而且从一开始就知道或“先验”地知道结果，还能够确定无疑地预测结果。

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诸如货币数量论之类的陈述。根据这些陈述，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导致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对我来说，显然这个陈述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不能被任何“经验数据”所证伪，尽管如此，它仍然与现实、与真实的事物之间有着明确联系。但在当代文献中，从左翼的保罗·萨缪尔森到右翼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整群经济学家，坦率地说，陷入了对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或波普尔主义哲学的迷恋。根据这种哲学，这类确然无疑的真实陈述是不可能的，或者在科学上是不可接受的。对他们来说，这种陈述要么是一种重言式，是由其他词语所组成的词语定义（不涉及任何现实），要么是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设，可以被经验所证伪。

然而，最初这种明显矛盾给我智识上带来的紧张焦躁感，很快就消散到令我十分满意的地步。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我终于在研究中发现了米塞斯《人的行动》——在密歇根大学的图书馆里。米塞斯不仅证实了我对主要经济学陈述逻辑特征的判断，还提供一整套确然的或先验的陈述（他所谓之人的行动学），并解释了维也纳起源的实证主义哲学的错误和灾难性后果。作为同时代人，他非常熟悉这一哲学主要的首倡者。

米塞斯，以及随后他的美国学生，尤其是穆瑞·罗斯巴德的探索发现，一方面给我带来了强烈的“智识解药”——这最终是期待已久的对一切事物综合、连贯的概述，是人类知识的构筑！——然而，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许多不平和失望，导致对学术性大学业务和主流公众舆论越来越走向疏远。

这种两面的发展，在增加知识确定性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疏远感——可以根据米塞斯-罗斯巴德学派（所谓的奥派-自由至上论者）揭示的一小部分确然或准确然陈述的例子加以说明和解释。对以下每个示例，就所涉陈述不是波普尔意义上可证伪的陈述，有更详细的解释，但我在此仅表示相信，这种情况下，这些陈述总是可以得到立即而直观的理解，且无论如何，各种示例聚集起来的力量，足以让人认识到，为了解其结果如何注定（以及如何非如此注定），绝不必尝试和忍受一切。

例如，前述货币数量论导致这样的陈述，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增进社会繁荣是不可能的。用其他方法，一个人还可以解释说，尽管纸币任何数量的增加有存在可能性，但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贫困，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货币数量的增加，只会导致一定存量福利财货的重新分配。它以牺牲最后和晚期新钱使用者的利益为代价，偏袒最先和早期获得新钱的使用者。

让我接着举出一系列类似的陈述，也就是确然陈述或准-确然陈述性质的。

☆ 人的行动是有意识地借助稀缺资源，追求被视为有价值的目标。

★ 没有人可以故意不行动。

☆ 每一项行动都旨在增加行动者的主观幸福感。

★ 对于同一种财货，人总是偏好数量较多而非数量较少。

☆ 借助给定的手段，人总是偏好早一些而不是迟一些达到给定的目标。

★生产必须始终先于消费。

☆只有那些储蓄的人——花的比挣的少——才能永久增加他们的财富（除非他们偷窃）。

★今天消费掉的东西明天就为不能再拿来消费。

☆高于市场价格的定价，如最低工资，会导致销售不出去的过剩，如被迫失业。

★低于市场价格的定价，如租金上限，会导致短缺，如租赁房的持续短缺。

☆在经典社会主义中，没有生产要素私有制，就不可能有要素价格；没有要素价格，就不可能有经济计算。

★税收——强制性收费——是收入生产者和/或财产所有者的负担，并减少了生产和资本形成。

☆任何形式的税收，都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相容，因为任何税收涉及制造两类利益冲突的不平等阶级：一方面是（净）纳税人阶级，税收是一种他们寻求减少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净）税收接受者或消费者阶级，税收作为收入来源，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享受，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增加。

★民主（多数人统治）与私有财产制度（个人财产和自决）不相容，并导致公有制的蔓延，即持续不断的重新分配和对一切私产权利的逐步侵蚀。

☆任何由税收补贴的活动，如四处闲逛或做一些缺少盈利性顾客需求的事情，都会受到补贴的进一步鼓励和加强。

★无论是谁，只要对于因他而起或有他参与的所谓公共债务，不承担偿还和赎回的个人责任，就像今天所有的政治人物和国会议员一样，就会轻率而毫不犹豫，为自己的当前利益和目的承担债务，损害非人格化的未来公众。

☆无论是谁，只要控制了国家权力强制执行的领域内印钞垄断权，就像一切所谓中央银行，他就将利用这一特权，即使货币数量增加永远不能增进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繁荣，但只要能重新分配，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他的直接盟友和最亲密生意伙伴的利益，他也仍然会印出越来越多的新货币。

★ 最后，还有这个：无论是谁，无论是哪家机构，只要在使用武力和管辖权方面拥有领域内垄断权，就像所有国家所声称的那样，都将利用这种垄断。也就是说，凭借他最后的合法代表性，他不仅会亲自施暴，而且会宣布他的施暴行为是合法的。在私人与该机构（国家）代表的一切冲突和纠纷中，没有独立、中立第三方裁决是非善恶或双方有罪无罪，始终总是一家受雇者，也就是非独立的代表，冲突双方之一（国家）本身，带来相应的、稳妥可预测的一边倒的、“国家支持”的结果。

诸如此类的确然的或准-确然陈述可以轻而易举地继续列举下去，但这份清单应该长到足以看出这种社会科学基本见解的集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显然，这些见解与社会现实存在公然冲突。在这个现实中，存在着暴力垄断、印钞垄断、税收、税收缴纳者和消费者、税收补贴下的闲杂无益之徒、多数决原则（民主）、公共债务、豁免责任的政治家和议员、资本消耗（无储蓄条件下的消费）、财产再分配、最低工资和最高租金。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行为和制度都没有受到持续的批评。相反，几乎是单调重复的，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们都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正确的、善良的、明智的。

这些见解的后果以及它们与社会现实的反差应该是一目了然的。通俗地说：一开始，一个人——连我自己也是——大吃一惊。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着多么无耻的错乱。我惊讶于自己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才得出这个实际上明显的结论。

这种荒唐错乱显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类的愚蠢。尽管一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可能是善意的，但他在手段的选择上犯了错。例如，用最低工资来对付失业，或用租金上限来对付住房短缺，这样的企图都愚蠢的。指望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或通过扩大信贷（而非增加储蓄）来实现更广泛的繁荣，也是愚蠢的。引入民主作为保护财产的手段是愚蠢的。指望通过建立一个使用武力的垄断者和司法机构（即一个国家）来减少暴力甚至实现正义（公正地解决冲突），也是愚蠢的；因为税收，即武力的威胁和使用，以及冲突解决之中的一边倒，是任何国家的基本特征。

但导致疯狂之治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且不幸的是）愚蠢或无知。还有蓄意欺骗、谎言和诈术。还有知道这一切的撒谎者和欺骗者。他们知道上述的措施和制度，既往今后，都不可能导致其头脑简单的同时代人所希望的善果，尽管如此或者正因如此，他们大力传播和支持这些措施和制度，因为他们自身、朋友和追随者可以从中牟利，即使只有以牺牲他人或让他人懊悔为代价。当然，我立即就明白了这些人和圈子是谁，这些骗子和他们的宠儿是谁。

通过对米塞斯和他的思想流派的研究，我了解到了另一件事：波普尔主义的流行和迷恋推广的原因，尤其是在这些圈子里。因为不仅是这种哲学，让任何疯狂主张都被认为有假设的可能性，让任何胡言乱语都能得到尝试。相反，它还允许，与它所谓对经验的接受和开放相反，以廉价借口包庇任何胡言乱语，使之免受驳斥。如果最低工资减少不了失业或贫困，那是因为它不够高。如果货币或信贷扩张没带来更大繁荣，那是因为规模太小。如果公有计划导致了贫困而不是繁荣，那只是因为被错误的人执行，或者因为气候变化或其他“干扰变量”介入了，等等，等等。

然而，如已经指出的，我在接触米塞斯的作品时体验到的，所有这些知识、理解、内心的平静、满足，当然还有快乐，也是有其代价的。一旦你理解了你的米塞斯，学会了用奥派眼光看世界，你很快就会发现，至少在你承认这一点的情况下，你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当寂寞和孤立的。

一个人不仅要面对所有这些政治骗子的敌对，而且还面临着他们一大帮各色仆从，特别是整个（几乎完全是由税收资助的）学术性大学机构的敌对。我试图找到方法进入这样的机构。学术生涯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的，它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努力抗争的意愿和不服从不放弃的牺牲。在德国——更不用说在奥地利——我当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我决定迁到美国去。因此，对我来说，米塞斯不仅是个知识分子，也是我个人的榜样。

米塞斯在奥地利被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生涯，在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者）夺权之后，被迫移民到美国。即使在那里，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他也很难站稳脚跟。但他战斗的勇气和意志坚不可摧，他努力让自己的作品被越来越多人所闻，并培养了新一代的学生，尤其是才华横溢的罗斯巴德。罗斯巴德的一生也一直受到阻碍，他的学术生涯相当坎坷。但当时是罗斯巴德在美国庇护我，帮我获得了教授职位，特别是把我与米塞斯研究院联系了起来。这所学院是由卢·洛克威尔于1982年创立的，并从担任学术主任的罗斯巴德那里受到启迪。

从实质上说，这要归功于米塞斯研究所的工作，从草创至今，我一直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它在无与伦比的罗克韦尔的指导下，已经成长为一家具有全球吸引力和联结力的机构，今天可以在奥地利再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多亏了他的工作，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名字和作品，在今天比他们在世时更广为人知。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米塞斯主义者或罗斯巴德主义者。我自己的作品现在也有30多种语言的版本。这当然也是奥地利学派取得进展的一个标志，我最近在莫斯科做了一个演讲，有1500名听众，还有几百人因空间不够而被拒之门外。

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展，但一个人当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米赛斯传统的奥地利学派，仍然代表着一种智识局外人的立场。的确，尤其是作为一名“奥派”，一个人完全有理由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发展感到悲观气馁，至少在短期和中期都是如此。我们目前经历的时世，我提到过的常态化错乱，被政治正确的疯狂教义，以及幼稚的所谓气候保护者病态的、准宗教的气候狂热所加剧。面对这些疯子，一个人常常不再知道是干脆嚎啕大哭，还是开怀大笑。

然而，今天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米塞斯学派。当真理最终胜出时，因为从长远看，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顺畅地运转，奥地利学派的时刻也就随之到来。

我们会克服所有的逆境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