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暴政

当凯恩斯主义席卷全球，用他们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需求不足”和就业问题，最终造成滞胀的灾难性经济后果时，芝加哥学派站了出来，他们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这其中最著名的流派当属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分支，因其强调货币因素而被称为 “货币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其对自由市场的捍卫而享誉全球。当人们看到他在电视访谈节目上侃侃而谈，抨击政府干预的时候，请让我们停留一会儿，记着一句话：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他作为货币主义者的领军人物，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在货币“宏观领域”加强政府的规划。

他们认为利用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弗里德曼认为：依靠政府支出和税收调整来抵消和对抗私营部门的经济波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可靠地预测商业周期的变化；即便能够预测，“在需要采取行动、政府认识到需要采取行动以及实际采取行动之间很可能存在时间差；而在采取行动和行动产生效果之间还会有更大的时间差。”

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政府的纠正行动总是滞后，最终结果实际上可能比采取行动本欲纠正的情况更糟糕。

于是，他极度青睐于货币政策，认为货币政策的效果远比财政政策强大得多。

仅仅是要制定“货币政策”本身，就已经埋下了他和芝加哥学派的极权因子。

因为在自由市场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货币政策”。货币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起源于市场，受到边际效用法则的支配，人们选择了金银等贵金属作为交换媒介，它就是自由市场选择的货币，最好地履行了货币的职能，根本用不着谁来制定“货币政策”。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思维，源自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亨利·C·西蒙斯，他主张政府有必要为私营部门确立行动的指引和准则，构建一个能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框架。关于货币政策，他指出：

政府必须 “就货币问题制定更多且恰当的 ‘游戏规则’，具体通过以下方式：

1. 废除建立在部分准备金基础上的私人存款银行业务。

2. 建立一种完全统一的国家流通媒介。

3. 创建一个体系，在该体系下，联邦货币管理当局需直接且不可推卸地承担起控制（并非凭借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依据立法中规定的简单、明确的规则）有效货币数量（或者，通过控制数量来控制其价值）的责任。”

为了给自由市场制定一个“框架、规则和指引”，以“稳定经济”，“稳定物价水平”，弗里德曼援引了粗糙而拙劣的“货币数量论”，即货币总量决定了物价总水平。

然而并没有所谓的“物价总水平”，有的只是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把每个人时刻变化的不同偏好和赋予各类商品的权重、每种不同的商品的价格进行所谓的加权，来计算价格水平，是荒谬的。

货币数量的增长，会引起物价的变动，然而它并不是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描述的“物价水平”，货币总是从某一点注入经济体，然后像涟漪一样不断扩散，它引发的物价变动，并不是同时同比例发生。先拿到货币的人购买力增长，物价首先上涨，而后拿到的人，则必须在物价上涨之后购买商品，因此，商品的涨幅是不同的，有些商品，甚至在货币供应量增长时价格反而是下降的。因此，这引发了“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由此引发了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这不是价格水平变化，而是“价格革命”。

所以，并没有弗里德曼所追求的“中性货币”，货币的增发必然引发价格结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的系统性变化，它绝对不是直升机撒钱人人有份，绝对不是在交换中“插入”一个媒介，对交换关系不发生任何影响。货币作为与所有可售财货有交换比率的特殊商品，任何对货币供应量的人为操纵，都将对交换关系造成影响，并改变市场中的生产—收入关系。而这也正是国家控制货币的目的。

然而弗里德曼信奉货币数量论，迷信中性货币，主张以固定的年增长率稳步增加货币供应量，以此作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一种手段。

具体的比率是3-5%。

很明显，金本位对这种长期的固定比例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制造了麻烦，必须予以清除。因此他支持废除金本位——这个对政府和压力集团主导货币政策的终极限制——因为他认为 “这降低了货币存量对外界条件变化的敏感度”。

同时他支持采用法定货币标准，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因为很明显，如果不借助强制力，新发行的货币会立刻贬值，甚至可能遭到拒绝。

那么，就必须要求存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货币管理当局，来负责扩大货币存量并使其发挥作用，并以法律强制力的形式固定下来。

他甚至为此撰写了一项美国宪法修正案。如果他的理想能够实现，美国宪法的第二十八条修正案将规定如下：“国会有权批准以货币或账面记录形式存在的政府无息债务，前提是未偿还债务的总美元金额每年增长不超过5%且不低于3%。”

他对“坎蒂隆效应”所揭示出的货币注入导致的价格结构变化和再分配效应一无所知。罗斯巴德问他：那么，你打算把这增加的3-5%的货币给谁？

他所追求的稳定经济、稳定价格水平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在人的行动领域，没有任何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也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精确测量。经济学家们追求绝对的稳定和精确的度量，这是徒劳无功的。而且，当他们呼吁政府动用强制力去实现这一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对社会的经济福祉造成破坏，甚至带来巨大危害。

新增信贷资金的注入，会扭曲利率，从而导致错误的投资决策。3%也好，5%也罢，都是完全武断随意的数字，都将导致错误投资，扭曲生产结构，制造虚假繁荣，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这只是程度问题和时间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

弗里德曼和货币主义者辩称，商业衰退，尤其是大萧条，是政策失误的结果，就是因为货币收缩了。他们开出的药方永远是：继续通胀。

这只会加剧经济的失调，并推迟必要的调整。

弗里德曼和货币主义者自己也承认，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商业周期理论，他们只是给政府开出了 “保持稳定” 的药方。米尔顿·弗里德曼应对经济萧条的办法始终如一：再通胀。他把允许信贷收缩的央行行长指认为罪魁祸首。如果出现经济衰退，他必须发行更多货币；如果出现通货膨胀，也就是物价水平上涨，他必须减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

请注意，他只是在说，必须减缓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比如从原来的5%下降到2%，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增加货币供应。

货币主义者关于内在稳定器的学说与凯恩斯主义的方法类似，两者都是经济的破坏分子。前者甚至比后者更坏，因为比凯恩斯的学说更具迷惑性，且因为弗里德曼的声誉，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记住，诚实货币与自由市场密不可分，没有宏观领域的自由，微观领域自由就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