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老师虽然是支持主观价值论的，但他认为，主观价值论依然有BUG。比如，一个人手里有一个碗，这个碗是对于这个人来说，价值很高，可能就是他奶奶留下来的，是一个念想，如果有人不小心把这个碗碰坏了，那么，要怎么赔偿。假设这个人主观上就认为这个碗的价值是天价，开口要赔一个亿，那么法院会怎么判？他认为，这就是主观价值论在赔偿问题上，与现实经验不符的一个例证，说明主观价值论也有BUG，也不完美。很多钉子户，不就是因为拆迁方公布的某一个标准赔偿价他不满意，所以他不接受，最后成为了钉子户的吗？某地公布一个拆迁赔偿标准，每平米赔偿5000元，大多数人接受了，但有一个人认为，这个房子是老房子，是祖辈留下来了，不给一万一平，他就不拆，这就是主观价值呀。最后不就没有拆吗？钉子户的存在，就说明司法正在向主观价值靠拢。芝派中有一派叫法律经济学，以波斯纳、科斯为代表，在国内以薛兆丰为代表，有过很多这类案例分析。比如，有人去珠峰爬山，用胶卷拍了一组照片，他花费几百万上珠峰，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拍这几张照片，结果送到摄影店去洗照片时，摄影店把这卷胶卷给报废了，请问，这时，这个爬珠峰的人，是否可以向摄影店要求天价赔偿，比如一张照片赔十万？因为摄影店不知道这个照片的价值，事主要么事前进行说明，要么自己购买保险，否则摄影店这个生意就无法存在了，人人碰到问题都可以主张天价赔偿，那怎么办？芝派的法律经济学并未完全否定主观价值的存在，而是认为，面对这种问题，应该采取事前明示、保险的方式来解决。一个在市场上有公开价格的价值一个亿的元青花，大家认为损害了就要赔偿，一个主观价值上认定他值一个亿的家传破碗，是否也能享受一样的待遇呢？接下来，芝派的法律经济学进一步认为，谁的保护责任大，谁要承担更主要的责任。看到这里，你是否看到科斯的影子？在铁路边的稻草与火车公司的著名案例中，科斯就假定，如果铁路公司与农田稻草是一个主人，那么，稻草就不会放在铁路边上，因此，不会被点燃。在这一理论下，法律经济学就继承了科斯的观点，谁避免灾难的成本低，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用保险的方式来解决，是与奥派观点一致的，也就是说，人们要在行动中进行学习，契约越来越复杂，就是为了解决主观价值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各种现实经验难题。因为，即使你认为你家的碗值一个亿，对方也不一定能赔一个亿，那么，进行事前声明、契约、保险，就是解决现实司法实践中主观价值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实不是一个完美世界，穷尽一切司法手段，人们依然难以避免受损。比如，你离开家一年，把家里的别墅交给一个乞丐去保管，他最后将别墅里的财产挥霍一空，不管你主观上认定这些财产值多少钱，你都无法挽回你的损失，因为对方没有钱。人们在现实中，就会与规模更大、更有实力的安保公司进行约定，由他负责看管，并约定出问题后的赔偿价格，这时，主观价值就会在契约中发挥作用。法院这时，根据契约执行赔偿标准，就是完全依据主观价值来评判了。法律经验上的难题，源于契约的不完备，源于契约的不普及，才有无数经验判处上的难题，这些难题，并不能否定主观价值论。这个事件或许是传闻，我没有查证过，但可以作为例子来讨论，事主拿一件文物来进行鉴定，或专家鉴定为假，那现场就要砸了他，但是，砸完后，导致了纠纷，事主认为这就是真货，反过来要求天价赔偿。当然是不行的，因为在契约中早已进行过约定，你接受这种规则，哪怕这个宝物就是真的，你也求偿不了。在现实的法律中，当然是存在很多用客观价值抹灭主观价值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往往是由政府强制导致。比如，一个人被司法错误审判，导致冤狱，当下的法律按当下的社平工资进行赔偿，这被很多人认定为不合理。但这不是普通法的规则。在更接近于普通法规则的司法实践中，精神赔偿也引入赔偿，因为过往被政府强制规定的赔偿标准，明显违反主观价值论，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不满，精神赔偿就开始引入司法实践当中。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司法实践当中，其实是朝着主观价值的方向去发展的，人们认为，这样才是更加合理的。比如，过去有不少黑社会，就宣称，我打你一顿，不就是赔你医药费吗？现在可以么？不行了。赔偿医药费，就是一种违背主观价值论的赔偿方式，他将被侵害者的侵害用客观的方式进行锁定，从而让黑社会嚣张过一段时间。但现在的司法实践是，被害者出具谅解书，才可以对打人者进行轻判或不判，这就是一种主观价值论的司法实践中的体现。甚至有不少案例，打人者要赔偿几十万，才能获得受害者的谅解书。比如在醉驾致死的一些知名案例中，是否判处死刑，取决于受害者家属是否签署谅解书，这时，赔多少，就由受害者家属的主观价值决定了。正是因为司法实践中曾经长时间采取客观价值的方式进行赔偿，导致了人们对司法的各种不满，因此，司法也要在这种压力下调整，向着更倾向于主观价值的方式改变。有人会误解这种主观价值，以为，受害者就可以因此漫天要价，哪怕一个碗也要求天价赔偿。问题是，尽管我们承认主观价值，但世界依然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稀缺性的世界。受损者的主观价值，到底是多少，在发生纠纷时，在契约不完备的情况下，的确不能由受损者单方面判断的，否则司法就起不到定分止争的功能，每一个人面临损失时，都会漫天要价。禁止强拆，就是阻止这种损害的出现，既然你主观价值认定你家房子值十万一平，那就不拆，不拆就不存在事后的赔偿问题。通过与其他人之间的契约，约定财产的价值，如果一个保姆上门，你和他说，你家的摆件一件就价值十个亿，你来打扫，打翻了就要赔十个亿，那么，保姆要么拒绝打扫，要么开价打扫一次二十亿。自己为主观价值高的东西进行损害投保，以防止意外的出现。普通法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叫“契约自由”。
啥意思？就是说，只要不违法、不违背公共秩序，成年人之间爱怎么签合同，就怎么签合同，法院原则上不干涉。
你愿意花一百万买一根稻草，他愿意花一块钱卖一座金山，只要双方都是自愿的，头脑清楚，那这个合同就有效！
这背后是什么逻辑？不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价值论吗！
合同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里面的条款写得多“客观合理”，而是因为它反映了签约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你情我愿，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觉得这根稻草对你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你主观上认为它值一百万，你愿意出这个价，对方也愿意接受，那这个价值就是你们双方主观合意的结果。
法院凭什么说三道四？
在普通法体系中，对价的“充分性”法院不管。
普通法要求合同有效得有“对价”，但法院通常只审查“对价是否存在”，而不审查“对价是否充分”。
也就是说，你用一颗钻石换人家一块糖，只要双方都乐意，法院也不会说你这个交易不公平，除非有欺诈、胁迫这些因素。
为啥？因为价值是主观的！在你眼里，那块糖可能比钻石更重要（比如你快饿死了，或者那块糖是你初恋情人送的）。
法院哪有资格去评判你的主观偏好？
有人可能会说，不对啊，合同里不是也有很多“格式条款”、“标准合同”吗？那些不都是“客观”的吗？
我告诉你，那些所谓的“标准合同”，它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恰恰是因为它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被证明能够比较好地平衡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主观价值诉求”和“交易效率”。
它是一种经验的结晶，一种被市场筛选出来的、相对优化的“主观价值妥协方案”。
而且，如果你有足够的议价能力，你照样可以跟对方协商修改这些条款，让它更符合你的特殊需求。
所以说，普通法的合同法，从根子上讲，就是建立在对个体主观价值和自主选择的尊重之上的。
它相信，只要没有欺诈胁迫，那么成年人自己达成的交易，就是对他们各自而言最优的安排，法院不应该瞎掺和。
那些认为法律必须是纯粹“客观”的，必须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懂法律的本质。
法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圣人拍脑袋想出来的。
它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互动和冲突中，为了解决纠纷、协调利益、维护秩序而逐渐形成的一套行为规范和争议解决机制。
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主观价值、主观预期、主观感受，始终是驱动法律演变、塑造法律形态最根本的力量。
普通法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恰恰是因为它在制度设计上，为个体主观价值的表达和博弈，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它通过契约自由，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去安排交易；它通过侵权赔偿，努力去弥补受害人因为权利受到侵害而遭受的主观损失；它通过“合理人标准”和“遵循先例”，不断地把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主观价值观念融入到法律规则之中。
主观价值论与赔偿不存在悖论，而是需要一个人们主动通过契约解决冲突的环境，需要人们在各种冲突是不断追求契约的完备性的自我调整过程。
以上的这些案例，都可以通过契约解决。
天价的胶卷，签契约不就行了吗？家里自认为价值一个亿的碗，买保险、签契约、事前明示，都可以解决。
但要警惕乌托邦思维，认为人的一切主观价值，在损害赔偿领域都应该在司法面前按其主观价值得到赔偿，这是一种乌托邦。
因为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人为了方便和便利，不会一切事务采取签署契约的方式来进行，甚至也不给自己的财产投保，也不采取事前声明的方式说明主观价值，那就得承认，他在司法上不一定有解。
面对一个没有契约约定、事前声明和保险约定的纠纷，司法也无能为力。这不是主观价值论的BUG，而是人间不完美的事实。
即使有契约，也会面临契约不完备，也就是很多情况人们没有想到，因此司法难以解决这类纠纷。
比如婚姻，不是性关系，而是财产关系。事前没有约定怎么办？现实中的婚姻司法，就会给出任意的裁决，比如按一个统一标准，对半分。在离婚时，女方要求赔偿，认为自己付出很多，牺牲了工作机会，生育了孩子，导致失去了社会竞争力，进而要求男方离婚后的长久赡养，不好意思，如果你没有事前约定，法院只能按一些通行的标准来判决。
你不完美， 司法也就不完美。
这是人的不完美导致的现实不完美的世界。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一个真正“良善”的、不断进步的法律体系，必然是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个体主观价值的体系。
我们肯定不能抱着“客观价值论”不放，还在试图用僵化的“市场价”或者政府规定的“统一标准”来衡量一切损失、解决一切纠纷，这不仅在经济学上是错误的，在法学上也是短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