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奥派的某作者，你被开除了！

原创漫天雪798 漫天霹雳Plus

最近，一位号称自己是奥地利学派的作者，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政府修建高铁是严重的浪费吗？》《搭好台才能唱好戏：为什么基建也是政府职责》。文章为政府投资的高铁等大型工程辩护。各种陈词滥调，我们在凯恩斯主义信徒那里，拙劣的功利主义者那里，芝加哥学派那里，已经听了无数遍。

比方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问题。

没有人说落后地区修路对这些地区不好。给贵州的大山里修建一条高铁线路，当然有利于那里的（一部分）人出行和物流。

但问题在于，她必须回答以下问题：

1、这是一个经济计算问题，一条高铁线路投资上千亿，每天拉20个人在上面跑，到底是不是稀缺资源的浪费，要不要进行成本收益核算？

2、政府修建公共设施，必定源自于税收，那么从广东人那里征税给贵州人修高铁，正当性何在？

3、以什么理由和方法在广东人和贵州人之间进行效用比较？以什么理由认为贵州人的出行就比广东人损失的满足更重要？

4、修路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谁的经济发展，又损害了谁的经济发展？

5、所谓缩小地区差距，难道是把繁荣地区变差，拉低得跟落后地区差不多吗？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平等主义，不直接要求均贫富呢？

6、如果说道路基础设施很重要，必须由政府提供，那么逻辑一致地，吃饭不重要吗？穿衣不重要吗？它们比道路更加“基础”，这些东西也都应当由政府来提供。那就没有什么不应当由政府提供了。这是什么？全盘计划经济。

7、高铁线路绝大多数是亏损的。亏损，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稀缺资源被错误地配置了，并没有满足消费者的迫切需求。是因为消费者不买单，所以亏损。所以亏损的项目，就是把资源从消费者迫切需求的用途上，转移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项目上，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和那些消费者并不迫切的需求。这就是浪费资源，就是在毁灭资本，就是让所有人变穷。那么，你说这有利于（贵州）经济发展，你为什么不想想这背后的代价是纳税人要不断地缴税来输血？

8、从消费者需要道路设施，能不能推导出这些设施应当由政府来修建？

比方说，铁路有自然垄断属性，单一运营商可降低成本避免重复建设。

即便在一个无政资的社会中，一个“国家”疆域内也可能只有少数几家电网公司、通讯公司、铁路公司，一个城市也可能只有一家自来水公司、一家燃气公司，因为单一运营商的确能降低成本。

但问题在于：这是消费者选择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企业竞争的结果，市场准入始终是开放的。只要准入开放，谁都可以干，那就不是垄断。垄断只有一种，那就是行政垄断。

主流经济学完全误解了、或者故意曲解了这个问题。

你不能说，只有一家自来水公司，所以自来水公司就应当独家垄断经营。你更不能说，现在是政府在经营自来水公司，所以自来水公司就一定要由政府来运营。一个人的思维怎么能僵化到如此程度，难道政府运营国营饭店，所以私人办个饭店就不可想象了？政府在提供红绿灯服务，所以红绿灯服务市场就提供不了，就必须由政府提供？

再比方，举了好多例子，说中国的、外国的铁路都是政府修建的，或者税金补贴的。

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经验来证实和证伪理论？还是那个问题：各国在提供公共道路，能不能推导出只有国家才能提供公共财货这个结论？外国也这样做，就对吗？从来如此，就对吗？

另外，选择性地使用经验证据，是经验主义者先打枪后画靶子的惯用伎俩，也是经验主义者最不重视经验的证据。

英国的铁路最初都是由私人企业建设的，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在美国政府主导下，拿着巨额补贴，却巨额亏损，且实施对印第安人的歼灭战，但是同一时期的美国大北方铁路是詹姆斯·希尔用私人资金修建的，成本几何式降低，运输价格下降，给沿线印第安人土地补偿并带来巨大利益，且实现了盈利，这又作何解释？太平洋铁路背后的血腥与腐败

为什么只引用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视而不见，是学问不精，知识匮乏，还是不诚实？

还有，所谓搭便车和外部性问题。

所谓“公共财货”，就是不付费者也能从中得到好处，即正外部性，所以就存在“搭便车”问题。著名的例子如灯塔。因此多数经济学著作都主张市场无法提供公共财货，必须政府出面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显然又是胡说。罗纳德·科斯在《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中，一方面揭示出早期英国的灯塔是由私人建造并经营的，这些私人根据船的大小、所经过灯塔的数量，成功地对私人船主收费，并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得出结论，即使是灯塔这样的公共物品，私有化也是可能的。

同时，邮政、街道、警察、司法等现在公认为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有大量私人企业提供的案例。现在还有现实的案例：市场化的快递行业秒杀邮政局；火箭也可以私营企业发射。这些国家主义者故意视而不见而已。

公共财货和私人财货的两分法，本来就是错误的。一件物品的公共性，并不是其物理性质决定的，而是看消费者的评价，其私人还是公共性质，取决于将它视为财货的人是多还是少。我阳台上的花，一旦很多人过路时都观赏，在乎它们，就成为公共财货；而如果大家都不在乎，那就是私人财货。

腾讯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它当然是私人的，但是它在提供巨大的正外部性，我们每个人都在搭便车，要不要政府对所有人征税补贴腾讯？

买了房子，你什么都没有干，但是周边的商业繁荣了，你的房子升值了，这不是搭便车吗？一个女人化妆出门，给男人们带来了正外部性，是不是应当对男人征税？我学了奥地利学派，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边际上对这个社会更好了，你们要不要缴税来补贴我呢？反过来，一个丑女人出门了，给男人们带来了负外部性，那要不要对她征税甚至不让她出门呢？抢劫犯只要吃饱饭了就不容易抢劫了，你们都搭便车了，变得更安全了，那么是不是应当补贴抢劫犯呢？

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从市场经济的正外部性中受益，都在搭便车。最广泛而典型的例子是，别人储蓄积累资本，用来投资，让土地更值钱了，让边际以下的土地现在变成边际以上、赚取租金了；让技能并没有提升的人，现在也由于使用了更加先进的技术设备而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由此取得了更高的工资；让物价下降了，消费者都受益了。那要不要政府对土地所有者、工薪阶层和所有消费者征税，来补贴资本家呢？

由她的观点出发，只要人们的行为产生了“外部性”，政府对自由市场的任何干涉就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如果A做了一件有利于B的事情，而B不必为此付钱，搭便车了，这就是自由市场中的一个“缺陷”，然后政府就应通过向B征税来“纠正”此缺陷。所有人都是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公共的教育、医疗、养老，就没有什么不能公有化。这正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也是为什么芝加哥学派最终会走向集权主义的原因。

外部性，是一个产权问题。芝加哥学派的胡言乱语，却让她如获至宝。即便我们退一万步，承认私人财货与公共财货的区分，承认公共财货有外部性，也无法推论出公共财货应当被生产，更推导不出公共物品应当由政府来而非私人企业来提供。

公共财货的生产，必须以征税这种强制手段为后盾，本身已经证明，消费者并没有这样的偏好，否则就不需要强制了。必须强制纳贡，才能生产这些公共财货，充分证明如果尊重消费者的意愿，它根本就不应当被生产。而如果没有强制，这些公共财货所花费的资金，消费者将花在他们更加迫切需求的别处，这又充分证明了，公共财货是浪费性的，即便满足了部分人的需求，那也只是次要的。唯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才能保证公共财货决策的合理性，原因无他，因为它接受消费者的自愿金钱投票。

就写这么多。坦率说，其文章简直不忍卒读。作为一个自称奥派的人，写出这种文章，挺丢人的。

国有化的大型工程是不是浪费，这是一个经济学ABC问题、驴桥定理问题。我们早就写过无数文章来分析。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等奥地利经济学大师，对此有充分的论证。坦率说，这类最基础的问题，根本都用不着奥地利学派这种超级武器出手，巴斯夏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就足够。

道理不要太简单：你既要看到“看得见”的好处，也要看到“看不见”的代价。巴斯夏说，这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好经济学家还是坏经济学家的标准。政府花的钱多了，老百姓能花的就少了。政府占用的资源多了，市场可用的资源就少了，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用在这里就用不到那里。公共设施寄生于民营经济，因为它所用的资源，来自于强制征敛，并不是消费者的真实偏好，必定面临伦理困境。政府投资项目没有盈亏约束，必然充斥着浪费、低效和腐败。这些道理，几乎不言自明，不学经济学的人，都能想明白。

认为公共设施建设“长远看”是有利于经济，谁的经济？贵州人的经济对吗？如果没有这些投资，广东人的经济会更好。为什么你觉得贵州比广东人更重要？效用可不可以这样跨人际比较？以侵犯一个人的办法造福另一人，你认为这是利于长远吗？这又是谁的“长远”，为了你的长远牺牲我的现在和长远，有没有伦理正当性？如果这样说，那秦始皇奴役你先人就是对的，因为他带来了现在长城的旅游业兴盛。一个强奸犯强奸了一个寡居的女人，让她怀孕生子了，由此她老了有了依靠了，是不是要赞美抢劫犯？纳粹德国的做法是不是也值得你去辩护呢？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你同意吗？

说只有“公共部门”才眼光长远，不然的话，私人根本不会投资到那些没有盈利的项目中。我们倒是要问，私营企业为了研发每年投入几十亿，在项目开始初期，一直处在巨额亏损中，你又作何解释？一项投资根本就不可能盈利，却去投资，这是目光长远吗？这恰恰是目光短浅。不去投资必然不能盈利的项目，才是目光长远，因为消费者有更重要的需求需要被满足。所以如果一个事情民营企业因为没有利润而不愿意干，那就别干了，因为干了就是浪费稀缺资源，就是扭曲生产结构，就是毁灭资本，就是让所有人变穷。一个让人变穷的项目，你怎么能说它有利于长远？如果民营企业不愿意参与，那就不要干

说有些公共设施项目最终还是盈利了，那不过是因为它恰好满足了消费者的愿望了，这不是中央计划机构英明、投资必须由税金资助的证明。一个钟表不走字，一天也能对两次。而且，一件满足消费者愿望的事情，你又凭什么假定，企业家没有这样的判断力来投资呢？如果让私营企业去干，只会提供更多的利润并投入长远，造福消费者。所以即便是盈利了，因为它没有达到私营企业的盈利水平，那照样是浪费。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加有效率，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更能创造财富，这一点连老马都承认，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我可以将她文章中的每一句话拿出来，一直写下去。因为她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都表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鉴于她连基础的经济学ABC都不懂，已经变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辩护士，而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最大的智识丑闻”。所以我宣布：从即日起，她被开除出经济学队伍。

以后她关于经济学的文章与观点，都绝对不值得重视，也不需要跟她讨论，因为跟一个外行讨论是一种浪费。

我们需要提醒：我只是借此来阐明“公共工程”的一些经济学后果，并不是对谁有什么意见和情绪。理论是不容妥协的，如此简单的理论都能错的如此彻底，更是无法原谅。有些人，以“学院派”正统自居，他们以为有一个什么名号，就能代表自己的水平。可是纳税人支付的优渥报酬，带给他们的，恰恰是如国企一样的懒散和庸碌，混日子，混论文，混圈子，把学问做的一塌糊涂，充斥纽伊拉特式的胡言乱语。这些人，才是妥妥的民科、朋克分子。

不要对体制内的经济学研究者，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食税，他们是“国王的知识卫队”。一个经济学人，当然有权开除她，不承认她。这是一种杯葛，奥地利经济学容不下这样的玷污，经济学也容不下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垃圾。

至于说，其文章频频引用亚当·斯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背书，这不过是诉诸权威的谬误。

米塞斯不用多讲，他是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其经济理论登峰造极，是奥地利学派永远的院长。他清晰直白地指出：自由就是财产；一个人只要提到国家，就意味着强制。他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者，承认国家在保障产权、维护国内安宁上的职能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是不彻底的。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支持过国家去承担各种“公共职能”。

至于亚当·斯密，他并不是什么经济学之父，他导致了经济学的退步，从主观价值论向劳动价值论的退步，从理性主义向经验主义的退步。他被罗斯巴德恰当地称为“老马的精神导师”。

而哈耶克，他正确的地方，都是他追随米塞斯脚步的经济理论——尽管也有许多致命错误，例如货币中性论、货币的非国家化、分散知识论——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也是他对经济学，即商业周期理论的阐述。而他后期的政治哲学著作，干脆就是一个国家主义者，简直就是一场智识灾难。本文对此不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可见参见今天的次条，是一个最美的女孩、大学生翻译的“罗斯巴德绝密备忘录”，里面有对哈耶克的犀利评论，看看有没有冤枉哈耶克。

还可参阅：

哈耶克强制理论批判

哈耶克就爱跟极不明智的人搅合在一起

罗斯巴德，是一面照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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