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黄昏：欧洲，何以至此？

本文转自 智本社

近期，特朗普政府对欧洲、乌克兰火力全开。

2月18日，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在利雅得举行会谈，就解决两国间“棘手问题”和结束俄乌冲突等达成四点共识。这是在抛开欧盟、没有乌克兰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的会议。尽管美方强调最终的和谈乌克兰不可能缺席，但这让昔日的欧洲盟友颜面尽失。

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炮轰”欧洲，称“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俄罗斯或中国这些外部力量，而是来自欧洲内部”。

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抨击泽连斯基，称其致乌卷入无法获胜的战争，如果不赶快行动，乌克兰或不复存在。

特朗普上台后急转直下、不知去向的国际形势，让人大跌眼镜又极为不安。美国建制派、民主党人和欧洲盟友批评，特朗普毁掉了欧美二战以来建立的盟友关系，大呼世界“礼崩乐坏”。

但是，或许在特朗普看来，欧洲是一群事多、话多、懒惰、抠门的“穷亲戚”。所谓盟友关系不过是搭美国便车的有毒关系。特朗普所为，用互联网流行语来说就是“断亲”。

欧洲，何以至此？

下面这张图清晰地展现了欧洲经济的困境：

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经济总量与美国旗鼓相当，占美国GDP比例为96%，但之后这一数据持续下降，如今欧元区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占美国GDP比例降至56%。

在被美国拉开距离的同时，欧洲又被中国迅速追赶。

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欧元区的比例只有32%，之后这一数据持续攀升，在2018年超越欧元区，如今中国经济总量是欧元区的1.12倍。

可见，在过去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欧洲经济陷入一种“前有狼后有虎”的危险境地。但是，欧洲大部分国家、多数人对此不敏感、不在乎，等反应过来后又无力应对。

欧洲经济为何陷入如此困境？

这里，我采纳辜朝明“被追赶的经济体”（2023）的解释框架。辜朝明纳入全球化、人口这两个变量将欧美日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阶段；第二，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第三，被追赶阶段。

欧美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便逐渐进入被追赶阶段，先被日韩追赶，又被中国追赶；日本在九十年代末开始进入被追赶阶段，韩国的节奏稍微晚一点点，在千禧年之后。

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处于工业化早期，劳动力供给无弹性，工资极为低廉，资本投资回报率高于发达国家，欧美企业开始向新兴市场、投资制造业，不再有动力投资国内市场。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经济体的增速逐步降低，需求和供给、消费与投资均走弱，利率持续走低，产业愈加空心化，本土中小工厂关闭，制造业工人失业增加，劳动力工资缓慢增长；同时，大型企业演变为跨国公司，在海外获得大规模的利润，跨国资本与本土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再度扩大，社会矛盾再度升温。

辜朝明的解释基本符合欧洲与中国的现实。美国、日本的情形与欧洲类似，尽管内部的原因不同。但是，为什么美国经济能够在被追赶阶段持续保持领先，甚至拉开欧洲一个身位？

辜朝明认为，尽管欧洲、日本、韩国仍处于被追赶阶段，但美国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重夺高科技领导地位。

这轮从70年代开始兴起的信息技术浪潮中，美国是领导者，中国、韩国都是受益者，除此之外，欧洲、日本以及其它经济体，几乎都是失意者。如果把信息产业拿掉，美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将打半折。把美股七巨头拿掉，美股市值将缩水一半。

简单来说，欧洲错失了信息技术革命，是其经济相对优势不断落后的直接原因。

德国是过去几十年欧洲的发动机，也是经济最稳定的发达经济体，没有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双翼飞行”，对外投资和商品出口均实现大规模盈余。

但是，德国经济的成功不能掩盖欧洲经济的羸弱。实际上，德国长期吸收了欧元区的经济红利，其商品出口的不少盈余来自欧元区内部。

更值得警惕的是，德国经济正遭遇停滞风险，为G7中表现最差的经济体。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调整后，2024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实际下降0.2%，为连续第二年负增长。

德国是一个工业强国，其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三大产业占其GDP的比重达到30%。但是，俄乌战争以及对俄能源脱钩政策，引发德国大通胀，重创德国化工、钢铁等高耗能产业。2024年德国制造业产出萎缩3%，其工业基础受到冲击，汽车、机械设备制造、化工三大产业资源正在重组，以至于宏观经济陷入衰退。

俄乌战争打破德国经济这种内外部平衡，德国全球产业资源面临重组以及国际竞争力重新定价的风险。

具体来说，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工业领域正在被中国追赶，在信息技术领域被美国压制。

以汽车为例，汽车是欧洲传统优势产业，如今面临来自中国与美国的夹击。

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大规模支持新能源发展，在原有成熟的汽车与电子产业链基础上逐渐形成大规模量产能力。在2022年石油危机期间，新能源汽车迎来了一轮泼天富贵。这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大规模量产，比亚迪迅速崛起，并且对德国及欧洲汽车厂商构成挑战。

数据显示，2023年，比亚迪汽车销量达到302万辆，同比大涨61.8%，国内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2%左右跃升至11%，力压德国大众，成为中国市场份额占有率最高的汽车厂商；同期，德国大众在华销售量为239.86万辆，同比增长仅0.1%，在华市场份额从2018年巅峰时期的近16%下降至10.1%。

大众汽车对华市场依赖度为25%，在华市场份额被比亚迪等国产厂商吞食，导致大众全球销售下滑。2024年上半年，大众汽车在华市场交付量只有134.5万辆，同比下滑7.4%，这拖累其全球销量下降0.4%。国内汽车厂商大打价格战，大众汽车在华可谓量价齐跌，拖累其上半年全球营业利润下降11%。

如果说中国汽车厂商对德国构成的挑战是“乱拳打死师傅”，那么来自美国的竞争则是代际降维打击。

下一个汽车时代，定然不是新能源汽车，而是智能汽车。在智能汽车时代，特斯拉或许能够替代大众等传统汽车厂商成为领导者。而德国智能汽车系统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在应用端不如中国。过去三年，大众汽车旗下软件公司CARIAD分别产生33.95亿欧元、20.68亿欧元和23.9亿欧元的亏损，而在智能驾驶市场上成果有限。

在这轮人工智能浪潮兴起后，德国和欧洲经济体过于落后的产业结构问题暴露无遗。

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去过欧洲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容易留下一种印象：欧洲的衰落，是无可挽回的。

无可挽回，四个字多少带着一丝无奈。欧洲经济衰落的原因，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包括僵化的金融制度、错误的财政政策、各种严格的审查机制，等等，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客观上说，欧洲不论如何努力，都难以与成本廉价、供应链高效的新兴市场竞争，无法守住其传统的工业优势。与美国、日本一样，欧洲去工业化，是老龄化的被追赶经济体的宿命。欧美日还存在一些规模巨大的、竞争力强的大型公司，如巴斯夫、通用电气、三菱，但是，这些大型公司是跨国公司，它不完全属于某个国家，属于全球市场。

当我们在讨论欧洲经济为什么衰落时，聚焦点应该放在：为什么欧洲没能像美国一样引领技术创新？具体来说：为什么欧洲、日本没能像美国一样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从事创新事业？

根本上，还是开放型的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的差异。

在此，排除一战二战对欧洲的冲击，欧洲接连错失了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信息浪潮、90年代兴起的互联网浪潮以及当下的人工智能浪潮。或许，欧洲（主要指欧洲大陆）的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不足以吸引全球人才投入信息技术创新。

我讲几个具体点：

第一，信息技术创新是一项风险事业，需要持续的风险投资，需要资本市场提供融资支持，它是投资银行时代的产物。而欧洲金融市场，尤其是欧洲大陆，还是传统金融为主。例如，德国金融主要还是商业银行与信贷市场，支持大型工业企业贷款。这与美国发达的风险投资、纳斯达克市场对信息技术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也是在70年代信息技术浪潮中兴起的。

第二，相对保守的金融市场背后，是欧洲不如美国开放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今天的美国各种冲突激烈，在美国历史上这几乎是常态。美国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吸纳型制度，吸纳了全球不同种族、宗教、民族的人才，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是技术创新，乃至制度、知识与文化创新的核心力量。欧洲传统保守的文化不仅加剧了人口结构老龄化，还体现在官僚主义上，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资本的输入。

美国的信息技术创新，并不完全是美国的，是美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与风险偏好高的资本，共同投入创新事业的结果。目前，全球最顶级的技术，都不是某个国家的产物，而是全球各领域顶尖人才共同协作的成果。

第三，传统保守的文化使得欧洲大陆缺乏充分博弈与竞争。今天我们将欧洲很多的问题归咎于左派，例如过度环保主义、过度繁琐的审查机制、过高的准入门槛、对大型科技企业和AI过度警惕等等。这种归因法当然没错，但左派人士在美国也是遍地走，尤其是常春藤名校，也包括加州。

但是，不同之处是，美国多样性群体和多元文化使得这个国家保持着博弈与竞争。美国的反垄断在70年代开始放松，美国科技企业和AI创新就是在这种博弈空间中生存下来的。如今，拜登过左了，特朗普把它拉回来，特朗普过度了，也可能会被修正，只要宪法基本原则不被突破。这就是我在《国家市场理论》的课程中所说的竞争性政府。不过，在欧洲，我们很难看到这种竞争性。相反，欧盟有点像一个失败的大政府实验，既缺乏竞争性，又缺乏协同性。

同是作为被追赶经济体，与美国相比，缺乏信息技术创新的欧洲更让人感到担忧。今日之欧洲，主要在吃工业基础的老本。

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将达到2.58万亿欧元，比2023年增长1.1%。进口额较上年下降3.5%至2.43万亿欧元；全年贸易顺差为1501亿欧元，较2022年因能源价格大幅上涨造成的4360亿欧元创纪录的赤字大幅回升。美国依然是欧盟最大的出口对象，价值为5038亿美元，相当于出口总额的19.7%；依次是英国、中国、瑞士，占比分别为13.1%、8.7%、7.4%。

这显示出欧洲的工业品出口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主要是德国的出口力量，同时潜藏着一些风险：一是能源过度依赖于俄罗斯，这一风险在这场战争占中充分暴露；二是国家安全防卫过度依赖于美国，这在特朗普重新执政时面临挑战；三是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简言之，欧洲从俄罗斯输入廉价能源，从美国输入安防，从中国输入廉价中间品，欧洲人可以将资本节省下来用于社会福利。

如果岁月静好，欧洲在唯美的夕阳中谢幕也是人类文明上的一段不朽传奇，但当战争、冲突再起，尤其是昔日盟友反目，今日的欧洲人变得惶恐、焦虑与措手不及。

我最近在看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撰写的《凯恩斯传》，在这本书中，我们容易感受到凯恩斯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衰落的焦虑感。一百年之后的今天，这种焦虑在欧洲大陆精英阶层蔓延，但他们欠缺凯恩斯身上的可贵品质：勇气与责任。

如今，特朗普正在打破过去的国际秩序，欧洲处于被动地位。

这个国际秩序，包括二战后以联合国、北约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贸与金融秩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国际秩序》讲得非常清楚，有兴趣的社友可以看看。

美国是这个秩序的建立者、领导者以及曾经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特朗普为什么要打破这个秩序？特朗普以及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他们不再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美国从中付出太多，但获得太少。

数据显示，北约每年1.47万亿美元经费的68%由美国支付，大约1万亿美元，接近2024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15%。

特朗普认为，美国承担了过多的军费，而欧洲长期躺平。具体到对乌克兰援助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泽连斯基说服美国投入3500亿美元，卷入一场无法获胜、本就没有必要爆发的战争……美国比欧洲多花了2000亿美元，欧洲的资金是有保障的，而美国却一无所获。”

这段话我没有核实真伪，不过另一个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国防开支占GDP的3.5%，而欧盟平均仅为1.6%。特朗普反复强调，欧洲的国防开支占比必须拉高到2%以上，以减轻美国在乌克兰上的援助压力。

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可以参考“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理论是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提出来的，他是霸权稳定学说的奠基人，但是从70年代开始，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不再是大国霸权，而是全球化的市场主权，其本质是谁来支付国际公共用品成本。

金德尔伯格在其《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从国际秩序的独特视角解释大萧条。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起源于美国在一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却没能承担起全球公共用品的责任。英国在政治上依然是全球领导者，但经济上已力不从心。这导致世界堕入大萧条、种族灭绝与二战。在新旧经济大国交替之际，老大心有余而力不足、老二力有余而心不足，导致国际秩序的“公共费用”无人承担，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这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

不过，金德尔伯格陷阱来分析当前的问题显得粗糙。特朗普的行动，不是孤立主义，也不是战略收缩，而是重新构建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防卫体系与国际秩序。

过去的国际秩序是二战的产物，具有相当的意识形态特征，而特朗普的操作采用极度功利主义原则。特朗普认为，美国为意识形态买单、为欧洲人买单的状况需要改变，不希望美国被当前躺平的欧洲拖垮。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当前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但一些美国人意识到美国的弱点与潜在风险。特朗普试图加强对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旨在重新构建美国的国土安全护城河；试图获得乌克兰矿产，旨在增加美国的战略资源储备。

在乌克兰的援助上，特朗普政府认为，这是欧洲的责任，至少欧洲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数据上，欧盟经济总量是俄罗斯的十倍，如果还要依赖美国，这是欧洲的无能。特朗普的粗暴操作也正在惊醒欧洲，冯德莱恩表示会独立抗俄，没有美国也不怕。

但是，没有人对松散的欧洲抱有信心。对乌克兰支持最坚决的是北欧几个国家，但是最关键的德国和法国并不齐心，法国人话太多，德国人对俄罗斯的态度过于暧昧。欧洲缺乏决心支持乌克兰，也缺乏筹码与俄罗斯谈判。

如果当下真要寻求和平，乌克兰、欧洲都没有足够的谈判筹码，也就只有美国能够提供谈判的筹码。战争往往始易终难，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需要勇气和智慧。特朗普给普京提供的条件，比如俄美关系正常化、俄罗斯重回G7，这些谈判筹码是普京不容易拒绝的，有助于这场战争的结束。

特朗普寻求俄乌和平是对的，但是他的操作方式，我是不同意的，缺乏智慧，过于简单粗暴。特朗普对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不同态度，这让很多人无法接受。这是功利主义矛撞上了道义的盾。想要妥善处理俄乌问题并不容易，其中乌东四州是难题，但停战还是有可能的。

美国对中俄的战略有微妙的变化，拜登主张稳中对俄，特朗普主张稳俄对中。注意，我使用的是“稳”，并不是“联”。有一种猜测，特朗普试图让欧洲来应对俄罗斯的挑战，但清楚欧洲的无能，于是希望尽快终结这场战争，稳住俄罗斯，腾出精力来应对来自亚洲的挑战。这种猜测符合美国过去十多年回归印太战略，但是具体到中国上，特朗普的行动是不容易琢磨的。

一战对欧洲的创伤实在太多太久。茨维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说：“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烂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最终，这场战争洗劫了欧洲人的灵魂。之后一百多年，欧洲人似乎患上了“一战后遗症”。如今的欧洲，我们甚至看不到，茨维格那种忧郁，凯恩斯那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