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财政供养人员不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但增长的不是在职人员,而是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
听到这里你可能懵了: “啥?怎么还越来越多了?” 问题就出在——我们之前只盯着“编制”,却忽略了另两个正在迅速膨胀的群体。
但我们先从头说起。
一、财政供养人员,到底指的是谁?
绝大多数人听到“财政供养”三个字,下意识想到的是: 公务员、事业单位等…… 但其实官方口径比你想得更清楚,也更复杂。
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三类:
第一类,编制内工作人员。 就是大家最熟的那批:机关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工资财政发。
第二类,离退休人员。 数量巨大,而且会越来越大,因为中国正在老龄化。
第三类,编外人员。 也就是合同工、劳务派遣。 这些人虽然没有编制,但工资一样由财政负担。
也就是说,财政供养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三合一”的结构: 编内在减少、编外在增加、离退休暴增。
这就是现实。
二、数据来了:总量不降反升,涨得最快的不是你以为的那批人
这份研究用了财政部、统计局全部公开数据。 结果很扎心:
2004—2020 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员从 5212 万,涨到了 6846 万。
增加了多少? 1600 多万。
但别急着骂“怎么越养越多”。 你要先看看结构。
其中:
在职人员,是下降的。 也就是说,中央一直喊“严控编制”,是真的在严控。
但离退休人员,从 1468 万涨到 2687 万。 翻了快一倍!
编外人员,从 215 万涨到 442 万。
你看到了吧? 真正让财政压力飙升的,不是编内,而是—— 离退休的爆发式增长 + 编外的快速膨胀。
离退休为什么涨这么快? 因为寿命延长、老龄化加速; 因为上一代公务员、事业单位几十年累积的人数,正在集中进入退休高峰。
编外为什么暴涨? 因为编制被卡得越来越死,但基层的活却没有减少,甚至越来越多。 怎么办? 只能靠编外干。 于是,一个城市的编内容量不动,但编外悄悄成倍增加。
三、还有一个现象,更鲜明:财政供养率,呈“西高东低”
这一点非常关键—— 财政供养人员的空间分布,是“西部高、东部低”。
什么意思?
人口越少的地方,财政供养比例越高; 人口越多的地方,供养比例反而低。
比如某些西部人口流失的县,一个县 3 万常住人口,财政供养人员 6000 多。 也就是的 “四个老百姓养一个体制内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财政供养人员的流动性非常低。 他们基本都是“本地户籍、本地编制、本地退休”。 但是普通人会迁移。
年轻人从西部流向东部,从农村流向大城市,但财政供养人员留在原地不动。 结果就是: 人走了,编制不走;人口减少,供养率上升。
另一边,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比如珠三角、长三角, 要服务更多人,但编制反而紧缺,只能靠编外补充。
于是全国出现了一个结构性错配: 人口减少的地方,财政供养人数按比例越来越“高”; 人口增加的地方,供养体系压力相对较轻。
这就是财政压力为什么越来越不均衡的根本原因。
四、“保工资”的压力为什么越来越大?真相在这里
现在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国家这些年不断强调“三保”——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为什么基层财政那么紧张? 乱花钱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系统里几个趋势叠加在一起:
趋势一:离退休人员规模巨幅增长,且不可逆。
趋势二:编内容量被严格压缩,但政府事务没减少,反而增加,只能靠编外补。 结果就是“编内降、编外涨”,整体支出并没降。
趋势三:人口流动导致区域失衡。 西部、人口减少,供养负担越来越重。东部,人口流入,编外人员越来越多。
加起来就是一句话: 财政供养人员不是谁想扩就扩,而是被人口结构与制度硬性推着扩大。
你要真正控制财政压力,不是简单地“砍编制”,而是要解决三个深层问题:
离退休负担的转轨和精算平衡;
编外的规范与压缩机制;
地区人口流动导致的供养错配。
否则,只盯着编制,永远治标不治本。
因为本质是:体制内退休人员加速膨胀 + 编外人员快速增加。体制内工资太高反倒是次要的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靠市场。
凡是市场能做的,坚决还给市场。 这样财政供养人员才会减少,还能让更多人回归到“创造财富”的市场中去,只有这样财政支出才能减少,纳税人的压力才有可能减轻。 繁荣从来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