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均收入世界第一，有钱得像个阿根廷人到跟埃塞俄比亚一样腐败，跟保加利亚一样穷，百年阿根廷发生了什么？
米莱获胜的一个原因是阿根廷人的愤怒。
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愤怒，而是有根有据的愤怒。愤怒他们的国家已经越来越深陷于贫困和不幸。在米莱选举前，这个国家濒临崩溃。
根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9月，40.1%的阿根廷人生活在贫困中，另有9.1%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2023年阿根廷通胀加速，10月份，通胀率为143%。
为了确保连任和购买选票，阿根廷政府将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3%。
一年之内，基础货币增加了6倍。
这个国家突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2023年12月，米莱就职，而物价相较于上月，增加了25.5%。按年度计算，就是1400%。
阿根廷人什么都试过了。
他们选举过庇隆主义者做总统，选举过来自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ivica Radical）的政客。
他们甚至给过一个新党派——毛里西奥·马克里的变革联盟——一次机会。
但是结果总是相似：腐败、裙带、通胀和贫困。
阿根廷不想延续这些熟悉的配方了，而是想试试某种全新的东西。
而这种全新的东西，就体现在哈维尔·米莱身上。
阿根廷人的痛苦史很漫长，延续了数十年之久。
十九世纪末，阿根廷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在1853年古典自由主义宪政之后，是自1860年开始的迅速发展期：阿根廷美好时代（Argentine Belle Époque）。
在那个时代，阿根廷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一道，以大约五倍于西班牙的面积，位于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列。
十九世纪末，按人均收入计算，阿根廷比除了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更富裕。
那时候，阿根廷是全世界最受移民欢迎的国家，它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候，全世界还流行一句谚语：“有钱得像个阿根廷人一样（Il est riche comme un Argentin）”。
事实上，在2018年的《麦迪逊历史统计（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中，1896年阿根廷排名世界第一，领先美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和英国。
1910年，阿根廷的GDP占整个拉丁美洲的一半。即使在一战爆发前，按人均收入计算，阿根廷也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领先于德国和法国。
阿根廷的工资水平高于欧洲。在一战初，阿根廷还是外贸巨人。
首先是农产品的出口和工业品的进口。进出口总额超过GDP的100%。而在最近数十年，这个数额只有20-30%。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阿根廷仍然排在最富有的国家前列。
1962年，按人均收入计算，阿根廷仍然领先于诸如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
然而，今天，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仅及12个核心欧洲国家的40%；不知不觉就相对下降了60%。
统计资料必须存疑，尤其是当它来自很久以前的数据时。
尽管如此，趋势还是很明显。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大萧条，阿根廷的衰落开始了。一开始很慢。
作为一个贸易型国家，阿根廷严重地受到世界贸易崩溃和保护主义崛起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阿根廷开始引进福利国家政策。
1930年，阿根廷发生了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政变。阿根廷开始为自给自足而努力。政客们尝试通过牺牲农业补贴他们自己的工业来替代进口。政府支出迅速上扬。
1935年，为了抵消资本从欧洲流入阿根廷造成的比索升值和为了促进出口，阿根廷成立了央行，并逐渐取消了金本位。
1943年，又发生了另一次政变。
政变者当中有年轻的军人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他后来成为劳工部长。
身为劳工部长，庇隆推动了集体主义议程。在1946年的下一次选举中，阿根廷人以绝大多数票选举庇隆担任总统。
1939年，庇隆曾被送往意大利求学。他从意大利写信回国，谈到了他在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经历。他赞扬他在墨索里尼的制度中发现的秩序、纪律、爱国主义和工作伦理。
对墨索里尼来说，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万物皆在国家囊中，无一物自外于国家，无一物与国家相悖。”
还有：
“自由主义为了个人利益否定国家；法西斯主义再次肯定国家是个体的真正本质……对法西斯主义者来说，万物皆在国家囊中，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人类或精神，或者没有任何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极权性的（totalitarian），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身为一切价值观的综合体和统一体，解释、阐述和主导人民的全部生命。”
对庇隆来说，墨索里尼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榜样。庇隆也欣赏希特勒的集体主义。他钦佩国家社会主义[译注：即纳粹]的道德价值观。
庇隆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是：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或者换句话说：民族主义、闭关锁国和财富再分配。
国家是社会的平衡器（social equalizer），它受到工会和社会运动的支持，将一切集体行动标准化。
庇隆主义是一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它贯穿于当今所有阿根廷传统政党。
庇隆想要取缔资本主义。
胡安·保蒂斯塔·阿尔韦迪（Juan Bautista Alberdi）（1810-1884）和何塞·本哈明·格罗斯蒂亚加（José Benjamín Gorostiaga）（1823-1891）年的1853年古典自由主义宪法就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曾经让阿根廷的迅速崛起。
庇隆要用财富再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取代资本主义。
作为劳工部长，庇隆已经依赖了典型的社会主义配方。他实行了有薪休假、国家养老制度和最低工资。
工会运动是他的政治盟友。工会得到了慷慨的补贴。
对穷人的国家援助扩张了；国立学校和国立医院拔地而起。私人主动性被一再推后，以利于国家。
受到人民爱戴的艾娃·庇隆基金——庇隆的第二人妻子艾娃的基金会——成为再分配性的福利国家的补充。这个基金会是由税金和与这个政权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自愿”供奉资助的。
保护主义庇护与国家有关联的公司，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庇隆将公司国家化，并加深了与工会的联盟。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得板结。
而管制日益损害自由财产。
裙带、腐败和偏袒正在扩散。
国家医保被补充进福利国家。
首先，正是“社会正义”这一概念，导致阿根廷偏离其成功之道，陷入深渊。
米莱如此坚持不懈地批评这一概念，不是没有原因的。
胡安·庇隆决定了阿根廷三十年的命运。
他在职的第一个任期就发生了社会动荡。1955年，军队策划了一场政变。庇隆主义党被禁止了。
1966年，另一场政变紧随其后，军队一直独裁到1973年，那一年，庇隆结束流亡回国，仍然担任总统，直至1974年去世。
随后，他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贝尔·庇隆（Isabel Perón）继任总统。
随后，1976-1983年，是另一段军队独裁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根廷呈现出一种类似内战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群体用袭击、绑架和爆炸笼罩整个国家。
军方政府则不断地让反对者消失。
保罗·阿方辛总统上位，阿根廷回归民主制度，他于1983-1989年在位。阿方辛是一位左派人士，他的世界观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或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相似。
早在1985年，阿根廷就有50%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力中断一再发生。
电话是奢侈品。
阿方辛的统治于1989年在灾难中结束，648%的恶性通货膨胀率刺激米莱从足球运动中挂靴，全心学习经济学。
1989-1999年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担任总统期间，阿根廷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
梅内姆属于庇隆主义党，但来自该党的中右翼。他的改革使这个国家稳定下来，并实现了现代化。
这是这个国家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以来的第一次深度自由市场改革。它改革了劳动力市场，去除了对经济的一些管制，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了。
国家电视台的私有化提升了言论自由。
同时，国有公司被送给了与国家有关联的企业家。裙带之风仍在持续。
1992年，通货膨胀被制止了，引进了一个通货委员会。
从1946年到1991年，阿根廷的平均通胀率是约225%。阿根廷人承受了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现在，阿根廷有了固定汇率。阿根廷人可以用1比索兑换1美元。央行仅被允许为了兑换美元而发行新的比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阿根廷的好时光，它的年增长率是7.5%。
贫困率急剧下降。可兑换性的引入，阻止了来自通胀资助的政府支出。
但是，主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梅内姆没有减少可怕的政府支出。依赖国家的那批人继续得到国家的服务。游戏还在继续。政府支出从1995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800亿美元。
最初，来自私有化的收益取代了来自印钞机的收入。增值税也增加了。
最终，赤字是用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填补的。
这让与政府有关联的政客和家族赚得盆满钵满。
每一笔IMF贷款都涉及一家咨询公司，贷款签署缓解的佣金就达数百万美元。咨询、补贴、津贴、裙带和徇私一如其旧。阿根廷的债务急剧增加。
尽管大受欢迎，梅内姆还是在1999年不得不下台。根据法律规定，总统任期仅限于两届。
1999年，费尔南多·德拉鲁阿（Fernando de la Rua）在与爱德华多·杜阿尔德（Eduardo Duhalde）的竞争中赢得了总统选举。
费尔南多·德拉鲁阿在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左，而杜阿尔德则是中间偏右。
在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之前，杜阿尔德是梅内姆的副总统。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杜阿尔德建立了“曼萨内拉制度（Manzaneras system）”。曼萨内拉们[译注：阿根廷女性社区工作者]获得食物补贴，她们在各自社区中自主分发这些补贴，从而使受补贴的民众产生了对政治的依赖。后来，曼萨内拉们成为杜阿尔德的有用资源。
2001年，IMF对阿根廷收紧了银根，关闭了信贷水龙头。阿根廷的狂欢结束了。赤字危机正在成为债务危机。央行出售了它的储备金。资本开始外逃。
12月，银行冻结存款政策启动。提取美元余额受到限制。可兑换政策失败。2001年12月19日和20日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超市被洗劫，骚乱中出现了曼萨内拉们的身影。动荡中39人死亡，500人受伤。
德拉鲁阿被一家直升机从其卡萨·罗萨达（Casa Rosada）官邸[译注：阿根廷总统府名称]救走。这一幕深深地烙在阿根廷人的集体记忆中。
可用比索兑换美元的政策被取消之后20天，德拉鲁阿辞职。
随后在非常短的时期内，阿根廷经历好几任过渡总统。阿道夫·罗德里格斯·萨阿（Adolfo Rodriguez Saá）仅在位一周，并宣布对国际贷款违约。
在通过违约解决债务问题之后，杜阿尔德于2002年1月同意接手总统职位。比索对美元贬值75%。
梅内姆已经跟杜阿尔德闹翻了，但他被允许在下一次选举中参选。这是一次允许两名庇隆主义党候选人参选的例外。
杜阿尔德自己与此前默默无名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结盟，后者最初来自该党的中右翼。
在选举中，杜阿尔德派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为候选人。杜阿尔德希望能够控制基什内尔。
在第一轮，梅内姆获得的选票以25%超过基什内尔的22%，但他绝对退出决胜轮竞选，因为他认为剩余选民在决胜轮中会主要会给基什内尔投票。
基什内尔就是这样在2003年掌权的。为了清除杜阿尔德的影响，他开始向左转。基什内尔抛弃了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
他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物价受到管制。它朝着拉美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其样板是委内瑞拉、巴西和古巴。朝着圣保罗论坛前进。
偏袒、腐败和再分配继续滋长。由于债务违约和商品价格，尤其是大豆出口价格暴涨，政府的回旋余地更大了。
2003年，大豆价格为每吨200美元，2008年已经达到600美元，2012年是650美元。在毛里西奥·马克里（2015-2019）当政时期回落到300美元。
基什内尔消耗了梅内姆时代的资本。尽管如此，还要寻求额外的新贷款和通货膨胀。基什内尔知道必定会发生经济危机。他宁愿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不要当政。他决定不再竞选。
但是他的妻子克里斯蒂纳·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不怕即将到来的危机，她出面竞选总统。于是，从2007年开始，克里斯蒂纳·基什内尔的时代来临。她在位的任期是民粹化的庇隆主义的延续，现在又受到激进左翼的影响。
2008年，政府宣布对大多和小麦出口征收50%的税收，这导致了骚乱。2012年，政府将YPF石油公司国有化，从2003年到2015年，基什内尔时代公务员数量增加到150万人。
意识形态方面则日益“觉醒”。引进了同性婚姻，性别意识形态受到补贴。同时，出版自由被削弱了。对许多阿根廷人来说，腐败和基什内尔成为了同义词。
在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的两个任期及其大规模贫困化之后，变革的时机成熟了。
基什内尔派遣丹尼尔·西奥利（Daniel Scioli）参与竞选，后者在2015年败于毛里西奥·马克里之手。新总统马克里给人们带来了大变革的期望，但事实证明，他就是一个懦夫。他的总统任期搞砸了。
马克里陷入了一种错误的信念：他能够在不减支的情况下搞定预算赤字。
他没有减少政府支出，反而将阿根廷对IMF的外债增加到500亿美元。私有化也没有实现。在他的管理下，觉醒主义势头也分毫不减。他的渐进性改革没有效果。因此抗议声此起彼伏。
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尽管可以在2019年参选，但她只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选。她派出了阿尔伯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她希望在幕后控制费尔南迪斯。
因为有些选民绝不会给基什内尔投票。这些选民对基什内尔的憎恨甚至超过了马克里，但是会给阿尔伯托·费尔南德斯投票。这个计划成功了，2019年费尔南德斯上台了。
费尔南德斯指望通过一项新的堕胎法令扩张“妇女权利”，和扶持穷人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2019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50%。然后疫情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史上最漫长和最残酷的封城、大规模破产和不成比例的高新冠死亡人数（15万人死亡）。
费尔南迪斯不想受基什内尔控制。这一届政府不稳定。唯一在媒体上口碑不错的是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在党内，他更像是一位集权主义者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的对手。
在2023年总统选举之前，人民对基什内尔主义怒不可遏。这个国家完蛋了。基什内尔和费尔南德斯在选举中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在最后时刻，基什内尔决定支持她的党内对手塞尔吉奥·马萨。
因此，三位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夏·布里奇、塞尔吉奥·马萨和哈维尔·米莱成为基什内尔主义终结的象征。
在许多阿根廷人眼中，基什内尔主义要对过去20年的低迷负责。2023年，按调整购买力之后的人均收入计算，阿根廷名列第65名，排在俄国和保加利亚之后。只有葡萄牙的一半水平，仅领先于保加利亚。因此，仅仅是1974年的水平。
虽然100年前，阿根廷是一个移民国家，但今天形势彻底倒转。仅西班牙就有超过50万阿根廷人。
另一方面，阿根廷仍然很富裕，但现在却出现全国性破产，几乎没有任何国家遭遇过比这更严峻的痛苦。
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阿根廷经历了两次恶性通货膨胀。比索累积贬值达1万亿倍。
尽管颇具生产力的阿根廷农业生产了可供养4亿人口的粮食，在60%的税负下，国家征收的资源等价于供养2.4亿人口的粮食，但却有500万阿根廷人在挨饿，因为政治特权阶层汲取了这些资源。
50%的阿根廷人生活在贫困中，10%极端贫困，60%的孩子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其他数据也是灾难性的。吸毒在南美排在第二位。腐败指数，阿根廷排名第98，与埃塞尔比亚、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并列。在经济自由指数方面（由美国传统基金会[U.S. Heritage Foundation]编制），2022年，阿根廷在177个国家中排名144，介于科摩罗和海地之间。
为了在选举中继续取胜，由马萨担任经济部长的前政府在2023年大把撒钱。
2023年底，年通胀率达到211%。为了阻止所发行的比索进一步推动通胀，央行通过发行有息债券回收了部分比索。2023年12月，央行为此支付了100%的年息。为了支付这笔利息，央行印了新钱。每月支付的利息就达到了基础货币的30%。
因此，等待央行新行长的一颗定时炸弹。恶性通胀似乎不可避免。
简言之，阿根廷人对基什内尔时代之后的绝望处境感到绝望和愤怒。
贫困、浪费、政治阴谋、裙带之风——所有这一切都滋长了人们的变革意愿，要从根本加以改变。
这时候，米莱出现了，他承诺在35年之内让阿根廷成为经济超级强国，他一脚踢开了大门。
连载合集
推文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