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成就

提起“亚洲四小龙”，香港和新加坡总是相提并论。这两座城市，都曾是英国殖民地，都在二战后创造了经济奇迹。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它们走的是同一条路。

然而，一本名为《经济自由主义与发展型国家》的新书，却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别看新加坡政府高效、规划精良，但在衡量长期发展潜力的关键指标上，那个“自由放任”的香港，其实做得更出色。

这本书的作者郑明昌（Bryan Cheang）认为，香港的模式，孕育了一个更具生产力、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顺着他的思路，重新审视这两座城市的“世纪之争”。

同一起跑线，不同的岔路口

故事要从它们的“身世”说起。

很多人认为殖民历史就是一部掠夺史，但作者提醒我们，英国人也留下了宝贵的制度遗产，比如私有产权、法治精神和贸易自由。这对香港和新加坡来说，是共同的起跑线。

有趣的是，新加坡的“自由基因”甚至更早。1819年，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莱佛士爵士，就把新加坡定位为一个自由港。他反对垄断，拥抱自由贸易，希望吸引全球的商人和移民。可以说，新加坡的底子，本就是市场主导的。

然而，在历史的岔路口上，两座城市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香港，在以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为代表的港英官员治理下，坚定地走上了“积极不干预”的道路。他们坚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比任何政府规划师都更聪明。

而新加坡，则在独立后，一步步走向了“发展型国家”模式——政府强力介入，精心规划经济的每一步。

企业家精神：被“放养”的与被“圈养”的

两种制度，对待企业家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也决定了它们经济活力的源泉。

在香港，政府采取的是“放养”模式。当时，大批躲避战乱的内地企业家，尤其是上海的商业精英，涌入香港。港英政府对他们几乎不设限制，任其发展。正是这批企业家，在没有任何国家产业规划的情况下，靠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拼搏精神，一手打造了香港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辉煌。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本土企业家，则像是被“圈养”了起来。作者详细描述了新加坡政府如何系统性地削弱华商社团和商业网络，因为觉得它们“过时”且“难以控制”。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扶持的大型“政府关联公司”（GLCs）和引进的外国跨国巨头。

作者认为，这种做法虽然高效可控，却削弱了本土企业的活力，培养出一种对政府的“依赖文化”。

GDP之外的真相：谁的增长更“健康”？

从表面看，新加坡的模式似乎大获全胜。高楼林立，城市整洁，GDP增长率常年亮眼。但作者提醒我们，亮丽的GDP数字，可能会掩盖深层的效率问题。

这里要引入一个更专业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FP）。

简单来说，GDP衡量的是你投入了多少（资本、劳动力），产出了多少。而TFP衡量的是，你的投入用得有多聪明、多高效，它更能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内功”。

数据让人大吃一惊：

• 在1964年到1997年这段黄金发展期，香港的TFP增长了39.13%，而新加坡的TFP反而下降了！香港的TFP比新加坡高出近47%。

这意味着什么？新加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投入驱动”的，就像一个学生靠不停地刷题、熬夜来提高分数。而香港的增长，则更偏向“效率驱动”，是靠更聪明的方法、更高的效率来取得好成绩。前者短期有效，但长期来看，一旦投入跟不上，增长就会乏力。

创新的悖论：为何“砸钱”换不来创造力？

在创新领域，这种差异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新加坡在研发（R&D）上的投入，从占GDP比重来看，常年超过香港。按理说，砸了这么多钱，创新成果应该很丰硕吧？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有研究显示，新加坡的“创新效率”一度排在全球100名开外。相比之下，研发投入更少的香港，却拥有更多的研发型企业，本土公司申请的专利也更多。

为什么会这样？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创新需要自由。

创新意味着要冒险、要试错、要挑战权威。在一个监管细致、甚至有些严苛的环境里，创造的火花很容易被浇灭。政府可以出钱资助艺术，但艺术的生命力在于自发的表达，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创新严重依赖外企和外国人才，本土的创新生态始终没能真正壮大起来。

在创意产业（比如电影、音乐、出版）方面，香港的领先优势更加明显。尽管没有强大的政府机构扶持，但香港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从业人员比例和全球影响力，都远超新加坡。

两种模式的终极对决

说到底，这是“企业家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对决。

在新加坡，经济命脉掌握在少数几个政府关联公司手中，中小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对经济的贡献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整个经济体就像一个精密编排的交响乐团，每个声部都一丝不苟，但缺乏即兴发挥的惊喜。

在香港，尽管近年来面临地产垄断等挑战，但其经济的底色依然是企业家精神。中小企业活力更强，市场对新来者也更开放。这里的经济更像一个生机勃勃的热带雨林，允许万物自由生长，在混乱和竞争中涌现出秩序。

结语

郑明昌的这本书，并非要全盘否定新加坡的成就，而是想发出一个善意的提醒：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看似完美的成功模式，可能会以牺牲社会的创造力、创新精神和民众的主动性为代价。

相比之下，香港的模式，植根于自由主义的制度，由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阶层驱动，孕育了一个更能适应风险、拥抱创新的社会。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而言，这个故事最大的启示或许是：真正的繁荣，不仅仅是冰冷的GDP数字，它更源于一种自由——贸易的自由，创造的自由，甚至是失败后再试一次的自由。这，或许才是通往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