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北欧童话（3）
第一个层次：伦理——社会契约还是合法抢劫？
我们先从根儿上刨。税收，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你出生在这个国家，这份契约就自动生效了。你没有任何机会说不。一个不能拒绝的契约，还能叫契约吗？那叫霸王条款。
你说，我不想享受你的公共服务了，你也别收我的税了，行不行？不行。除非你移民，放弃国籍。
但这就像那个小区的故事里，你不同意交保护费，唯一的选择就是卖房子搬家。这能叫自愿吗？
国家收多少税，怎么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个人有发言权吗？你可能会说，我有选票啊。
但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国家里，你那一张票的实际影响力趋近于零。
最终，你还是得被动接受那个由多数人（或者说，由控制了政府的政治集团）决定的服务套餐。
你无法像在市场上一样，说我只要A服务，不要B服务。你必须全盘接受。
第二个层次：经济——一部惩罚成功、扼杀活力的财富粉碎机
税率越高，这种粉碎效应就越严重。整个社会的经济蛋糕，不是被重新切分了，而是变小了。
最顶尖的医生、工程师、金融家，他们会选择去税率更低的国家工作，比如瑞士、美国、新加坡。因为他们的才能在那些地方，能换回更多的个人财富。
接着是资本外逃。
企业家们，会把公司总部和利润，想方设法地转移到爱尔兰、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天堂。这不叫不爱国，这叫理性选择。
资本就像水一样，天生就要往低处流。
你非要筑一个高高的税坝，那水就会绕开你，或者从堤坝的缝隙里渗出去。
最终，你这片土地就会越来越干涸。
我们来看第一个巨人：宜家（IKEA）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
坎普拉德可以说是瑞典梦的化身，他从一个农场里卖火柴的小男孩，最终打造了一个全球家居帝国。
但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企业家，却在1973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瑞典。
他去了哪里？先是丹麦，后来是税率更低的瑞士。
他为什么要走？他自己说得非常直白。
在七十年代的瑞典，财富税和遗产税高到什么程度？
高到他根本无法将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完整地传给自己的孩子。
如果他留在瑞典去世，他的继承人为了缴纳天价遗产税，唯一的选择就是卖掉公司股份，把宜家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给拆了。
这就像你辛苦种了一棵苹果树，硕果累累。
邻居（国家）说：这树长得真好，等你不在了，你的孩子要想继承这棵树，必须先把一半的树枝砍下来给我。
这合理吗？
坎普拉德的选择，是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移植到一块更肥沃、更友善的土壤里。
他在瑞士一待就是40年，直到2013年，瑞典废除了财富税和遗产税之后，他才在晚年重返故乡。
这是一个长达40年的无声抗议。
一个国家的税制，硬生生把自己的“国民企业家英雄”逼成了“经济难民”。
你以为这只是个例吗？
我们再看一个：利乐包装（Tetra Pak）的创始人家族，劳辛（Rausing）家族。
今天我们喝的牛奶、果汁，很多都用着利乐的无菌包装。这家公司同样是瑞典工业的骄傲。
但它的掌门人汉斯·劳辛，也在80年代初，做出了和坎普拉德同样的选择——出走。
他去了英国，原因一模一样：不堪忍受惩罚性的财富税和遗产税。
这些创造了瑞典经济奇迹的基石型企业家，是解决了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就业的。
他们本该是国家的英雄。但在那套“均贫富”的税收逻辑下，他们创造的财富越多，反而成了越大的“罪人”，成了被优先“打土豪”的对象。
他们除了出走，别无选择。
如果说，宜家和利乐的故事，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伤疤”，那我们来看一点新鲜的，正在发生的“大出血”。
这次的主角，是挪威。对，就是那个靠着北海石油，富得流油，常年霸占人类发展指数榜首的国家。
从2022年开始，挪威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富豪出逃潮”。
几十位亿万富翁和成百上千的千万富翁，拖家带口，打包资产，集体“跳船”，目的地出奇地一致——瑞士。
领头人之一，是挪威最富有的工业家之一，谢尔·英奇·勒克。
他在2022年9月，高调宣布将自己的居住地迁往瑞士的卢加诺。
为什么？导火索是挪威的“财富税”。
这个财富税，堪称是“发动机冷却器”里的终极武器。
它不管你的资产是能下金蛋的母鸡（比如盈利公司的股票），还是仅仅是看起来值钱的石头（比如暂时无法变现的资产），它每年都要在你全部净资产的头上，固定刮走一层皮（大约1%）。
勒克算了一笔账，他每年需要缴纳的财富税，远远超过他从公司获得的分红。
这意味着什么？他为了给国家交税，每年都必须卖掉一部分公司的股票。
他的公司，这个能为挪威提供就业、创造价值的经济实体，正在因为税收的原因，被他自己一点一点地“吃掉”。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自残。
勒克的出走，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据统计，仅在2022年，离开挪威的超级富豪们，就带走了总计超过6000亿挪威克朗（约合4000亿人民币）的财富。
这笔钱，本可以用来在挪威投资、建厂、研发、创造就业。
但现在，它们都流向了瑞士。 挪威政府本想用财富税这把小刀，在富人身上多割点肉，分给穷人。
结果，这把刀太锋利了，富人直接带着整个身家跑了。
现在，政府不仅一分钱财富税都收不到了，连他们未来可能贡献的所有所得税、消费税，也都成了泡影。
这正是“漏水的桶”最悲惨的结局：不但水漏光了，连桶都给你端走了。
人才和资本的外流，不仅仅发生在“老钱”和实业家身上。
在新经济领域，这套僵化的体系同样在扼杀创新。
我们来看瑞典的另一个骄傲，全球最大的流媒体音乐平台，声田（Spotify）。
2016年，Spotify的两位创始人，丹尼尔·埃克和马丁·洛伦松，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这不是一封感谢信，而是一封“最后通牒”。
他们警告瑞典政府，如果再不改革，他们将被迫把公司未来的发展重心和数千个高薪工作岗位，转移出瑞典。
他们的抱怨是什么？
除了高昂的个人所得税让吸引全球顶尖工程师变得困难重重之外，更致命的，是两点：
第一，斯德哥尔摩严重的住房短缺。这是政府过度管制市场的必然结果。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瑞典对“员工股票期权”征收的惩罚性税收。
在美国硅谷，用股票期权来吸引和激励核心员工，是科技公司成功的标配。公司初期没钱，就给大家发期权，许诺一个共同富裕的未来。
这是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
但在瑞典，员工获得股票期权的税负，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使得Spotify根本无法和谷歌、苹果这样的美国巨头，在人才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
政府想用高税收来保障“公平”，结果却砍断了新兴企业赖以生存的“激励链条”。
虽然Spotify最终没有完全搬走，但这次公开的抗议，已经撕开了北欧模式温情脉脉的面纱。
整个北欧，绝大部分优秀的IT人才，都跑去了英国和美国。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他有能力年入百万美元，在北欧要交六十万的税，在美国只需要交十五万，你说他走不走？
越优秀的人，越能够进行跨国迁徙。
丹麦，这个童话王国，也面临着自己的税收童话破灭的窘境。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可以称之为“临时富人”和“科技旋转门”。
我们先看一个标志性人物：拉斯马斯·勒多夫。
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悉，但他创造的东西，支撑了今天互联网世界的半壁江山——PHP编程语言。
勒多夫是丹麦裔的程序员，但他职业生涯的辉煌时期，以及PHP语言的发扬光大，主要都在哪里？美国和加拿大。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在丹麦，一个顶尖程序员的收入，可能超过60%要用来缴税。这意味着，你每写一行价值100块钱的代码，到手的可能不到40块。
而这40块，还要面对全球最高的消费税（25%）之一。
更重要的是，丹麦不仅对收入征重税，对资本利得，比如你创业成功后出售公司股权的收益，同样毫不手软。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 你打工，大部分钱被拿走；你创业，成功后更大一部分钱被拿走。
对于勒多夫这样拥有创造世界级产品潜力的人来说，留在丹麦，就等于接受一个“财富天花板”。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对自己才华和努力的一种制度性折价。所以，他选择了“用脚投票”。
这个选择，在丹麦的科技和金融圈里，已经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
许多有抱负的丹麦年轻人，他们的职业规划是这样的：在丹麦接受免费的优质教育，大学毕业后，在国内积累一些初步经验。
一旦羽翼渐丰，或者有一个好的创业点子，立刻奔赴伦敦、柏林、苏黎世或者硅谷。
他们在国外奋斗十年、二十年，实现财富积累。
等到想退休，或者子女需要享受福利的时候，再考虑回到丹麦。 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在创造价值的黄金年龄，飞离了丹麦这片高税收的土地；而在需要消耗福利的年龄，又可能飞回来。
丹麦的税制，无形中鼓励了一种“人才旋转门”效应：培养人才，然后目送他们离开去创造财富，最后可能还要迎接他们回来消耗财富。
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芬兰的情况则更为特殊。
在诺基亚这个巨无霸倒下后，芬兰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大批从诺基亚出走的工程师，催生了蓬勃的游戏产业，比如创造了《愤怒的小鸟》的Rovio和《部落冲突》的Supercell。
这本该是芬兰经济的“第二春”。但高税收再一次扮演了“拦路虎”的角色。
我们来看Supercell这家公司。
它在2013年被日本软银收购，后来又被腾讯控股。为什么这家芬兰的明星公司，其股权结构会变得如此“国际化”？
除了商业上的考量，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芬兰的税制。
对于创始人来说，将公司做到如此巨大的体量，如果想在芬兰本土进行资本运作或者传承，将面临天文数字的税收。将公司出售给外国巨头，一次性完成纳税，然后个人移居海外，成了一个更“划算”的选择。
Supercell的创始人之一伊尔卡·帕纳宁，虽然至今仍是芬兰的纳税大户和商界领袖，但他和他的同行们，常年都在为芬兰的税制环境奔走疾呼。他们认为，高昂的资本利得税和缺乏吸引力的员工期权税收政策，正在让芬兰的游戏产业“为他人做嫁衣”。
具体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
尽管芬兰是全球人均产出游戏公司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根据芬兰游戏产业报告，大部分收入（超过95%）都来自海外市场。
这很正常。
但不正常的是，大量游戏公司的创始人和核心高管，选择将居住地和个人财富管理中心，设在瑞士、新加坡甚至阿联酋等地。
他们的人可能还在赫尔辛基的办公室工作，但他们的“财富之根”，已经悄悄地移植到了海外。
这是一种更隐蔽的人才与资本的“双重流失”。
芬兰的土地上，诞生了创新的想法和产品，但最终沉淀下来的财富，却大量地绕开了本国的税收系统。
瑞典的问题，则更深刻地体现在对“专家”的惩罚上。
我们都听过“一万小时定律”，说的是任何领域的专家，都需要经过约一万小时的锤炼。这背后是巨大的时间、精力和机会成本的投入。
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一个资深的金融分析师、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他们的高收入，是对这“一万小时”投入的回报。
但在瑞典的超高累进税制下，这个回报被严重压缩了。
根据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亨雷克森等人的研究，瑞典是发达国家中，大学教育回报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比一个高中毕业生，在一生中多赚的钱，在税后计算，差距非常小。
当一个外科医生辛苦一辈子，最后发现自己的税后终生收入，和一个早早参加工作、享受各种福利的普通工人相比，并没有拉开本质差距时，他的心理会如何变化？
跑嘛!
留下的人怎么活？整个社会出现了躺平文化。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高税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心态。既然冒尖要挨打，那我就不冒尖了。
我干一份朝九晚五、安安稳稳、不出错的工作就行了。那种拼一把，单车变摩托的创业激情，在这种环境里，是很难生长出来的。
它系统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活力。
第三个层次：心理上的变化
在经济上，它像一部财富粉碎机，通过制造无谓损失、惩罚成功、扼杀创新，系统性地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活力。
在心理上，它像一种慢性毒药，把国民从创造者引向算计者，从自立者引向依赖者。
羡慕北欧人人收入一样的人，不过是渴望通过国家这个手，强行抢走他人的财产，来为自己的消费买单。
但他们没有想到，别人是长了脚的，越有才能的人，脚更灵活，更会出走，你这么搞，那老子不在这里玩了行不行？
这么简单的道理，居然在北欧几国没有几个人懂？可见，人类的愚蠢是不可想象的。
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