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应当如何纪念江平教授？

原创漫天雪798 漫天霹雳Plus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去世。哀悼。

我在学习经济学之前，对法学尤其是民法学非常感兴趣，至今家里有成套成套的法学书籍。当然由此就喜欢江平教授，以及他的学生和同行□□□、□□□等等，然后就买他们的书读。其中有两本民法学教材，一本是梁慧星教授主编的，另一本就是江平教授主编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将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写在了那本书的扉页上：“在民法那慈母般的眼睛里，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当然，那时候的学习，都是浅尝辄止，不懂装懂。但当时我的确认为，民法就是“公民权利的圣经”。是先有民法，后有宪法的。

但是后来，因为懒，不专注，没毅力，智商低，参加法考没考上，也因为我当时是个社民派，总要野心膨胀装腔作势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又误打误撞地遇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然后就一头扎进了经济学里了。

从此，就远离了法学，那些书全都吃灰了，并慢慢地学会用经济学的观点去判断成文法、以及法学界的那些观点到底是否合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原则。我越来越发现，成文法、以及法学界的诸多观念都经不起理性的检验，由此对法学界感到失望。当然，并没有比对经济学界更失望，因为经济学界更差。

这种失望，对于我来说，到了2020年初达到了顶峰。当时我买不到口罩，孩子假如开学没有口罩，进不了校门怎么办。我到药店说，哪怕50块钱一个，我也愿意啊，回答没有。晚上看到了罗翔教授的文章，一本正经地给人们普法：口罩涨价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在道德上也违背了公序良俗云云。

我想你这不是扯淡么，法学教授，连基本的价格原理和供求定律都不知道吗？这会儿给人们普这种幺蛾子法，是嫌供求矛盾还不够突出吗？成文法，就一定是正确的吗？连坐制度和收容遣送，过去都是法律，都是正义的且应当得到执行吗？

还有道德问题。道德难道是飘在半空中，不是人们通过行动实践的吗？一个价格管制的法令，搞得没有“哄抬物价”了，大家都很“高尚”，然而结局是人人都买不到口罩了，你真的认为这种风俗很善良吗？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好像是：法学家如果不懂经济学，就是一个法律复读机。还跑到罗翔老师的公众号底下留言，把罗翔老师得罪了。当然，说“得罪”也是自作多情，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不会激起他内心的一丝波澜。

这就是法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就喜欢当“法律复读机”。

法条背的滚瓜烂熟，各种法条之间的竞合搞得“融会贯通”，然而就是不去思考一下这条法律本身到底是不是合法。

也就是说，他们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自然法与成文法，即“法律”与“立法”之间的区别，对于法律“应当是什么样子”，即便思考了，也不得要领。

简要说来，法律建基于私有产权之上，是永恒不变的人际规则，互不侵犯产权这个“黄金法则”、“第一原理”，就是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则；而立法，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既然是他们的意志，那就随着其意志的变化而变化。

法学界就是不明白、或者不愿意坚守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一种成文法违背了自然法，那么它就不是法律，而是打着法律名义的命令，这就是恶法。恶法非法，不但不应当去遵守，反而应当坚持“废除主义”。

任何成文的法律制度，都应当接受人类理性的检验。把成文法奉为圭臬，不假思索地适用和遵守任何成文的法令，是荒谬的，是对人类理性的羞辱。

然而法学界就是迷信成文法。既迷信制定成文法，又迷信适用成文法。

第一个原因是，法律界人士有很多本来就供职于公立机构，接受税金支持，这些成文法本来就是他们参与制定的。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属于那个集团的一份子，那么维护这样的立法，符合他们的利益。

而私有产权，本质上与立法是不相容的。然而法律界人士的逻辑止步在了国家的框架之内，他们的思维被屁股禁锢了，不敢也不愿意越雷池半步。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期望通过立法，实现自己的价值偏好。他们大多是把法律当作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工具意义来看待的，于是挂在他们嘴上的就是“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调整法律”等等说法。如果我们理解了“法律”与“立法”的区别就知道，这本身就是否定法律。由此，那些成文法中充满了“和稀泥”，根本就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

他们似乎永远搞不明白的问题是：真正的法律，其实是永恒不变的。正是由于人为立法随着一部分人的价值偏好变化而变化，让人们降低了未来预期，时间偏好提高，启动了社会“去文明化”的进程。

第三个原因是，他们看不到观念的根本性作用。总像个“社会工程师”一样，指望通过一些立法规定，构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美好社会。由此他们迷信所谓的“宪政”，以为制定一部“美国那样超级稳定的宪法”，并加上一些维护这种体制运行的机制，例如所谓“制衡”，就能让一个社会运转良好。

他们没看到，美国宪法其实一直不稳定，修正案和汗牛充栋的各种国会立法、总统令、最高法院判决，一直在违背美国宪法且畅通无阻；美国也没怎么制衡，哪里有越制衡联邦政府权力越大的道理？那你制衡个鬼啊。最高法院并没有制衡国会和总统，反倒是通过判决形式，为他们的胡作非为盖上了合法性的橡皮图章。

他们都属于历史主义者，权力唯物主义者，以为通过几条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条文，就可以规范社会生活。殊不知这世界上，总有不为强制力所改变的人类生存状况；任何强制力，面对汹涌的民意观念，都不堪一击。

一个良好社会，不是靠立法组织起来的。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宪法，哪个不充满着美好的词汇呢？为什么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就是实现不了？因为如果没有民众观念的支持，任何法律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否则你如何解释利比里亚？这国家可是美国一手建立起来的，宪法可是照搬美国宪法的啊。

以上种种，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私产伦理。

真正的法律，以私产伦理为根基。这个世界上最根本、永恒不变的规则是什么？是私有财产。

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认识到，私有产权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是自由、和平与繁荣的根本基础，是一切法律的源泉。所有法律，若是脱离了这个基础，都是无源之水；任何不建基于这个基础之上的法律，都可以称之为恶法。如果一项立法，不论它愿望多么良好，结果却必然侵犯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那么它都不过是立法者的命令和价值偏好，不是法律。

法学界没有把法律的源头追溯到私有产权之上，或者即便是口中说着私有产权，也不明白其真正的含义。

私有财产的伦理，是先验有效的。因为你无法反驳人的行动公理——人的行动有目的，以及它的子集“论证公理”，它就是以人的自我所有权、私有财产和先占为前提。否定它们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从这个不可辩驳的公理出发，推导出来的结论必然为真。

只有建基在私产伦理之上的法律大厦，才具有坚不可摧的基础。否则就自相矛盾且危如累卵。

可是法学界信奉的是经验主义，有先验的私产伦理观念的人凤毛麟角。他们甚至已经远离了普通法“发现法律”的传统，而是习惯于经验总结。著名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曾有拙劣而武断的论断：“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从这个“经验”出发，他认为优生学和对某类人群绝育是合法的！纳粹就是跟他学的。

可是很显然，经验靠不住，逻辑才靠得住。而且，所谓的经验主义，从来都是自我驳斥和自我否定的。如果你真的完全信奉经验，那么你判案的依据到底来自何方，难道是像个机器一样简单重复？那机器又是怎么来的？你如何“理解”机器？最初的人类为了生存相互残杀，你为什么不遵从这个经验？如果真的逻辑一致地信奉经验主义，那么原有的任何判例，是不是都应当延续下来而不应当被推翻？

正是因为他们的经验主义，才形成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和错误的立法，总是偏离私产伦理的轨道并且自相矛盾。

例如法学界普遍主张“社会正义”和“人人平等”。但它们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通过立法实施社会保障的形式扶助弱势群体，是正义的吗？人人平等，指的是权利平等还是结果平等？再进一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正确的吗？人人都要服兵役和纳税，不论贵贱，它是平等和正义吗？

为了实现他们所谓的正义目标，他们已经把天天挂在嘴上的权利问题抛之脑后。因为他们把正义这个概念集体化和抽象化了，看不到活生生的每个个体，因此把侵犯一部分人造福另一部分人看成“社会”正义。请问，这世界上除了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正义，哪里来的“社会正义”？如果实现他们所说的“社会正义”，要牺牲某个个体的正义，那到底还叫不叫正义？

法学界动辄要维护“公共利益”，再次请问：“公共”是谁？同样地，这个世界上除了每个人实实在在的利益，哪里有什么公共利益？他们以道德卫士的面目出现，要以立法的形式维护“公序良俗”，请问，自由是秩序之母，还是之子？请问，什么是“善良风俗”，由谁判定？一个人的行为在你眼中不“善良”，但是在没有侵犯他人产权时，法律以什么理由干预？这种干预本身是善良的吗？

他们绝大多数还是“民主”派。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武器就是说话，因此对此种偏好赋予了更大的权重。但是却意识不到，所谓的民主，多数投票决，向他人财产主张权利、实现自己的目标，与他们整天挂在嘴上的“权利”，恰恰是自相矛盾的。

江平教授为法治进步奔走一生，在耄耋之年还在为法治建设鼓与呼，令人敬仰和钦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法学界，没有思维局限。我指出法学界存在这些问题的拙见，并没有对他不敬的意思，也丝毫不会否定他所做出的贡献。恰恰相反，我是对国内法学界抱有希望，希望他们有所反思、有所进步，在学问上日臻精进，跳出自己的思维窠臼，真正为个人自由与产权鼓与呼，才能对得起江平教授的荣耀，才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

正如他的得意门生□□□在一次研讨会上说的那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而法学界进步的路径，就是学习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根基，它研究的就是人类行动，个人产权是它的根基和起点。一切法律，都要接受经济学的逻辑检验。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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