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彻底废除户籍制
老古的文章《废除户籍制不一定对》从公有制激励扭曲的角度，反对废除户籍制度，认为它在当前福利体系下是“小锅饭”相对于“大锅饭”的次优选择。
在该文中，老古运用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指出福利再分配会导致搭便车问题，并主张分配范围越小，激励扭曲越少。
然而，老古的分析虽然抓住了激励问题的核心，却在某些关键点上显得保守，未能彻底挖掘市场机制的潜力。
一、奥地利经济学的基本立场
奥地利经济学以个体行动为核心，认为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基于主观偏好和对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
激励机制是分析任何制度的关键：当制度扭曲了激励，导致个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等时，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就会下降。
此外，奥派强调市场过程的动态协调作用，反对政府干预，认为强制性再分配往往导致信息不对称、官僚低效和道德风险。
老古原文正确地运用了激励分析，指出了“大锅饭”制度（无论是全球、全国还是省级）的根本问题：当努力的成本由个人承担，而收益被强制均分时，理性的个体要么减少努力（搭便车），要么逃离体系（资本外逃、移民）。
这与奥派的“人的行动”理论高度一致：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
老古通过层层递进，从全球大锅饭到家庭范围内的再分配，清晰展示了分配范围越大，激励扭曲越严重的逻辑。
然而，老古的分析在某些方面停留在表面，未能充分挖掘奥地利经济学对市场自发秩序的洞见，也未彻底批判福利制度的根源问题。
二、户籍制度的本质：福利分配的“准产权”界定
奥地利经济学重视产权的清晰界定，认为这是市场有效运转的基础。户籍制度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实际上是一种“准产权”机制：它通过限制福利的享受范围（如教育、医疗、住房补贴等），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谁有资格分享特定地区的公共资源。
老古正确指出，户籍制度将福利的提供者与享受者在地理上绑定，减少了全国性“大锅饭”可能带来的搭便车问题。
例如，深圳的税收主要来自深圳的经济活动，福利也主要由深圳居民享受，这种“局部化”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市场中的产权划分。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种“准产权”真的是最优的吗？户籍制度本质上仍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分配机制，而非市场自发的产权安排。它通过行政手段划定福利边界，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市场信号的传导。
例如，一个在深圳工作多年但无本地户籍的外来务工者，可能为深圳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大量税收，却无法享受相应的福利。
这种人为的分割不仅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还违背了奥地利学派强调的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原则。
三、福利制度的根本问题：强制再分配的扭曲
老古提到，如果取消福利制度，户籍制度的有无将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市场机制会引导人们根据经济信号自由迁徙和选择居住地。
这一点与奥地利学派的立场高度一致：福利制度本身是激励扭曲的根源。强制性税收和再分配不仅削弱了个体的劳动动机，还通过官僚体系导致资源浪费和信息不对称。
奥地利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复强调，政府缺乏市场价格机制所提供的分散化知识，无法有效配置资源。
奥派会主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提供。例如，教育券制度可以让家长自由选择学校，打破政府对教育的垄断；医疗保险也可以通过私人互助保险或慈善机构实现，而非依赖强制性的全国医保。
老古提到的“县域互助保险”是一个好的方向，但仍未跳出政府主导的框架。奥派会更激进地主张：将福利服务彻底市场化，让价格机制引导供需平衡。
四、取消户籍制度的后果：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老古担心，取消户籍制度会在现有福利体系下导致全国性“大锅饭”，让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被稀释到全国，激励扭曲加剧。
这一点有一定道理，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是否取消户籍，而在于福利制度本身。
只要强制性再分配存在，无论是全国统筹还是地方分割，都无法完全避免激励扭曲和搭便车问题。
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作为一种行政壁垒，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而扭曲了市场信号。
奥派强调，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协调个体行动，劳动力流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如果一个地区（如深圳）的工资和生活成本高于其他地区，市场会引导人们根据自身能力和偏好选择是否迁徙。
户籍制度人为限制了这种流动，等同于对市场过程的干预。
例如，一个有能力在深圳立足的外来务工者，可能因为户籍限制无法享受教育或医疗福利，被迫离开，从而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
五、奥派的解决方案：市场化与去中心化
从奥派的视角看，户籍制度和福利制度都是政府干预的产物，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干预、回归市场。
以下是具体的解决方案：
1.废除强制性福利，释放市场潜力：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应逐步从政府垄断转向市场化供给。私人学校、医院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竞争提供更高效、更个性化的服务。政府的作用应限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网（如负所得税或慈善支持），而非全面接管。
2.取消户籍限制，促进劳动力流动：户籍制度作为行政壁垒，应彻底废除，让劳动力根据市场信号自由流动。这不仅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能通过地区间的竞争倒逼地方政府减少低效的福利开支。
3.清晰界定产权，减少搭便车：福利的提供应尽可能与贡献挂钩。例如，地方税收可以优先用于本地居民，但这种“优先”应通过市场化的契约安排（如私人社区的会员制）实现，而非行政化的户籍划分。
4.鼓励自发秩序的形成：奥派相信，市场中的自发秩序比政府规划更能有效协调社会需求。例如，东莞的“打工学校”就是市场自发应对外来务工者教育需求的例证。政府应减少对这类自发机制的干预，允许更多类似创新涌现。
六、结论：从“小锅饭”到“无锅饭”
老古的结论是，在福利制度存在的前提下，户籍制度作为“小锅饭”比全国“大锅饭”更优。这一结论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现实意义，但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
户籍制度和福利制度都是政府干预的产物，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在“大锅饭”和“小锅饭”之间选择，而是彻底打破“锅”，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取消户籍制度，搭配福利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不仅能消除激励扭曲，还能释放个体创造力，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奥派提醒我们：任何强制性再分配，无论是全球、全国还是地方，都会带来效率损失。真正的公平不是均分财富，而是让每个人通过自由选择和努力获得应得的回报。
户籍制度或许暂时缓解了“大锅饭”的弊端，但它绝非长远之计。让我们把选择权还给市场，把自由还给个体。
另外，我们不能因现实原因走向建制派。而是要一如既往地、彻底逻辑一致地坚持去除一切制度藩篱：现行的福利制度和户籍制度，都应该被统统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