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利国家的真实起源

如果我问你：“为什么美国会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福利国家？”

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许多经济学家，都会给你讲这样一个温馨的故事：“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贫困加剧了，工人阶级受苦了，于是大家发出了求救的呐喊。政府作为一个响应民意的功能性机构，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了福利制度来照顾弱者。”

这个故事听起来合情合理，像是一部好莱坞励志片。但遗憾的是，这个故事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错的。

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显微镜下，我们不仅要看政府宣称它在做什么，更要看它实际上在做什么，以及这背后的激励机制是什么。

如果政府真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那为什么当贫困率在19世纪末大幅下降时，福利国家的呼声反而最高？为什么工会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反对政府福利的？为什么那些最贪婪的垄断资本家，反而是“大政府”和“高监管”的幕后金主？

这是一个关于 “动机错位” 的侦探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你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一种是想要在人间建立天国的宗教狂热分子（后来变成了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想要消灭竞争对手的大资本家。

这是一场由“洋基”（Yankee）道德家和华尔街大亨联手导演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工程。

第一章：被误读的“需求端”——谁在呼唤大政府？

按照标准理论，政府服务的出现是因为有“需求”。就像大家想吃奶酪，市场上就会有奶酪卖一样。教科书告诉我们：因为工业化破坏了社区，让工人变穷了，所以社会“需求”福利。

1. 贫困不是原因

事实是，在福利国家萌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增长。如果福利是为了应对贫困，它应该出现在18世纪，而不是富裕的20世纪。

2. 社区并没有崩溃

另一种说法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让人变得原子化，失去了农村那种互助的温情。这简直是对历史的无知。

在二战前的美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社区网络极其发达。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描绘过那种生机勃勃的街道生活。对于当时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天主教徒和移民群体来说，社区是真实存在的。

男人们有工会、互助兄弟会（Fraternal Associations），还有最重要的社交中心——街角的酒馆（Saloon）。那是他们的议会，是他们获取信息、互帮互助的地方。女人们有紧密的邻里互助网。人们并不孤独，也不需要一个遥远的联邦官僚机构来充当“父亲”。

3. 工会并不是推手

左派史学家喜欢说福利国家是工人运动逼出来的。这在欧洲也许有一点道理，但在美国完全讲不通。

美国早期的工会（如龚帕斯的劳联）对政府充满了怀疑。他们深知，政府一旦介入，往往是拉偏架的。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工会的主流思想是 “反国家主义” 的，他们想要的是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时，是通过市场谈判得来的，而不是政府施舍的福利。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是穷人，不是工人，也不是因为社会冷漠，那到底是谁把这一套强加给美国的？

在这个侦探故事中，嫌疑人浮出水面。第一号嫌疑人，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族群——“洋基”教徒（Yankee Pietists）。

第二章：精神引擎——“洋基”后千禧年主义的狂热

要读懂美国政治，如果你不懂宗教，你就只读懂了皮毛。美国福利国家的种子，不是埋在工厂的煤灰里，而是埋在新英格兰教堂的讲坛下。

1. 从“拯救灵魂”到“强制行善”

19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了“第二次大觉醒”。在北方的“洋基”地区（新英格兰、纽约上州、俄亥俄北部），一种变异的新教神学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就是 “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 Pietism）。

传统的加尔文主义认为，得救是上帝的恩典，人是渺小的。但这群“洋基”教徒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去得救，而且，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必须先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完美的“千年天国”，耶稣才会再次降临。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 “罪” 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是阻碍耶稣降临的障碍。 如果你的邻居喝酒，他就是在阻碍天国降临；如果有人在周日工作，他就是在拖累全人类。

于是，这种宗教狂热迅速转化为政治狂热。他们的逻辑是：为了建立天国，我们必须用政府的力量来铲除罪恶。

• 我们要禁酒（铲除“朗姆酒恶魔”）。
• 我们要禁止周日娱乐（包括送邮件）。
• 我们要强迫天主教徒的孩子上公立学校（把他们“新教化”）。

这种 “我是为了你好，所以我要强迫你” 的家长式作风，就是福利国家最原始的基因。

2. 完美的“社会”，完美的“经济”

这种狂热很快就从道德领域蔓延到了经济领域。如果你认为政府应该介入私人生活来禁止酒精，那你很容易就会认为政府也应该介入经济来消除贫困、控制价格、管理生产。

对于这群“洋基”教徒来说，大政府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它是实现“社会完美化”的工具。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福利国家的早期推动者，几乎清一色都有着相同的背景：

• 种族：
   新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洋基人）。
• 宗教：
   出身于严格的虔诚派家庭，往往是牧师的儿女。
• 地理：
   来自那个被称为“被烧尽的地区”（Burned-Over District，指宗教复兴运动像火一样烧过的地方）——纽约上州及周边。

相比之下，路德宗、天主教徒和南方的基督徒，他们更关注个人的救赎和礼拜，倾向于“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而福利国家，本质上是 “洋基新教徒”对全美国发动的一场文化和政治战争。

第三章：世俗化的十字军——从牧师到教授

到了19世纪末，这些宗教狂热分子的孩子们长大了。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普及，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不再相信《圣经》的字面意义，但他们完整地继承了父辈那种 “救世主情结”。

这种转变被称为 “世俗化”：

• 以前，目标是“天国”；现在，目标是“完美的进步社会”。
• 以前，手段是“圣灵”；现在，手段是“科学”和“国家机器”。
• 以前，他们是牧师；现在，他们变成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

1. 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国家即神

看看理查德·伊利这个关键人物。他可以说是美国干预主义经济学的教父。 他出生在纽约西部的虔诚洋基家庭，父亲是个极端禁酒主义者。伊利年轻时很痛苦，因为他没有感受到那种“宗教顿悟”。但他去德国留学后（当时的德国是国家主义思想的大本营），找到了新的信仰。

他创立了美国经济学会（AEA），他是威斯康星大学那个著名的干预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他的核心思想令人毛骨悚然：“上帝主要通过国家来通过他的旨意……国家是上帝救赎的主要工具。”

听听这话！在他眼里，政府官员不再是拿工资的办事员，而是上帝的祭司。

2. 杜威与康芒斯：进步主义的构建者

还有大名鼎鼎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美国进步教育之父。他年轻时满口都是“上帝的国度”，后来他把这套话术无缝切换成了“民主”和“科学”。对他来说，通过公立教育来改造人性，就是在实现宗教理想。

约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伊利的学生，威斯康星学派的干将。他母亲是“洋基”核心地带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毕业生，最热衷的就是禁酒。康芒斯继承了这种“社会工程学”的热情，他是美国大多数劳动法、社保法案的幕后设计师。

这群人构成了福利国家的 “大脑”。他们为政府干预披上了“科学”和“学术”的外衣，但剥开这层外衣，里面依然是那颗狂热的、想要控制一切的宗教之心。

第四章：亚马逊军团——洋基女性与社会工作者

如果说教授们提供了理论，那么福利国家的 “突击队” 则是一群特殊的女性。

在19世纪末，有一大批出身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洋基”女性。她们面临一个问题：不愁吃穿，精力旺盛，但当时并没有多少职业对女性开放。她们不想像传统妇女那样相夫教子（事实上，这群福利国家的女性先驱中，极大比例是终身未婚的“老处女”或女同性恋者），她们渴望在公共领域施展抱负。

于是，“社会工作”（Social Work） 诞生了。

1. 简·亚当斯与赫尔大厦（Hull House）

这群女性的标志性人物是简·亚当斯。她父亲是伊利诺伊州的富商和共和党参议员，典型的贵格会虔诚教徒。 亚当斯不仅不想结婚，还想干一番大事业。受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她在芝加哥建立了“赫尔大厦”。

教科书说这是为了帮助穷人。没错，她们确实提供帮助。但更重要的是，赫尔大厦成为了社会改造的指挥部。 这就好比一群富家小姐空降到贫民窟，她们看不起移民的生活方式（喝酒、吵闹、不管教孩子），于是她们开始游说政府，要求政府介入家庭生活。

亚当斯和她的朋友们（大多是富有的单身女性，有着紧密的同性伴侣网络）推动了童工法、妇女工作时间法、义务教育法。她们的逻辑是：既然穷人父母不会养孩子，那就让国家来养、来教。

2. 弗洛伦斯·凯利与朱莉娅·拉斯罗普

这个圈子里还有像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这样的狠角色。她是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著名的“大嘴巴”。她推动成立了美国儿童局（Children's Bureau），这是联邦政府干预家庭生活的桥头堡。

还有朱莉娅·拉斯罗普（Julia Lathrop），她是儿童局的第一任局长。在她的领导下，政府开始从“产房”接管责任。著名的《谢泼德-汤纳法案》（Sheppard-Towner Act）就是她们的杰作，这让联邦政府开始插手母婴护理，甚至以此为由通过护士和社工监视家庭是否“合格”。

当时的一位参议员曾尖锐地讽刺道：“这帮人现在的提议，实际上是把全美国的母亲，交给华盛顿的一群从来没生过孩子的老处女来管理。”

这话说得刻薄，但却点破了真相：福利国家的起源，充满了这种精英阶层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傲慢干预。

第五章：邪恶的联盟——大资本家的入局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群搞社会工程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妇女，怎么可能搞得定美国政治？当时的美国不是被摩根（Morgan）、洛克菲勒（Rockefeller）这样的大财团控制吗？资本家不应该反对福利和监管吗？

这是整个故事中最反直觉、也最黑暗的部分。

如果你认为大资本家喜欢自由市场，那你就太天真了。大资本家最讨厌的东西，恰恰是自由市场。 因为自由市场意味着无休止的竞争，意味着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公司会抢走你的利润。

大资本家真正想要的是 “卡特尔”（Cartel）——也就是垄断联盟。但在自由市场上，卡特尔总是很难维持，因为总有人会为了抢市场而降价。

于是，大资本家发现了一个绝妙的工具：政府。

1. 监管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政府出台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工厂必须安装昂贵的安全设备”，或者“所有企业必须为员工缴纳高额的养老金”，猜猜谁会受损？

• 大公司（如美孚石油）：
   它们财大气粗，完全付得起这笔钱。甚至因为它们早就有了内部福利体系，这笔成本对它们来说是零。
• 小公司（竞争对手）：
   它们利润微薄，根本付不起这笔额外的合规成本。结果就是破产，或者被大公司收购。

所以，历史的真相是：正是大资本家在幕后积极推动福利立法和监管立法。

2. 洛克菲勒与社保体系

让我们看看美国社会保障体系（Social Security）的建立过程。

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经典案例。20世纪30年代，设计社保体系的核心机构“经济安全委员会”（CES），其背后的智囊团几乎完全被洛克菲勒集团控制。

洛克菲勒家族不仅出钱资助了那些鼓吹社保的智库（如“工业关系顾问公司” IRC），还直接输送了专家。 为什么？因为洛克菲勒旗下的标准石油公司，早就有了自己的企业养老金计划。这对他们来说是沉重的成本。他们想做的是：通过国家立法，强制所有竞争对手也必须支付这笔钱，从而把自己的成本“社会化”，把竞争对手的成本“拉高”。

在国会听证会上，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洛克菲勒系专家J. Douglas Brown直言不讳：强制性社保的好处，就是能“拉平”进步雇主（大公司）和不进步雇主（小公司）之间的成本差异，防止大公司受到“不公平竞争”。

看懂了吗？所谓的“保护工人”，实际上变成了 “保护大公司免受小公司竞争” 的工具。

第六章：大合流——罗斯福新政的真面目

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这两股力量——源自“洋基”宗教传统的社会改革家，和寻求垄断保护的大资本家——终于完美地会师了。

这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

1. 舞台上的人

在前台表演的，是那些社会工作者和进步主义知识分子。

• 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罗斯福的心腹，出身社会工作者，典型的“洋基”背景。他是大把撒钱的推手。
• 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
   劳工部长，也是受“洋基”宗教感召投身社会改革的女性。她在大学里就被弗洛伦斯·凯利洗了脑。
•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
   第一夫人本身就是这一脉络的集大成者，她是聚拢这群女性改革家的核心。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实现了他们父辈“建立人间天国”的梦想，并享受着一种无可比拟的道德优越感。

2. 幕后的人

在幕后买单和操盘的，是华尔街的巨头。 在罗斯福新政中，摩根财团的势力虽然有所衰退，但这只是因为被新兴的洛克菲勒财团、哈里曼家族和雷曼兄弟等犹太银行家取而代之了。

比如，掌管社会福利分配大权的哈里·霍普金斯，其实与阿维里尔·哈里曼（铁路大亨之子）和纳尔逊·洛克菲勒有着极深的私交。 许多“新政”的机构，表面上是在监管企业，实际上是由大企业的代表（如通用电气的杰拉德·斯沃普，标准石油的沃尔特·提格尔）在管理。他们利用“国家复兴署”（NRA）这样的机构，合法地建立了工业卡特尔，制定价格，划分市场。

3. 社会保障法案：终极产物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是这种合谋的巅峰之作。

• 对于社会改革家：
   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政府终于成为了全民的慈父，每个人从生到死都被纳入了国家的管理体系。
• 对于大资本家：
   这是一个完美的商业策略。它消灭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增加了小企业的进入门槛，稳固了垄断地位。
• 对于普通人：
   他们被告知这是“福利”，却不知道自己为此交出的税收，以及因为竞争减少而付出的更高物价，远远超过了他们得到的所谓“保障”。

结论：历史的镜子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必须打破那个温馨的幻想。美国福利国家的建立，绝不是一段单纯的“人道主义觉醒”史。

它是由两个看似矛盾的群体共同构建的： 一方是怀揣着世俗化宗教狂热的知识精英，他们傲慢地认为自己比普通人更懂得如何生活，因此有权利用国家暴力来“纠正”社会。 另一方是精明冷酷的垄断资本家，他们厌恶自由市场的风险，因此利用国家暴力来为自己筑起护城河。

正如奥地利学派大师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所指出的，这是一种 “国家主义与社团主义的联姻”。

在“为了穷人”、“为了孩子”、“为了安全”的宏大口号下，真正的受害者——那些原本拥有自发社区秩序的平民，那些本来有机会挑战巨头的小创业者——在掌声中被牺牲了。

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真正看懂今天的美国，以及为什么每一次所谓的“福利扩张”或“加强监管”，最后往往都变成了大企业和官僚机构的狂欢。这不仅仅是历史，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