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搞钱的时代，才是美好的！
你有没有发现，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民众，火气特别大？
打开手机，推特上在吵架，小红书里不同的美国人在吵架，微博上在吵，朋友圈在吵，微信群里也在吵。不管是为了俄乌打仗，为了明星离婚，还是为了小区里的一坨狗屎，大家都能上升到“三观”的高度，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恨不得顺着网线爬过去咬对方一口。
这时候，如果你是个有心人，可能会纳闷：大家都很闲吗？不用上班搞钱吗？
按理说，现代社会物质丰富，科技发达，大家应该忙着赚钱享受生活才对。怎么一个个都变成了充满戾气的火药桶，热衷于在各种公共议题上指点江山，却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躺平？
有人说这是因为互联网，有人说这是因为压力大。
其实，都不对。
这种群体性的“爱吵架”和“不爱搞钱”，背后有着一套深刻的经济学逻辑。这套逻辑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悄悄地修改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层代码。
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主流的经济制度既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叫做“社会民主主义”的怪胎。
正是这个怪胎，把我们从“沉默的生产者”，变成了“喧嚣的争夺者”。
一）两套剧本
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关于怎么过日子，本来只有两套剧本。
第一套剧本，叫“纯粹资本主义”，或者叫“自然秩序”。
这套剧本的台词很简单：这东西是我做的，所以是我的。你想用？拿钱来买。
在这个剧本里，如果你想过上好日子，想吃香喝辣，你只有一条路——搞生产。你去种地，去造鞋，去写代码，去服务别人。你服务的人越多，你赚的钱越多。
在这个剧本里，人们通常很沉默。
为什么沉默？因为吵架没用啊。你站在大街上喊破喉咙，说“我这双鞋应该卖一万块”，没人理你。你得把鞋做得真好，人家才买单。你的收入，取决于你对他人的贡献，而不是你的嗓门。
所以，在那个时代（比如19世纪的美国），大家都很忙，忙着开荒，忙着建厂，忙着发明电灯泡。没人有空去关心邻居家的猫该不该绝育。
第二套剧本，叫“苏式社会主义”。
这套剧本也很简单，但是很粗暴。台词是：这东西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集体的（其实就是管事的那几个人的）。
在这个剧本里，结局是定好的。你干多干少，最后分到的土豆都差不多。虽然大家也想多吃点，但是上面的“老大哥”手里有枪，他说给谁就给谁。
在这个剧本里，人们也很沉默。
为什么？因为绝望。你吵也没用，闹也没用，搞不好还要去西伯利亚挖土豆。所以大家学会了用脚投票，或者在家里喝闷酒，混一天算一天。
但是，历史总是充满了意外。
后来的人们觉得，第一套剧本太冷酷，弱肉强食；第二套剧本太压抑，不仅没自由还没饭吃。于是，一群聪明的编剧（也就是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拍着大腿说：“我们为什么不搞个第三套剧本呢？”
这套新剧本，名字听起来特别诱人，叫“带着面具的再分配”。
它的核心逻辑是这样的：
我们承认东西是你的（保留私有制），这样你才会像驴一样卖力干活。但是——注意这个但是——当你把东西做出来以后，这东西怎么分，不能全由你说了算。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商量，也就是搞政治。
从这一刻起，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再完全取决于“契约”和“生产”，而是开始取决于“社会决定”和“多数人意见”的时候，“吵架”就成了一种生产力。
二）一种叫做“名义所有权”的幻术
现代人之所以焦虑，之所以喜欢在网上发泄，归根结底是因为四个字：没有安全感。
你可能会说，我有房有车有存款，怎么没安全感？
你那个叫“名义所有权”，说白了，就是个名字而已。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剧本里，私有财产并没有被废除。你买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你开公司，营业执照上也是你的名字。表面上看，一切如常。
但实际上，在你和你的财产之间，站着一个隐形的“二房东”。这个二房东的名字叫“社会”（或者是代表社会的政府）。
这个二房东平时不怎么说话，但他有一项特权：他可以单方面决定，从你的盘子里切走多少蛋糕。
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面馆。
若是纯资本主义，面馆赚多少都是你的。
若是苏式社会主义，面馆直接充公，你当服务员。
而在现在的社会里，面馆名义上还是你的。你需要起早贪黑，需要承担倒闭的风险，需要对付刁钻的顾客。但是，到了月底，二房东来了。
他可能说：“最近隔壁老王生病了，需要大家献爱心，你的税率从20%涨到30%吧。”
下个月，他又来了：“为了环保，为了正义，为了人类未来，现在要涨到40%。”
最要命的是，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因为这是“大家的决定”。你敢不交？警察、法庭、监狱一条龙服务等着你。
这种状态是一种“所有权的空心化”。
你想想，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你是一个真正的主人吗？
不，你其实是一个挂名的管理者。你拥有资产的使用权和处置权，但收益权却是不完整的，而且是不确定的。
重点就在这个“不确定”。
如果我知道税率永远是10%，那我还能忍，还能算账。但问题是，在这个新剧本里，税率是可以变来变去的。只要那帮不干活的人（非生产者）嗓门够大，只要政客为了拉选票许下更多承诺，你的钱随时可能被更多地拿走。
这就好比你头上悬着一把剑。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掉下来，也不知道它会砍掉你的一根手指还是一只胳膊。
在这种恐惧和不确定中，人的行为模式变了。
如果我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随时可能被一种叫做“政策”或者“民意”的东西拿走，那我为什么还要像傻瓜一样去长远规划？为什么还要去搞百年老店？
不如及时行乐。
不如赚快钱。
不如去炒作。
所以，现代人变得越来越短视，越来越浮躁。这怪不了大家，这是被那个隐形的二房东给逼出来的。
三）分配的艺术
我们要说的是一种文明的、合法的、甚至被包装成高尚行为的抢劫——再分配。
社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一部分人的钱拿走，分给另一部分人。
怎么拿？通过税收。
分给谁？分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说是票仓）。
这听起来很美好，对吧？劫富济贫，替天行道。
但，这是一种“相对贫困化”。
很多经济学家（比如那些御用文人）会拿数据糊弄你：“你看，虽然税收高了，但我们的GDP还在涨啊，大家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
这是在偷换概念。
我们来打个比方。
有一个举重运动员，本来能举200斤。现在，你在他身上背了50斤的沙袋（税收）。他咬咬牙，举起了180斤。
那帮专家就鼓掌：“你看！背着沙袋也能举重！说明沙袋对举重没影响，甚至有促进作用！”
这不就是睁眼说瞎话吗？
如果没有那个沙袋，他本来可以举200斤，甚至突破220斤。那少掉的几十斤，就是我们看不见的损失。
更可怕的是，这种“背沙袋”的行为，彻底改变了社会的奖惩机制。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如果一种行为被惩罚，大家就会少做；如果一种行为被奖励，大家就会多做。
那么，所得税是对什么的惩罚？
是对勤奋工作的惩罚，是对成功的惩罚。你干得越好，赚得越多，被拿走的就越多（累进税制简直就是针对优等生的罚单）。
反过来，福利是对什么的奖励？
是对不工作的奖励，是对贫穷的奖励。
当一个社会，拼命惩罚那个拉车的人，却拼命奖励那个坐车的人。
结果会是什么？
结果就是，拉车的人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坐车的人觉得理所当然。
慢慢地，拉车的人也想去坐车了。
“凭什么我累死累活还要养他们？我也要躺平！我也要福利！”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虽然科技进步了，虽然手机越来越快了，但生活却越来越累了。
因为那个“沙袋”越来越重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从“生产者”的队伍里溜了出来，加入了“食利者”和“争夺者”的大军。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当“搞钱”（生产）变得越来越不划算，而“分钱”（政治）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时，人类的性格，即将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退化。
舞台的灯光已经变了，沉默的建设者正在退场，喧嚣的演说家们，带着他们的麦克风，粉墨登场了。
四）性格的重塑
如果我问你，在这个社会上，什么样的人混得最好？
你可能会说是马斯克，是乔布斯，是那些改变世界的人。
错。
那是幸存者偏差。
现在的制度正在批量制造另一种成功人士。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谈谈人性。
人这种动物，其实挺单纯的。我们做任何事，无非就是为了两个字：获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在那个旧的“纯资本主义”剧本里，获利的路径只有一条：生产。
你想吃肉？去打猎。
你想穿衣？去织布。
你想发财？去造出大家都爱用的手机。
那时候的人，性格普遍比较“直男”。大家信奉的是沉默是金，是实干兴邦。你跑到村口大喊大叫：“我太惨了，把你的猪腿分我一半！”大家只会把你当神经病，或者把你送去见官。
但是，自从“社民主义”这个二房东进场后，游戏规则变了。
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获利还有第二条路径，而且这条路径比苦哈哈地干活要轻松得多。
这条路叫：搞政治。
注意，这里的“搞政治”不是让你去当官，而是指“通过非生产性的手段，把别人的钱弄进自己的口袋”。
在苏式剧本里，大局已定，老大哥说了算，你吵也没用，所以大家都很压抑，那是死一般的寂静。
但在社民剧本里，分配方案是“未定”的，是可以通过“商量”（闹事/舆论压力/游说/投票）来改变的。
这下可热闹了。
既然“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那谁还去挤奶？大家都去练嗓子了。
于是，人类的性格开始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突变。
原来那些只会闷头干活、不善言辞的老实人（生产者），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成了沉默的买单者，成了大家眼里的“憨憨”。
而那些口才好、脸皮厚、擅长煽情、精通表演的人，开始走上舞台中央。
他们发现，只要能编造出一套动听的理论，证明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证明自己理应得到照顾，政府就会把手伸进那些老实人的口袋，掏出钱来给他们。
这种行为，经济学上叫“寻租”，其实就是“政治化”。
慢慢地，你会发现身边的人都变了。
大家不再关心“怎么把事情做好”，而是关心“怎么把故事讲好”。
大家不再磨练手艺，而是磨练“维权技巧”。
遇到困难，第一反应不是“我该怎么办”，而是“谁该为我负责”。
如果雨下大了，淹了路，大家不是去通下水道，而是去骂市长，要求赔偿，要求成立一个“防雨委员会”。
这种性格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是温水煮青蛙的。
它把一群原本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狼，驯化成了一群只会对着饲养员嗷嗷叫的狗。
而且，这群狗还觉得自己特别光荣，管这叫“觉醒”。
但只要你想找，你总能找到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
只要找到了，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补偿”。
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比惨大赛”。
以前大家比谁强，现在大家比谁弱。
“弱”，成了一种资产。
“受害者”，成了一个特权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那么爱吵架。
因为在这个游戏里，谁能把自己定义为最惨的受害者，谁就能抢到最大的蛋糕。
六）长舌阶层的崛起
在这场喧嚣的大戏里，有一群人笑得最开心。
他们不是底层的穷人，也不是顶层的富豪。
他们是“长舌阶级”。
这是一群嘴皮子、笔杆子吃饭的人：教授、记者、社会学家、社工、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专家。
为什么他们最开心？
只有他们，能把这些虚无缥缈的概念，包装成一套套高大上的理论。
只有他们，能证明为什么“虽然你看起来很懒，但其实你是社会的受害者”。
只有他们，能通过复杂的计算公式，告诉政府该收多少税，该给谁发钱。
于是，这帮长舌阶级，摇身一变，从社会的边缘人，变成了“正义的裁决者”。
他们试图控制话语权。
他们今天定义这个是不公平，明天定义那个是歧视。
每一次定义，都意味着政府要设立新的部门，要拨新的经费，要雇佣更多的专家（也就是他们的学生和朋友）。
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主力军是想要钱的穷人。
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主力军是想要权的知识分子。
你会发现，现在最激进的左派，最喜欢折腾的，往往不是修车的师傅，不是种地的老农。
而是大学里的老师，是媒体的编辑，是拿着基金会赞助的活动家。
为什么？
因为在纯粹的市场经济里，这帮人的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
如果没人买单，他们的那些“批判理论”一文不值。
只有把水搅浑，把社会搞得政治化，把简单的日子搞得复杂化，他们才能体现出“价值”，才能从纳税人那里分到一杯羹。
他们是这个喧嚣舞台上的导演，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我们这些普通人，不过是他们笔下的群演。
我们在这个被他们定义的世界里，迷茫地吵着架，愤怒地站着队。
却忘了，我们的口袋，正在被他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掏得干干净净。
七）内耗的盛世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社民主义社会的晚期症状，那就是：累。
这种累，不是身体上的累，不是那种扛了一天包、倒头就睡的累。而是一种心累，一种看着满地鸡毛、却无能为力的累。
也叫作“内耗”。
大家都很忙，忙得脚不沾地。但大家忙的事情只有一个：怎么把别人的钱，变成我的钱。
社民主义把这种内耗推向了巅峰。
你想想，在一个纯粹的市场里，如果你想发财，你得去讨好消费者。消费者是大爷，你得给他端茶倒水，把产品做得好好的。这叫“正和博弈”，你赚了，他也爽了，蛋糕变大了。
但是，在一个政治化的社会里，你想发财，最快的办法是什么？
是去讨好那个手里拿着刀子（分配权）的人。
是去游说议员，是去搞定市长，是去申请补贴，是去修改法律条文，让竞争对手没法开业。
这叫“负和博弈”。
简单说就是：为了抢那一块钱的补贴，你可能花了五毛钱请律师，他可能花了五毛钱请公关，政府还花了五毛钱开会讨论。
最后，一块钱的补贴发下来了，社会总财富却少了五毛钱（1 - 0.5 - 0.5 - 0.5 = -0.5）。
这就是瞎折腾。
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所有人都在反对所有人。
房客反对房东，要求冻结房租；房东反对房客，要求驱逐令。
老人反对年轻人，要求涨养老金；年轻人反对老人，抱怨社保太重。
吃肉的反对吃素的，开车的反对骑车的。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剥削了。
其实呢？
其实大家都在剥削大家。
你以为你占了便宜，拿了免费的医疗；转头你就发现，你的工资被扣了一大半去养那些领失业金的懒汉。
你是个循环的加害者，也是个循环的受害者。
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滚筒洗衣机，把所有人都扔进去搅啊搅。
大家转得头晕眼花，精疲力尽。
等停下来一看，衣服没洗干净，反而都搅烂了。
这时候，精英们在干嘛？
曾经的精英，是爱迪生，是福特，他们在实验室里搞发明。
现在的精英，都去了华尔街搞合规，去了华盛顿搞游说，去了大学搞“解构主义”。
聪明的大脑不再用来创造财富，而是用来钻空子，用来设计更复杂的分配规则。
这就像是一群最顶尖的建筑师，不再盖楼了，而是聚在一起研究怎么拆楼最快，还能顺便把砖头卖个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