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在墨西哥被抢！
4月12日，在赣锋锂业的业绩说明会上，公司董事长李良彬表示，
“2024年1月，公司的墨西哥子公司向索诺拉市Obregon的行政司法联邦法院（TFJA）提交行政诉讼申请，要求撤销9个特许权的取消决议。”
就在去年，全球锂资源龙头赣锋锂业在墨西哥9个锂矿特许权被墨西哥矿业总局取消、随后行政复议被墨西哥经济部驳回，在业内引发轩然大波。
2022年8月，赣锋锂业以不超过1.9亿英镑（约合15.56亿元人民币）收购Bacanora公司剩余全部股权，从而获得墨西哥的Sonora锂黏土项目。在收购前，赣锋锂业已持有该项目17.41%股权。
Sonora项目总锂资源量约合882万吨碳酸锂当量，是全球最大的锂资源项目之一。赣锋锂业Sonora项目原本计划2024年投产2万吨氢氧化锂。
然而，在2022年4月及2023年5月，墨西哥政府批准了矿业法修正案（简称“矿业法改革”），禁止锂矿特许权，将锂矿列为战略领域，并将从事锂矿开采经营的专有权授予一家国有实体。
事情很清楚，就是墨西哥政府在实施国进民退，并且用政治暴力手段，强行抢走赣锋锂业购买的矿产。
为什么墨西哥会出现这种事呢？
了解一下墨西哥的政治史，对中国人其实很有价值，因为，这是一个和中国非常相像的国家。
一党独大的革命制度党
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执政了七十年。
这个政党起源于一场革命。
其革命的对象，是另一个独裁政权。
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通过军事政变攫取政权，在墨西哥实行了长达三十五年的独裁统治。
历史是由理论来进行解读的。
有两种理论来解读这段历史。
第一种理论，大家比较常见：
迪亚斯政府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天主教会的利益，通过1883年和1894年颁布的《垦荒法》与《开拓法》以及其他有关农业法令，使大地主和外国公司霸占了一亿三千五百万英亩土地，等于墨西哥土地面积的27%。对农民土地的兼并导致许多新的大庄园主的产生；庄园主和外国公司占有土地的规模也扩大了。
许多大庄园主与外国资本家相互勾结，竭力保持墨西哥农村的落后状态。
在迪亚斯独裁统治的庇荫下，十九世纪中叶华雷斯革新时期遭到沉重打击的天主教会又猖獗活动起来。
教会与封建大庄园主一样掠夺农民土地，通过剥削、控制教民的种种清规戒律，在广大城乡实行精神统治，支持独裁政权，维护愚昧、落后的社会秩序。
到1910年，全国95.6%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莫雷洛斯、瓦哈卡、普埃布拉、特拉斯卡拉、墨西哥州的无地农民占农户总数的99.5%，而且大都沦为债役农。据当年统计，在全国一千五百万农民中，债役农（包括其家属）占一千万。
迪亚斯依靠“科学家派”官僚政客，不顾墨西哥的民族利益，对外资大开方便之门。
美、英、法、意、荷、西等国的资本涌入墨西哥，控制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工业部门。由于外国资本掠走了巨额利润，墨西哥出现了严重的财政亏空，迪亚斯政府只好大借外债来弥补赤字。
同时，迪亚斯政府还将墨西哥的海关收入拱手让给外国银行，作为借债的担保。在迪亚斯统治时期，墨西哥没有办起一家属于民族资本的重工业企业；外国资本以绝对优势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二种理论：
迪亚斯上台后,着力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
修订《矿业法》,允许外国人购买和经营矿山,促进了矿业投资。
出台《土地法》,允许公有土地私有化,鼓励大规模种植园经济,发展面向出口的商品农业。
通过税收优惠和特许经营权等方式,鼓励外国资本投资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
实行严格的财政紧缩和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维护比索汇率稳定,为外国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这些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墨西哥经济的货币化、商品化进程，促进了矿业、农产品出口和铁路等领域的发展。1877-1910年间,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速达到2.7%,高于此前数十年。
外国投资从1880年代初的1.1亿比索增加到1910年的33.4亿比索。铁路总里程从1880年代初的640公里,增加到1910年的19205公里。一度濒临破产的政府财政也因关税收入增加而得到改善。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看，迪亚斯通过营造有利于市场发育的制度环境,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中，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市场活力,推动了经济增长。
迪亚斯执政过程中的重大错误是1883年颁布的"闲置土地法"规定，如果土地所有者不能出示有效地契，其土地就被视为"闲置"而收归国有。
这一法律破坏了产权预期，使得大量的农民土地被强制征收。
不管如何，最后墨西哥革命爆发，迪亚斯政府被推翻，当然这一革命的历史叙述，就是第一种。
取而代之的就是革命制度党。
他们一获取政权 ，即开展土地革命。
1914年至1992年期间，墨西哥进行了世界上首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改革主要内容是政府征收私人土地所有权并将这些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
墨西哥在1917年颁布的宪法中规定，国内一切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将土地授予给私人耕种。
外国人在墨西哥的土地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宪法颁布以后，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土地被分配给由无地农民成立的集体组织。
农民在加入集体后可以向政府申请土地使用权。
实际上，政府赋予集体成员的并非土地所有权，而是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集体无权出售、出租或者抵押土地，不能将土地转让给集体组织以外的任何主体，亦不得以土地参与市场经营活动。
在集体内部，土地被分成三种类型：居住用地、公共用地和耕地。并且，政府有权根据集体内部人口的增减来调整集体组织的土地。
这个配方，是不是很熟悉？
同时，墨西哥政府还大力推动国有工业化进程。
1938年，总统卡德纳斯将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成立国家石油公司，旨在打破外国垄断，实现资源民族化。
这一举措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墨西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基调。
紧接着，另一个经济政策上场，就叫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其核心是通过贸易保护、税收优惠等措施，扶持国内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制造业的发展，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这一战略在拉美地区颇为流行，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等人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他们认为，拉美国家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国，长期遭受贸易条件恶化，只有发展国内工业才能摆脱"边缘"地位。
在此影响下，墨西哥实行了高关税、进口许可证等贸易管制，同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但要求其必须与国内资本合资。
不过，你也不要小看了革命制度党，这个党在货币领域的做法，让人刮目相看。
革命制度党奉行稳定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克制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控制通胀，为经济增长营造稳定环境。
就这种模式，居然带来了所谓的短时间的墨西哥经济奇迹，有十年时间左右，他的发展速度在拉丁美洲称雄。
但紧接着灾难就来了，原因无他，与当时的委内瑞拉、苏联一样，墨西哥的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当石油价格动荡时，麻烦就来了。
当七十年代石油价格发生动荡后，革命制度党总统埃切维里亚提出"共享发展"(Desarrollo Compartido)的口号，试图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在"共享发展"政策下，政府加大了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支出。为维持高速增长，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大幅增加公共投资和补贴。
政府的大规模支出，就打破了原来的货币纪律，政府债务和赤字不停地上升。1976年，比索遭遇20多年来的首次贬值，揭开了债务危机的序幕。
在债务危机下，拉美国家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没收外国资本。
七十年代末，石油价格又涨了。
时任总统洛佩斯·波蒂略祭出大旗：石油工业国有化。
波蒂略政府收回了外国石油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扩大了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大力开发油田。在国际油价高涨的背景下，石油出口带来了大量财政收入。墨西哥一度成为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
有钱了就继续开始作，波蒂略政府肆意扩张支出，外债规模进一步膨胀。
1977-1981年，墨西哥外债占GDP的比重从27%上升至53%。1981年，国际油价开始回落，墨西哥的出口收入锐减，债务负担骤增。
面对债务违约风险，政府被迫寻求IMF纾困，并启动经济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削减财政支出，放松价格管制，放开利率，并对外资采取更加开放态度，这标志着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向。
这时的革命制度党，开始大举转变经济政策来处理危机。
80年代中期，德拉马德里总统力推新自由主义改革，旨在以市场化和自由化来重塑经济体制。
他削减了财政赤字，推进国企私有化，放松价格管制，并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
进入90年代，萨利纳斯总统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他大幅削减关税，积极吸引外资，加速国企私有化。
1994年，墨西哥加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被视为向世界经济全面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经济自由化在带来增长的同时，并同时推动了政治民主化，但其货币政策却没有得到反思，政府还是用福利来收买民众，政府支出依然很庞大。
1994年，在不受节制的政府支出下，比索大幅贬值，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也导致了革命制度党的下台。
1997年，反对党在国会选举中击败PRI，结束了其在立法机构的垄断地位。2000年，国家行动党(PAN)候选人福克斯(Vicente Fox)赢得总统选举，PRI长达71年的一党执政宣告终结。
多党执政下的市场化改革
新政党，其实并未改变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福克斯总统延续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基本方向，着力于通胀控制、财政平衡和结构性改革。
他的政府削减了公共支出，推动税制、能源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同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墨西哥的经济。
2006年，同为国家行动党成员的卡尔德隆继任总统。他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是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与所有的政府一样，在危机下，墨西哥政府又重回扩张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老路，表面看，墨西哥经济于2010年开始复苏，但增速远低于危机前水平了。
2012年，革命制度党重新赢得总统选举，培尼亚·涅托成为新任总统。
上任伊始就推出了全面的结构性改革方案，涉及教育、电信、能源等关键领域，旨在提振经济增长潜力。其中，能源改革备受瞩目。
政府修宪结束了国家对油气资源的垄断，向私人投资开放油气勘探开采，以期提高石油工业竞争力。
这一个阶段，虽然经历了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但自八十年代以来，墨西哥依然处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
但毒品战争问题，导致了社会治安的混乱，于是一个新的政党崛起了，他就是当下执政的国家复兴党。
国家复兴党的崛起
进入21世纪以来，墨西哥经济增长乏力，暴力犯罪频发，成为困扰民众的主要问题。
2006-2012年，墨西哥谋杀率从每10万人8.1件上升到21.5件，几乎翻了两番。对许多民众而言，主要政党未能兑现改善民生、维护治安的承诺，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
其次，既有政党的腐败问题严重削弱了公众信任。长期一党专政的革命制度党素有腐败问题，即便在政党轮替后，情况也未见明显改观。
据透明国际组织，墨西哥清廉指数在2014年位列全球第135位，在拉美国家中垫底。腐败问题加剧了民众对建制派政党的不信任，为反建制力量创造了机会。
民间舆论开始了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反思。
反思的要点是：改革的成果分配不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未见明显改善。
推动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在自由化改革中受损的中小企业主，他们说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虽然促进了外贸增长，但也对国内农业和中小企业产生了不利冲击。
重新崛起的左翼政客奥夫拉多尔就曾将其描述为"掠夺性的经济模式"。
这就是秦晖的血汗工厂、低人权优势墨西哥版本。
2018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夫拉多尔以反腐败、缩小贫富差距为主要诉求，获得广泛支持。
他在"捍卫国家石油主权"、"提高最低工资"等议题上的立场，迎合了底层选民的期待。
同时，奥夫拉多尔积极与工会、社会组织结盟，拓展了支持基础。最终，奥夫拉多尔以53%的得票率获胜，成为第一位左翼总统，打破了PRI和PAN的执政垄断。国家复兴党也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众议院过半席位，为推进改革扫清了障碍。
奥夫拉多尔上台后启动了多项社会福利计划，包括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为贫困家庭中的在校生提供助学金等。同时，政府还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奥夫拉多尔持批评原来的国有油田私有化，认为这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执政后，马上叫停了新的石油区块招标，提出要加强国有石油公司的投资力度，巩固其市场主导地位。
在电力领域，奥夫拉多尔也推动修法，要求国家电力公司CFE优先获得电网输电权，引发了私营发电商的不满。
再次，在基础设施领域，新政府重启了一系列公共投资项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玛雅铁路"(Tren Maya)项目，规划修建连接墨西哥东南部五个州的铁路网，总投资额超过60亿美元。
项目旨在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促进旅游业发展。尽管这些项目因可能影响环境、侵占原住民土地等问题受到批评，但体现了MORENA试图以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诉求。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MORENA强调维护经济主权，但也保持了基本开放立场。奥夫拉多尔曾批评NAFTA损害了墨西哥利益，但执政后并未寻求退出或大幅修改协定。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国家角色的演变清晰可见。从早期的国家主导工业化，到20世纪后期的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再到新世纪的"政府主导"的重新崛起，墨西哥经济体制变革反映了执政党经济观念的更迭，也映射出整个拉美地区发展模式的演进轨迹。
这样的历史，其实在整个拉丁美洲反复上演，你难道不熟悉吗？
一曲悲歌唱拉美，自由主义得看米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