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不能成为免死金牌

原创漫天雪798 漫天霹雳Plus

这个案件，杀人犯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我们等待权威鉴定机构的意见。

案件的具体情况，本文不讨论，只想借此进行一个侵权与惩罚理论的学理探讨。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杀人了，能不能因此免责？

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一种观念，精神病患者在患病期间发生的行为，不负法律责任；就像未成年人犯罪不负法律责任一样。无论如何，这种规定客观上鼓励了未成年人犯罪，让其逃脱了应有惩罚——“让我们赶在18岁之前，抓紧犯罪吧”；而精神病人，更是得到了免死金牌。在一个垄断性的司法体制下，受害者由此处于求偿无门、欲哭无泪的境地。

当今世界，被白左“文明人”观念裹挟，已经到了是非和善恶不分的程度，他们同情侵犯者，却从不同情受害者，体谅精神病，却不体谅无辜的受害者，对犯罪分子讲人道，对受害者却不讲人道。

知识分子甚至把自己当成了“超级朱元璋”，要给全世界所有人发放一张“免死铁券”，这就是所谓的废除死刑。他们要替所有受害者做主，推动立法和司法实践变革、强制受害者必须原谅施暴者，不准他们对等惩罚，并由受害者纳税，将伤害他们的人关进豪华监狱供养至死。我实在不知道，这到底文明和人道在哪里？

一个基本的认知是，任何时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基本的自然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符合正义的准则。若改变这个自然的公正行为准则，那么需要思考的不是真正合乎伦理的法律出什么问题了，而是要思考人为的立法出了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论述基础，一个自由社会，对侵犯者的惩罚，本质上是受害者的权利。对侵犯者的行为定性，是市场化竞争性司法的职能。在司法认定侵犯行为后，受害者（及其家属）有权亲自惩罚，有权选择市场化的专业惩罚机构代他去惩罚，也有权选择惩罚方式。而不是当今世界，由垄断性的司法机构来定性并决定如何惩罚，这实际上已经漠视了受害者的权利。

基于以上，应当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便按照同态复仇的观念，杀掉这个精神病，受害者已经死亡这个事实也已经不可逆转。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还不允许受害者及家属报复，那就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哪怕杀人犯是个精神病，也不能因此而免责，他在杀人时大脑是不是受到控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造成了受害者死亡的后果，那么他作为一个人，就必须接受惩罚。

受害者家属现在就是想杀掉他，侵犯者要为自己的侵犯行为举证，即为什么自己可以不受惩罚？

如果是一个精神状态正常的人，那么他无法为自己杀人提供辩护。杀人，就通过行动证明你认为杀人是正当的，当杀人犯这时候说杀人不正当，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不应当被杀时，他自相矛盾了，并且已经认罪了。因此他被“禁止反言”，不得拒绝被惩罚，必须接受被杀的结果。

你说你当时行为不受控制，这个辩护其实很脆弱。因为你不受控制，不是受害者去死的理由。如果受害者当时有能力，可以直接干掉你，你已经死了。你可以以自己当时有病哀求原谅，然而原谅与否的权利，是受害者的。不能说，你哀求了，我就必须原谅你，你有病，不是我为你承担责任的理由。

如果他还继续处于精神分裂状态，认为杀人是对的，那么他更没有理由反驳别人杀死他。这个时候，他其实就不是人，就应当像攻击人类的野兽一样被消灭。

总而言之，杀人者死。

对侵犯者实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才是真正文明的象征，才是最有利于受害者的安排。

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受害者永远是受害者，他们的受害，是侵犯者引发的，不是受害者想要的，对侵害者实施惩罚，是侵害者应得的。一切都应当以满足受害者的要求为基准，因为过错并不是受害者造成的。

怎么补偿受害者，才是一切侵权案件要始终围绕的核心。而不是所谓“社会效果”、“威慑犯罪”。因为“社会”并没有受害，受害的是受害者；惩罚的目的，就是让侵犯者付出代价，补偿受害者，而不是所谓威慑。法律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威慑民众，而是为了定分止争，让权利各归其位。法律不应当像个怪兽，吓得所有人战战兢兢，而应当像空气一样平常而自然，符合人类生存常识，它不过是人际规则的抽象化表达。如果法律总是要威慑，人们每一步行动都要查阅法律是否允许，那就是一座巨型环形监狱。

那么理所应当地，受害者有权选择。他可以选择惩罚，也可以选择不惩罚，即原谅——假如他是一个彻底而坚决的和平主义者的话。他当然也可以在各种惩罚手段中进行选择，即可以杀死侵犯者，也可以采取金钱求偿等方式。

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由侵犯者承担。道理也很清楚，这一切都不是受害者引发的，而是侵害者自己引发的，那么他必须为此承担这种不确定性的后果。

如果不允许受害者选择惩罚的方式，同样是对受害者权利的剥夺，也是对他的二次伤害。

比方说，一个强奸案的受害者，按照同态复仇，那就必须让他强奸一下侵犯者，或者让市场化的专业惩罚机构来对其实施强奸。但是这显然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选择惩罚方式的权利就至关重要。她可以割掉强奸犯的鸡鸡，也可以以割掉鸡鸡相威胁，要求更多的赔偿。再次强调：即便赔偿的金钱数额很大，也不一定能弥补受害者的心灵创伤。伤害，已经切实发生，任何事后补救，也只是事后的，并不能真的恢复原状。

对侵害者实施惩罚的权利，也能够更加合理地确定赔偿的数额，达到事后双赢的结果，而不是被垄断性司法机构确定一个“客观的数额”，可能根本就无法弥补受害者的伤痛。

受害者这时候可以行使其全部或者部分惩罚权，以此为条件要求更合乎自己心理损失的赔偿额度。侵害者只有在满足了受害者的要求后，才能免于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你砍掉了我一只手，我现在按照对等和加倍的原则，要砍掉你的双臂。好了，你这个恶劣的侵犯者，现在可以估值一下，你的双臂到底可以用多少钱来交换。

一个亿万富翁，由此就不会张狂地砍掉别人一只手后，按照司法“客观判决”甩给受害者100万美元了事，而是会拿出自己的全部或一半财产赔偿，以求得受害者的谅解，进而保全自己的两只手臂。

这对受害者是有利的。实际上，对于富豪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一亿财产，价值低于自己的两只手臂。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客观赔偿”造成的“亿万富豪问题”。

那些要“匡扶正义、绝不谅解”的旁观者，希望你们不要代表受害者发言，因为你不是受害者。如何惩罚，是受害者的权利，不是你的。受害者选择用一定的物质利益来免除惩罚，必然是对他最有利的安排，否则他就不会这样做。旁观者义愤填膺的正义感，是非常虚伪的，这不会改善受害者的处境，反而会恶化他的处境。

对于一个穷光蛋，受害者的惩罚权也能够最大限度地挽回对受害者的心理伤害。如果在一个客观的判决中，由于侵犯者是个穷光蛋，由此，即便司法判决了，他也没有能力支付受害者的赔偿金。这就是将受害者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那么在一个市场化的自由社会，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委托的惩罚机构，有权强制奴役侵犯者，这时，他的劳动成果归受害者所有，就能为受害者提供比原来更好的补偿，受害者的处境相比于以前，改善了；侵犯者还可以通过向亲朋好友借钱的方式，来赔偿受害者，换取自己的早日自由。如此，即便侵犯者身无分文，受害者也能得到补偿，这比垄断司法判决中让其逃脱惩罚，显然对受害者有利得多。

同样的，对于精神病，他杀人了，受害者家属完全可以杀掉他，用他的财产来赔偿自己。如果白左们真的同情精神病，那就他们出钱赔偿受害者，来换取精神病免于一死。如果他们根本就不出钱，却嚷嚷着精神病不承担刑事责任，那说明他们的同情完全是虚假的，他们其实并不在乎精神病的生死，只是在表演自己的同情心，进而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包括受害者在内的所有人头上而已。

如果精神病的监护人真的在乎他，那么同样，他们来出钱，来赔偿受害者，直至其满意为止。否则，就不要说自己以后严加管教这样的屁话，因为你连出钱都不愿意，怎么证明自己的在乎？你都不愿意为他的行为负责，你又如何监护？

无论如何，让一个精神病逃脱惩罚都不符合正义的产权理论和犯罪与惩罚理论。那么，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个精神病杀了人，然后把他关进税金资助的精神病院，让包括受害者在内的纳税人支付税金来规训他，那就更加不正义。谁要是说不应当杀，那就请他们自己出钱来建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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