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来早就应该是汽车消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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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实推理，通俗来说，就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后，在脑海中假设“如果当初没有……（或如果当初做了……），现在会怎样？”的思维过程。

它的核心公式是：“如果 X 没有发生，那么 Y 就不会发生”（但实际上 X 发生了，Y 也发生了）。

它探讨的是干预和改变过去某个条件所带来的因果效应，而不仅仅是看到相关。

我先来展示一个数据。

2008年，俄罗斯国民进口了50万辆日本汽车。

当年，俄罗斯千人拥有汽车量超过了200辆，而当年的中国，千人拥有汽车量是多少呢？38辆，不到俄罗斯的20%。

如果你只看到这个数据，你或许会认为，俄罗斯当年经济在突飞猛进，而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俄罗斯。

当然不是如此，俄罗斯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如中国，其实仅仅是因为俄罗斯在汽车问题上，在2008年之前，采取了开放的政策，俄罗斯当时大量以事实零关税的方式进口日本汽车。

从日本进口的汽车，主要是二手车为主。

各种长年限的日本汽车，被大量出口到了俄罗斯，最低价格，也就是一万多人民币，俄罗斯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台。

而俄罗斯本身是一个产油大国，其国内的能源消费，得到了政府大额补贴，俄罗斯又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便宜的油、便宜的二手车、出行的刚需，自然就刺激了大量的消费。

你看，俄罗斯在很多领域的对经济的干预多于中国，但是在二手车这个问题上，比中国开放得多，于是，哪怕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其国民消费汽车的能力也远超过中国。

为什么大量进口日本车，因为日本车便宜、省油、维修成本低，故障率低，哪怕是二三十万公里里程的二手车，依然可以稳定地再跑个十年八年。

整个东欧国家，老百姓都不缺车开，包括还在大搞计划经济的白俄罗斯。

其汽车保有量早就遥遥领先于中国，至今依然领先，原因就是因为普遍开放了零关税进口二手车，所以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他们国家的平均车龄都在十五年以上。

好了，有人就会说，开发达国家民众扔掉的二手车，有这么好吗？

汽车，是改变一个人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一种工业品。

中国人明明比俄罗斯人更有钱，更有生产力，更有消费能力，但因为限制了本国人自由购买外国二手车，导致中国人普及汽车的速度，远远不如生产力不如中国的俄罗斯，这就是消费者实质意义上的福祉损失。

其实早在九十年代，中国也曾经有大量很便宜的进口二手车，很多是走私进来的。

但走私这两个字就说明，中国通过了管制手段，不让国民进口二手车。

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支持当时以国企为主的国产车或合资车。

好了，现在这种支持，从表面上来看，有了结果，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终于有点样子啦，但是，损失是什么？

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消费者都得被迫购买质次价高的国产车、合资车和二手车。

如果我们和俄罗斯一样，自九十年代开始就允许二手车零关税进入中国，那么，以中国人总人口和实际生产能力，在2008年，中国进口的二手汽车可能会高达几百万辆。

中国农民可能早就家家有车了，毕竟 ，几千，万把块钱一台的日系二手车，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也就是几个月工资的事。

以下是2015年，中日同款二手车的价格。

由此，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么多年，中国消费者的福祉损失有多大了。

有了车，生活品质就不一样，事业选择也不一样。很多人的生活就会得以改变。

因此，中国当下汽车销量全球第一，中国汽车千人保有量在不断提升，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用反事实推理的思维来理解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本应该早早就地大量拥有汽车了。

是为了保护几个国字头的企业，而让所有的消费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即便如此，这几个国家头的企业，现在也几乎没有任何的创新能力。

越得得到保护越多的企业，越没有创新能力，这也不奇怪，因为既然躺着赚钱，何必要努力。

以上反事实推理的方式是在否定经验思维方式。

经验思维方式是，如果当下比过去有进步，那么就说明中间的手段就是正确的。但反事实推理会告诉你，如果这些手段能取消，那么，当下会远远比现实中的今天好N倍。

实践不能检验真理，中国汽车销售量的增长，不能说明中国长期执行的汽车关税政策，国产替代政策，产业保护政策，产业规划政策是对的。

反事实推理会告诉你，如果取消这些政策，今天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千人拥有汽车量，恐怕早已经是全球前列了。

开二手车又如何，对于中国很多普通人来说，先有车才是重要的。

经济学之特殊价值，恰在其对经验世界的不信任。这不是一种叛逆，而是一种科学上的审慎。

因为经验世界从未给过我们控制变量的机会。

我们永远无法回到1990年，命令中国政府取消汽车进口关税，然后观察2026年的中国汽车保有量。

这种无法重复实验的困境，使得经济学若仅依赖经验归纳，便与占星术无异。

实践不能检验真理，因为实践本身是历史，而历史无法被重复。

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个基本认识，人类行动不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如水在100摄氏度沸腾，可以在实验室中反复验证，条件可控，变量可分离。

但人类经济行动的本质是有目的的行动，每一个行动都内含个体的主观意图、预期与时间偏好。

一个关税政策的实施，不是物理实验中的加热操作，而是数百万消费者、企业家、官僚乃至走私者之间互动的结果。

这个结果一旦发生，便如流水般逝去，其因果链条绝不可能被抽离出来单独检验。

经验数据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即历史性判断；但它永远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必然发生，或，如果条件不同，会怎样，这属于起源性判断。

中国汽车出口量登顶全球，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但登顶这一事实，并不能验证高关税保护政策是正确的。

因为现实世界中没有两个中国，一个被保护，一个不被保护，供我们对照。

我们面对的唯一事实是，保护政策下的中国，如今出口量第一。

但这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性，没有保护政策的中国，可能早已实现人均汽车保有量的世界领先，且其出口并非今日这种依靠补贴与价格战的结构，而是一种更有机、技术积累更深厚、利润率更高的格局。

反事实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先验逻辑推理，而非历史想象的游戏。

其逻辑基础是人的行动学中的公理。

人有目的地在不同手段间选择，以达成其认为更优的状态。

基于这一公理，我们可以推导出，任何阻碍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手段，比如关税、配额、国产替代强制令都会扭曲价格信号，进而导致资源错配。

这是逻辑上的演绎，不依赖任何统计数据。反事实推理便是将这一先验逻辑代入具体历史情境，如果取消了关税，那么价格会更低，品种会更多，消费者会用脚投票，大量日本二手车会涌入。

这一推理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在现实中发生，而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人类行动学的基本逻辑，即人们在价格更低、质量更优时倾向于多买，在限制准入时倾向于少买。

许多人总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意味着我们要等政策实施后看效果。

但奥派会反问，效果”由谁定义？由什么标准衡量？如果标准是国产车产量，那保护政策当然有效，但如果标准是普通农民获得交通工具的时间与代价，那保护政策无疑是灾难。

这里没有客观的、超越个体偏好的实践结果来裁决。任何实践结果的解读，都必然带有理论预设。

你预设了产业发展优于当下消费，自然会认为出口第一是胜利；你预设了消费者主权至上，自然会看到这几十年的限制是对民众时间与自由的巨大剥夺。

反事实推理还能揭示一种无形损失，企业家精神的湮没。

这是任何统计数据都无法捕捉的。

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企业家在其中通过试错发现何种产品、何种价格、何种服务能满足消费者需求。

高关税与国产替代政策，相当于预先切断了这一发现过程的一半可能路径——外国二手车的供给被剔除出市场。

于是，中国企业家只能在被圈定的国产或合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创新，且这种创新往往是政策导向的而非消费者导向的。

反事实推理会告诉我们，如果允许自由进口，那么中国企业家会面临来自全球二手车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会迫使他们不是去争抢补贴，而是去发现如何以极低成本维修、改造、适配这些外国车，并在此过程中积累真正的技术经验。

日本、韩国的汽车工业早期，都曾大量进口并模仿欧美车辆，其自主创新恰恰是在充分开放中被逼出来的，而非在保护中喂养出来的。

最后，反事实推理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定数字，比如“如果不保护，2026年千人保有量一定是800辆，而是在于打破经验主义的自满。

它提醒我们，今天的一切数字上成就，其成本不仅是过去几十年的高车价，更是无数中国人推迟的出行自由、缩小的生活半径、减少的就业机会。

这些成本从未被计入GDP，也从未在销量第一的欢呼中被提及。

而经济学的人道主义精神，恰恰在于坚持站在消费者，那个具体的人的立场上，用反事实推理去让人看清保护政策下的真正损失。

最近牛肉关税配额针对澳洲生效，澳洲牛肉进口到中国来，将要承受高关税，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养牛户。

中国吃水产品、吃水果、吃蔬菜，都在全球是领先的，但是牛肉却长期远远低于大部分其他国家，其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导致的。

看到的是少数养牛户的低效率生产得以保护下来，但代价是十几亿中国人始终将牛肉当作奢侈品，而少吃牛肉。

牛肉是优质蛋白，在补充铁锌上优于猪肉。

如果吃得少，影响最大的是三类群体，第一类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对蛋白质、铁、锌等营养素需求高，缺乏会直接影响身体和智力发育，第二类是育龄期女性及孕妇，因生理期失血和胎儿需求，是缺铁性贫血的高危人群，第三类是老年人，消化吸收能力下降，更需要优质蛋白来预防肌肉衰减。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老年人中，吃牛肉的人群在蛋白质、钙、锌、维生素B12等多种营养素的摄入上，显著高于不吃牛肉的人群。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住户调查数据，2023年我国居民人均牛肉实际餐桌消费量仅3.1千克，2024年小幅增长至3.3至3.6千克，仅占居民肉类消费的极小比例，国内居民肉食消费仍以猪肉为主。

而包含国产、进口全渠道的全社会表观供给口径，2024年我国牛肉总供给约1066.5万吨，折算人均约7.6千克，该数值包含餐饮、加工及损耗等，并非居民实际食用量。

从横向对比来看，FAO数据显示全球人均牛肉消费均值稳定在8.8至9千克，我国无论哪种口径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悬殊，2023至2024年阿根廷人均牛肉消费约46.8千克、乌拉圭44.8千克、巴西39.1千克，即便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人均消费量也远超我国。

90年代国内价格略低于国际，价格接轨全球；2010年后彻底逆转，中国牛肉长期高于国际价格，普遍都要高三十元人民币一公斤，2018—2022年价差达到历史峰值，差价接近四十元一公斤；2023年后价差小幅收缩，但国产牛肉价格仍大幅高于南美、澳洲主流国际牛肉价格。

你看，这么多年来，明明世界上有便宜的牛肉，但就是因为保护主义，导致了多少人的健康损失？

如果再叠加资本管制下的汇率低估，那损失就更大了。

是养牛户的收入重要，还是中国几亿儿童的身体重要呢？

难道我们要学韩国日本、宁愿本国人民吃不起牛肉、吃不起大米，都要保护那些农民的垄断利益吗？

这种健康损失，能通过经验的方式判断出来吗？不能。

所以，当我们说实践不能检验真理时，并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而是一种理论上的诚实。

过去的实践已经一去不返，未来的实践又会加入无数新变量，

我们永远无法通过看结果来确证某一政策的对错。唯一可凭靠的，是在逻辑上站得住脚的人类行动理论。

反事实推理，正是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历史中，让我们在喧嚣的数据背后，听见那个被压抑了的、本可能更富足世界的世界真相。